1億中國人在慢性疼痛，為何寧願忍痛也不去疼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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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八點健聞，作者｜毛曉瓊，編輯 | 王晨
國內疼痛科起步晚，在傳統醫學理念中可有可無；患者固有「忍一忍」的習慣，科普宣傳不到位，使得疼痛科很難發展起來。
在鄭擁軍的職業生涯里，有兩件往事不忍回首。
第一件事發生在2010年，他在上海仁濟醫院疼痛科坐診，一個60多歲的對越自衛反擊戰老兵，典型的帶狀皰疹後神經痛，在家忍了10多年，最後疼到整夜在床上打滾，子女實在看不下去，找到了鄭擁軍。診斷明確後，他給老人定了若干種治療方案，包括藥物、小針刀、微創手術等等。第一個方案做下來，沒有起效，正當他打算升級到第二步的時候，卻聽聞老人在家上吊自盡了。
第二件則更近一些。2016年，已經是華東醫院疼痛科主任的鄭擁軍，收治了一個40多歲的美籍華人，偏頭痛10多年，看遍了各大醫院的神經科都不見好轉。早已經見慣了這類病例的鄭擁軍信心十足，他先是做了一次微創治療，病人感覺略有起色。就在他準備聯合神經外科的醫生，再實施一次更徹底的微創手術時，這個病人從家中一躍而下，跳樓身亡。
「就好比是我請你吃大餐，才剛上了一道開胃菜，你就不打算吃了。」鄭擁軍遺憾地形容道。儘管他也明白，這些病人已經煎熬太久，遲早都會有崩不住的一天。
在現代醫學理論中，這些人有一個統一的稱號：慢性疼痛患者。這是一個尚無清晰定論的概念，一般認為，如果某種疼痛持續了三個月以上的時間沒有好轉，即可被稱為「慢性疼痛」。最常見的慢性疼痛有：頸肩腰腿痛、帶狀皰疹後神經痛、三叉神經痛以及癌症疼痛等等。這類疼痛並不主訴於某個器官，在相關疾病被治癒後，它們依然如幽靈般存在。
慢性疼痛患者常常伴隨自殺風險。2018年9月，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研究人員發布了新收集的數據。從2003年到2014年，研究人員發現有12萬3千餘人的自殺人群中，有9%的人曾與慢性疼痛作鬥爭。
基於這樣的認知，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提出，「慢性疼痛本身就是一類疾病」。2006年，包括韓濟生在內的18位院士聯名上書中央，呼籲在國內成立疼痛科。2007年7月16日，衛生部下發227號文件，宣布在二級以上的醫療機構增設疼痛科，也由此拉開了疼痛學科在中國艱澀生長的序幕。
根據相關資料顯示，到2017年底，中國慢性疼痛病人數量已經超過1億人，但龐大的病人群體並沒有換來疼痛學科的快速發展。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全國三甲醫院中，開設疼痛科的比例不到一半，二級醫院更是不到10%，多數醫院只是象徵性地開設了疼痛門診，由麻醉科醫生和骨科醫生輪流坐診，最常用的手段是開止痛藥。
這也成了過去12年，中國醫療衛生領域少見的怪象之一：有病人，有政策，為什麼疼痛科就是起不來？
在傳統醫學理念中可有可無的疼痛科
中午11點，上海延安西路旁的華東醫院特需門診大樓里，疼痛科主任鄭擁軍正在向病人交待病情。這是今天上午接診的第16個病人，一個30歲出頭的壯碩男子，主訴癥狀為肩頸疼痛，每天晚上發作，已經連著半個多月沒有睡好覺了，一對濃重的黑眼圈，和熊貓似的掛在臉上。
「根據片子來看，基本判斷為肌筋膜炎。簡單來說，就是你肌肉外面那層膜包得太緊了，導致裡面的血液循環變慢，外面的血進不去，裡面的垃圾出不來，產生了炎症，所以你會覺得疼。」
一番解釋之後，鄭擁軍給出了治療方案——通過微創介入手段，把肌肉外面那層膜鬆開，手術每隔半個月做一次，連做三次之後，疼痛癥狀就會完全消失。聽到這裡，男子趕忙站起身來，連連鞠躬道謝。
「說真的，我之前已經看了好幾家醫院的骨科了，他們都說骨頭上沒問題，就把我打發走了。有一個醫生看我可憐，建議我來您這兒來試試，沒想到還真找對人了。」病人說著說著，眼淚開始在眼眶裡打轉，看得出來，是動了真感情。
