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丹政變將使非洲之角走向何方？

這是非洲之角一個時代的結束。執政三十年後，蘇丹鐵腕領袖巴希爾於4月份下台。大規模的反政府抗議活動爆發，蘇丹軍方於6月3日的鎮壓中殺死了100多名抗議者。但作為與主要反對派「自由和變革力量」（Forcesof FreedomandChange）暫時權力共享協議的一部分，過渡軍委會也承諾協助過渡到民政府。

2019年7月，蘇丹示威者在喀土穆的一次集會上揮旗悼念陣亡的抗議者，來源：路透社

在蘇丹發生劇變的同時，衣索比亞改革派總理阿比·艾哈邁德正在國內大幅擴大其政治版圖，並與種族暴力事件激增作鬥爭。加之厄利垂亞和其他地方的動亂，蘇丹和衣索比亞的歷史性轉變可能會改變非洲之角未來幾十年的軌跡。現在該地區面臨的問題是下個時代將帶來什麼——它是否會在國家主權和集體安全的共同基礎上迎來一個新的，更民主的秩序？還是一個對受制於域外權力的封閉、專制秩序？蘇丹尤甚，它是重塑區域秩序這場更廣泛鬥爭的縮影，也是其結果的可能先兆。這場鬥爭的一方是由非洲聯盟和一個重要的東非區域集團，另一方是位於波斯灣富油的君主制國家。

對立的願景

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通過武裝該地區的獨裁者來爭奪統治地位，自冷戰結束之日起非洲之角一直是獨裁統治的天下。非洲大部分地區在20世紀90年代轉變為競爭性的政治體系，但非洲之角並非如此——新一代獨裁者鞏固了權力。1989年，巴希爾領導了一支推翻蘇丹當選政府的軍事伊斯蘭陰謀集團。此後不久，游擊隊領導人控制了衣索比亞和鄰國。起初，美國幾乎沒有阻止新一代獨裁者的崛起。但在「9·11」恐怖襲擊之後，為打擊恐怖主義美國開始援助支持他們。主導該地區的美蘇兩國推動了專制主義意識形態的穩定，但他們只提供了專制主義。他們天生就沒有安全感和具軍國主義傾向，從一場區域危機到另一場區域危機無休止地爭執和鎮壓。

巴希爾，圖片來源：路透社

過去三年間舊秩序的大廈正在瓦解。一位有改革熱情的總理在衣索比亞掀起了一場民眾抗議活動，在那裡他釋放了數千名政治犯，改善了媒體自由，並結束了與鄰國厄利垂亞長達20年的不和。雖然蘇丹的類似起義使這個地區在位時間最長的獨裁者倒台，但何種政權將取代他尚無定論。該地區面積最廣、國力最強、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兩個國家的政治轉型將對厄利垂亞，吉布地和南蘇丹造成複雜深刻的影響，這些地區迫在眉睫的繼承危機以及其他壓力正在使專制政權面臨挑戰。外力轉移伴隨著並引起了非洲之角的改變。在美國總統奧巴馬和特朗普的領導下，美國的影響已在非洲擴散，尤其是在非洲之角以及紅海和亞丁灣的附近水道。華盛頓的競爭對手和自信的新盟友已經加入了這一競爭，他們每個人都渴望在關鍵的海上地區開闢立足點。俄羅斯，土耳其，甚至是歐盟都已入局。但最難對付的競爭對手來自中東的中間勢力：沙烏地阿拉伯和阿聯酋。

2015年阿聯酋在厄利垂亞建立了一個軍事基地，沙特—阿聯酋聯盟從這裡向葉門發動戰爭，它們通常依靠蘇丹軍隊和准軍事人員進行地面行動。阿聯酋現在正在索馬利亞的伯貝拉港建立第二個軍事基地，而沙特正計劃在鄰近的吉布地建立自己的軍事設施。兩國還擴大了與非洲之角的商業聯繫，並向蘇丹和衣索比亞注入了大量現金。這些舉措的一個主要目標是使非洲之角國家與沙特-阿聯酋聯盟共同對抗伊朗、卡達和土耳其。為此，利雅得和阿布扎比認為保護該地區的專制政權很有用，因為海灣國家的利益並不總是符合非洲之角的民意。例如在蘇丹，政府支持沙特—阿聯酋聯盟對葉門的干預，然而此舉受到蘇丹政界的批評。

