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懼風險，不負少年游

俗話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前年讀《吳冠中自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杭州藝專內遷的那段經歷讓我艷羨。

當時，多數學生跟學校乘船坐車走，李霖燦等幾位勇敢的學生則效法徐霞客，徒步進入雲南，途中還給其他同學寄明信片，敘述當地風土人情，並配有玉龍雪山的鋼筆插畫。李霖燦後來以少數民族文學專家的身份進入了「中央研究院」，其他藝專同學雖沒有他的經歷傳奇，但也被濃郁的生活氣息浸染，開啟了新的審美觀。

基於對少年遊歷的美好印象，今年6月一位朋友說起他在做遊學項目時，我立刻興奮地表示贊同。朋友卻犯愁：「你不知道，現在抓安全抓得緊，學校怕出事，連春遊都少了，遊學風險更大，很多學校都是寧願保守不願冒險。」

讓人欣慰的是，近日看到新聞，山西朔州市某中學的班主任、地理老師蘭會雲帶著11名高中畢業生，從朔州一路騎行到上海。這一壯舉被眾網友力挺：「這是孩子最好的成年禮。很感動，為老師點贊。」

很多學校做不到的事，為什麼蘭老師以一己之力卻能做到？風險社會學告訴我們：對風險的爭論，常常是對風險管理制度的可信度的爭論，而不是對實際風險水平的爭論。「公眾最想確保的是這些決策都是公平的，是對公共安全以及福利高度負責的。」（卡斯帕森《風險的社會視野》）

這件事有沒有風險？當然有，但這風險並不比平日里孩子自己出遊或者父母帶孩子出遊更大，關鍵還是「你帶我孩子出去要跟我自己帶孩子出去一樣可靠」。

為了這次騎行，蘭老師提前幾個月就開始做準備：每逢周末開車勘查線路，給學生買了三份短期意外險，準備了很多應急葯，又從網上下載視頻，學習骨折急救和心肺復甦術，教孩子們騎行手語……此外，他還與學生家長簽訂了免責協議。這是一種成熟、負責任的風險分擔的做法。

與之相對的是，當下中國很多中小學的校領導怕出問題影響前途，乾脆以「安全」為名取消學生出遊，「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這是一種典型的「官僚式負責」。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認為：「由於該部門政治家行為的靈活性與他們的自利動機的強刺激性，使得他們的行為實際上不是傾向於為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服務，而是依據自己獲得的信息和個人效用最大化原則來決策。」為什麼德國投降後日本還負隅頑抗，日本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認為，這是因為日本政界高層沒有人願意對戰敗負責。

當然，蘭老師目前也只是獲得小部分家長的支持，學校出面組織則要獲得絕大部分家長的「免責協議」，無疑難度更大，這就需要做更多的溝通與合理分擔風險的工作。

有教師在網上分享了美國學者托賓《重返三種文化中的幼兒園》一書里的觀點。這是托賓等在2002年（第一次是1987年）再一次開展的對中國、美國和日本學前教育的跨文化研究。中國教師對日本教師「放任」學生的危險舉動和衝突行為感到吃驚，日本教師解釋說：教師在避免風險的同時，孩子也失去了在風險、衝突中學習的機會。

如何形成合理的風險分擔機制、有效降低風險，而不是一刀切地迴避風險，蘭老師帶學生騎行的示範效應、媒體的報道、公眾的討論正當其時。但願類似的「風險溝通」越來越多，尤其希望教育管理部門也加入進來。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