這天上午，鄭擁軍的門診到11點40分才結束，總共看了19位患者，絕大多數和上述男子一樣，是別的醫生介紹來的「疑難雜症」，對於這種情況，鄭擁軍早已經司空見慣。「到我這兒來的病人，大多是其它地方都轉過一圈了，對治療效果還是不滿意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我自己對疼痛科的定位，就是做好其它科室的後備和幫手。」
鄭擁軍說，以骨科為例。骨科醫生的常用武器就是開刀，做關節置換手術。但事實上，絕大多數關節痛的病人都達不到開刀的臨床指征。即便達到了，很多人考慮到風險，也會抗拒手術，尤其是上了年紀的老人。所以，這些人的疼痛，在骨科醫生那兒得不到解決。這個時候，骨科醫生就會把醫生推薦到疼痛科。
「我們大致有四種治療方案，按照病情從輕到重，依次採用藥物理療、微創介入、神經調控和微創手術，都是風險很小的，你像微創手術，做完2個小時，病人就可以下地了，效果也不錯。」鄭擁軍告訴八點健聞，「其它科室更看重大手術，對於他們來說，一台手術做得好不好，是評價這個科室牛不牛的最重要指標，但我們疼痛科不一樣，我們的終極目標，就是幫病人消除疼痛。」
儘管聽上去充滿了人文關懷，但極少會有一家公立醫院會把疼痛科作為核心學科來發展。一位從事了10年疼痛研究的專家告訴八點健聞，說到底，就連很多大醫院的院長也覺得疼痛科可有可無。「他們認為疼痛科是一個輔助科室，最大的作用是幫病人緩解疼痛，而不是治癒某種疾病，所以發展空間和意義都不大。」
「有點像幫別的科室擦屁股的意思。」上述人士補充道。
對此，亞洲慢性病協會副理事長、上海九悅醫療集團董事長郭躍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他看來，做好人文關懷，是「把病看好」的升級版，也是設立疼痛科的最大意義。「我們過去都是按照發病部位來設立科室，最終的目的是把病治好。但疼痛科不一樣，它遵從的是另一套邏輯，它關注人的感受，這是我覺得醫學進步到今天，更應該去努力的方向。」
「忍一忍」的理念成為疼痛患者就醫阻礙
對於「疼痛科」的定位，深諳其道的院長們會依據各自醫院的辦醫特色，給予不同的眼光和考量。但對於缺乏醫學常識的老百姓來說，「疼痛科」這三個字，的確是顯得寬泛了些。
記者對杭州某三甲醫院的近一百名挂號市民做了一次樣本調查，其中超過9成的人表示沒有聽說過「疼痛科」的存在，一位十分健談的大媽甚至反問道，「來醫院的人哪個不痛的啦，照你這麼說起來，是不是所有人都應該先掛個疼痛科？」
在郭躍看來，這位大媽的吐槽其實不失為一種辦法。「我們有個專家曾經提過一個這麼概念，叫『疼痛超市』，就是你任何一個病人走進來，我都能判斷你的疼痛原因是什麼。如果在我疼痛科這一畝三分地的範圍內，我給你治。如果不是，我給你轉到相應的科室。」
但在實際的操作中，由於病人有很強的就醫路徑依賴，疼痛科並不能發揮諸如此類的導診作用，相反，多數疼痛科室都面臨「病人少，科室小」的尷尬。
華東醫院疼痛科設立於2014年，經過5年發展，年門診量接近2萬人次，儘管這個數字每年都在以50%的速度往上翻，但占整個醫院的門診比例，始終不超過百分之一。「我現在的主要職責就是遊走於各大平台、電台、電視台、報紙、還有社區的科普宣傳。」鄭擁軍自嘲道。
科普宣傳有兩方面，一是普及疼痛科能做什麼；第二點更為關鍵，有疼痛要及時就醫。根據世界疼痛組織2017年的一份報告，在中國1億名慢性疼痛病人中，大概只有28%的人會及時採取行動，多數人對此的態度是「忍一忍，忍一忍就過去了。」
「你去西方發達國家看過就知道，他們的藥店里最常見的就是止痛藥，醫院裡收入最高的是疼痛科醫生。而我們呢，從小被灌輸的理念就是要吃苦耐勞，這就導致國內這1億人的慢性疼痛市場一直無法打開。」一位對疼痛醫療頗有興趣的投資人告訴記者。
鄭擁軍就見過不少忍耐疼痛的高手。最能忍的一個40多歲的女性工作狂，椎間盤突出，不願意接受骨科手術，也承受不了藥物的副作用，「你知道她晚上怎麼睡覺的嗎？跪著……」說起這個病人，鄭擁軍都有點哭笑不得，「後來她老公找到我，我給她做了一個椎間孔鏡手術，用一個7毫米的針孔穿刺，找到壓迫神經的點位，用鉗子把突出的部分摘掉，馬上就好了。」