非洲之角兩個最重要的領導者已悄然但執著地反對該地區新興的海灣主導秩序。非洲聯盟及東非政府間發展管理組織（IGAD）尋求構建基於非洲國家主權和集體安全的區域秩序。雖然正如其中許多專制領導人所表現出的那樣，這些機構內部對民主的承諾仍然無力，但這些組織確實遠比海灣國家的領導人更接受憲政治理和政治上的平民至上。

一方面，海灣國家和非洲領導的組織近年來一直尋求將其對立的願景正式化。就在去年12月，沙特舉辦了一個紅海論壇，其中包括所有非洲之角沿海國家以及沙烏地阿拉伯，葉門，埃及和約旦。論壇將組織部長級的工作組，以便在國防，情報收集，經濟合作和環境政策等領域協調整個地區的政策。兩年多來，非洲聯盟和IGAD還尋求促進包括海灣干預主義在內的非洲之角和紅海相關問題的對話與合作。非洲聯盟擴大了其蘇丹和南蘇丹問題特別小組的任務範圍，以表達對共同應對紅海和亞丁灣問題的強烈贊同，並於4月成立了一個工作組開始著手制定解決方案。

蘇丹的鬥爭

蘇丹的戰線已經拉開。利雅得和阿布扎比支持執政的TMC，以獲得政變後政府的政治和軍事支持。（埃及和厄利垂亞是沙特-阿聯酋聯盟的兩個重要非洲盟國，它們與蘇丹有長距離的共同邊界，並且採取了類似的立場）。

過渡軍委會的領導人阿卜杜勒·法塔赫·阿爾布爾汗（Abdel Fattah al-Burhan）和穆罕默德·哈姆丹·達加洛（Mohamed Hamdan Dagalo，也稱Hemedti）指揮在葉門的蘇丹軍隊且與沙特和阿聯酋有著長期的聯繫。事實上，兩個海灣君主制國家鼓勵將軍推翻巴希爾。

由於巴希爾與卡達和土耳其的曖昧關係及其伊斯蘭主義傾向，他們認為他並不可靠。在巴希爾下台後，他們立即向過渡軍委會提供了30億美元的援助，而阿聯酋似乎已經向達加洛提供了使用阿聯酋裝甲的快速支援部隊。儘管在6月初達加洛的軍隊屠殺平民抗議者之後，他們已經重振了公眾對過渡軍委會的支持，但阿布扎比和利雅得繼續為蘇丹將軍提供政治掩護，因為他們正在為掌控過渡局面而戰。

IGAD和非洲聯盟站在蘇丹民主運動這邊，並致力於讓過渡軍委會放棄權力給過渡民政府。這些非洲主導組織的舉措有時候是無計劃的、不協調的，但這些組織的立場是明確的。非洲聯盟強大的和平與安全委員會最初在4月中旬要求蘇丹軍隊在推翻巴希爾的15天內向民政府讓渡權力。大約一周後，它將寬限期延長至三個月。但在抗議者遭到屠殺之後，該委員會就暫停了過渡軍委會的非洲聯盟成員資格，並威脅說，如果在本月底之前沒有就人民主導的過渡達成協議的話，將會實施進一步的制裁。衣索比亞總理隨後試圖就人民主導的過渡協議進行協商。儘管協議仍然脆弱，但和平與安全理事會似乎已準備好在重啟蘇丹加入非洲聯盟之前監督其執行情況。

在蘇丹發生的事情很可能決定未來十年或更長時間裡非洲之角的未來。如果過渡軍委會掌權，利雅得和阿布扎比不僅將獲得一個重要的政治和軍事盟友，還能將自己定位為地區造王者，將他們外交政策中的優先事宜強加給非洲之角國家並阻止其民主過渡。但是，如果非洲聯盟和IGAD能夠帶領蘇丹民政府的過渡，他們將為一個非常不同的區域秩序奠定基礎，這將帶來和平，發展和負責的政府。

註：本文編譯自《外交事務》網站2019年7月19日評論文章，編譯：向炳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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