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這麼好運。醫學上有一個詞叫做「痛覺敏化」，專門用來解釋「忍受疼痛」所要付出的代價。簡單來理解就是，當我們的大腦被痛覺長期刺激之後，神經會不斷強化這種不好的記憶，大概在3到6個月的鞏固以後，大腦中樞神經對疼痛的反應機制會被完全改變，這時候的疼痛將不再依賴於外界的信號刺激，而是自發在大腦中循環。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壞肢病人，在截肢以後，仍然會有強烈痛感的原因。
「我們一直有一個觀點，叫做『拒絕做疼痛忍者』。有痛不能忍，有痛要早治，有痛要找因。」鄭擁軍向記者強調道。
疼痛科能否給患者解決問題？
在任何一個市場行為中，都存在供需雙方的博弈。從這個角度來說，單單強調患者的就醫意識或許有失公允，我們也必須正視另一個更為隱秘的話題：中國疼痛醫學的發展是否能給患者帶來滿意的就診體驗。
郭躍的另一個身份是一家醫療投資公司的董事長，幾年前，他就察覺到慢性疼痛管理的巨大市場，並在全國做了投資布局。他曾在自己投資的一家醫院裡，力主開設疼痛科，並從上海請來知名專家坐診，起初效果還算不錯，疼痛科室的門診病人數量一度達到該院門診總量的20%以上，但很快數字就回落下來，他認為是老百姓對治療效果不夠滿意。
「事實上，你可以看到，慢性疼痛的市場在下面的基層醫院還是很大的，尤其是現在生活水平提高了，老百姓對於疼痛的耐受性在降低，如果看得到這個趨勢，我們下一步就應該把精力集中在對疼痛醫學的攻關上。」郭躍告訴八點健聞。
從全球範圍來看，中國的疼痛醫學研究確實落後。早在1963年，世界上第一個疼痛科在美國西雅圖建立，此後陸續傳遍歐洲、日本等地。相比於這些發達國家，中國的疼痛醫學的起步整整晚了40年。
況且，疼痛醫學的複雜性在業內得到公認。它不像其它科室那樣，可以細分出幾十種或者上百種病種，並且輔之以對應的臨床路徑。疼痛是一種感受，可以由各種各種的原因疊加構成，這也意味著它可能橫跨各種各樣的學科，這對任何一個專科醫生來說都是極大的挑戰。
目前，國內的疼痛科基本是以多學科混編戰隊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北京醫院是我國最早開展疼痛醫學研究的三甲醫院，因為老年病人眾多，醫院在慢性疼痛的治療水平上也走得比較靠前。北京大學疼痛科總共有4名醫生，分別來自康復科、麻醉科、神經科和血液科，並且都是高年資的副主任以上級醫師。北京醫院疼痛科主任趙英告訴八點健聞，即便如此，形形色色的臨床病例還是時常會突破他們的知識邊界。
「我們有相當大比例的老年病人，頭痛的，腰痛的，膝關節痛的，我們給他們用止痛的葯，效果並不是特別明顯。後來我們發現給他們開一些抗抑鬱、抗焦慮的葯，反而效果很好。這就說明，疼痛還和人的精神有關，這又是一個更難破解的領域，也對我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趙英說道。
趙英建議，從建立專科體系的角度出發，還是應該考慮借鑒康復科的發展路線，首先在大學本科增設疼痛專業，再一以貫之地延續到研究生和博士甚至博士後階段。
「現在國內疼痛科發展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缺少一個專科培養的體系，我們得搞清楚，一個優秀的疼痛科醫生需要掌握哪些能力。據我了解，現在教育部的醫學本科大綱里，大概只有4-6學時的疼痛課程，還是選修的，這遠遠不足以支撐任何一個醫學生在畢業後直接進入疼痛科，在這方面，我們應該做更多的工作。」趙英介紹。
但無論如何，接受八點健聞的採訪者無一不對疼痛科的發展報以美好的願景——人口老齡化和消費升級這兩條主線不可逆轉，慢性疼痛終將是一個廣闊無比的舞台。
「我們才12歲，只是一個小學生，不要急，路漫漫其修遠兮，時間還長著呢。」丟下這句話後，鄭擁軍又匆匆趕往了下一台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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