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貨幣史之宋代礦冶業與貨幣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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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借鑒,技術前沿,社會與組織變革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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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部影片《知否》,再現了宋代(宋朝(960—1127--1279年))高水平的消費文化,拍得好極了,很專業,很生動,很值得歡迎。不過,宋代的產業文明倒是更加遠遠地走在世界最前列的,更應受到重視。這裡僅僅舉出宋代礦冶業及貨幣流通領域的一些情況,藉以管窺一下宋代產業文明的一斑。以後有機會的話,咱再講講宋代的農業經濟,宋代的城市公共生活與管理,宋人的文化產業與科技發明,宋代的海外貿易與涉外管理,宋代的科場考試與人才養成,等等——那可真能全面展示中華文明的先進與瑰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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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工礦業的絕世規模
早在11世紀,北宋的鋼鐵產量,就遠超英國工業革命一百年之後[19世紀]的總產量。宋代在工礦區專門設置了州縣級的行政管理機構叫做「監」,最著名的「監」有兗州的萊蕪監,磁州的武安監和徐州利國監。後來,南方的廣州、端州、梧州、雷州等地也都有了大型礦冶產業基地。而今在邢州、相州、萊蕪、邯鄲都發現了宋代礦冶遺址。國家博物館還收藏了一份宋代的雕版印刷廣告,即《濟南劉家針鋪.收買上等鋼條.造工夫細針》,是其時產業文化水平的一個小小證明。
宋初名臣余靖《武溪集.韶州新置永通監記》一文中說:廣東韶州地區盛產五金,銅礦儲量聞名於嶺南嶺北,「四方之人,棄農畝而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下十萬人!」(請注意這個巨大數字)。宋真宗時,朝廷決定開發韶州銅礦,鑄銅錢供市場使用,於是設置了「永通監」。該監主體建築高大宏敞,可監臨礦區;其前面造銅有寬闊的大廣場,眾冶官的官署就設在廣場之南,而群工則屯營於牆垣之外。這裡,共有工房800間,分為八個「作」(車間),由模沙車間、冶金車間等負責採礦、冶銅,流水作業;另設兩個相對獨立的「離局」專責鑄造銅錢,嚴格監控。凡車間需用的鉛錯工具、器材,薪炭供應等各種物資儲備,則由專門「異室」按需求供應。生產車間之外,還設有供應礦工柴米衣炭的各種鋪子。
太祖開寶三年(973)前之坑冶。凡金銀銅鐵鉛錫,監、冶、場、務二百有一。其中:
金產:商饒歙撫四州,南安軍。
銀產:鳳建桂陽三州,有三監,饒信?越衢處道福汀漳南劍韶廣英連恩春十七州,建昌、邵武、南安三軍有五十一場;秦、隴、興元三州有三務。
銅產:饒處建英信汀漳南劍八州,南安、邵武二軍,有三十五場。梓州有一務。
鐵產:徐兗相三州有四監。河南鳳翔同虢儀蘄黃袁英九州,興國軍有十二冶。晉磁鳳澧道渠合梅陝耀坊?汀吉十四州有二十務。信鄂連建南劍五州,邵武軍,有二十五場。
鉛產:越建連英春韶衢汀漳南劍十州,南安、邵武二軍,有三十六場務。
錫產:河南南康?道賀潮循七州,南安軍,有九場。
水銀產:秦階商鳳四州有四場。
硃砂產:商宜二州,富順監有三場。
【《宋史·兵志》等史書記載,自開寶三年至咸平五年(970~1002),兵部令史馮繼升、神衛水軍隊長唐福、冀州團練使石普等人,先後向朝廷進獻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燃燒性火器。】
仁宗皇佑(1038)中歲,得金萬五千九十五兩。銀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九兩。銅五百一十萬八百三十四斤,鐵七百二十四萬一千斤,鉛九萬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錫三十三萬六百九十五斤。水銀二千二百斤。【《輿地紀勝》卷一百三十《風俗形勝》稱:泉州城人口80萬,故詩人有"蒼官影里三洲路,漲海聲中萬國商"之詠。】
英宗治平(1064)中,或増冶,或復故者六十有八,而諸州坑冶總二百七十一。
宋朝工礦業如此發達,其治安任務之沉重也就可想而知了。礦山之利是官家與私人的必爭之地。礦主全是牟大利、求大欲的商賈。他們有錢,足以巴結、賄賂、腐蝕、收買、左右官府;他們有勢,足以與政府相抗衡,動輒滋事,坑害大批善良礦工。礦山又是大量非農業人口的集聚之區。流民離開土地,遊走八方,多為身強力壯之人,或者身懷技藝,來礦區謀食謀生。然而,礦監所生產的銅鐵錫汞,哪一樣都值錢,但哪一樣都不能直接滿足衣食之需。工人們必須仰賴工薪去市場貿易衣糧來維生。礦主們勢必千方百計壓低工薪報酬,同時壟斷衣糧供應渠道,從而獲取最大利潤。礦工們窮迫時則公然剽劫,一怒即私相械鬥,人人輕性命,不怕抵觸刑禁,國家卻難以控馭,不敢輕率彈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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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鈔流通及經濟犯罪
宋代產業高度發達,而發達的金融活動,特別是金屬貨幣和紙質有價證卷[紙幣]的廣泛使用,更是其走在世界前列的又一突出標誌。
宋代紙幣有「交子」「會子」「關子」之類不同名目,依時地不同及發行功能的不同而異:
有的跟金銀銅鐵鉛錫等金屬貨幣一樣在市場上流通;
有的則是大商賈向國家交納大筆商品(如茶、鹽、軍用糧草之類)之後獲得的有價證券;
有的可供相關官員商賈做專項支付用。
宋代紙幣的印製與發行,主要是由朝廷掌控的,也有官紳大賈自行發行的。例如:宋真宗時,張詠在四川設「質劑之法」,發行交子,以三年為一「界」。六十五年間,共發行了22界。宋仁宗時(1010-1063)國家規定了發行定額:以1256340緡為一界;到了南宋寧宗嘉定三年(1210)第91界交子發行時,竟發行到2900餘萬緡為一界。
因為交子、會子、關子之類是新生事物,流通環節不透明,國家缺乏管理經驗,法制跟不上,罪與非罪難以劃界判刑,於是奸巧欺詐層出不窮。南宋最具時代特色的案例,便是通過「錢會」實施的經濟犯罪,其手段十分陰險奸巧,而以官商勾結作案之為禍最烈,國家、社會、個人深受其害。比如,當年造紙術進步了,紙價降低了,用於造幣的特種紙生產技術也日見提高,於是偽幣泛濫、錢會貶值。當時,政府官員的第一職責本應是清除偽幣,事實卻不然。第一線的財經幹部們卻一心幫著偽幣持有者規避風險,提供「脫去逃避之計」,使國家受損失。江西鉛山縣一名退職小吏,創設了「月敷局」,以監納無名錢:「卻不給朱鈔,白狀交納,尤為百姓之苦。」在這種形勢下,錢鈔、會子、關子……這些原本是宋代商品經濟高度發達、走在世界前列的標誌,卻蛻變成了吮吸民脂民膏的吸管,變成極少數強人超額集聚財富的陰謀手段!江西東路的一位大員曾痛心地說:這分明是「割九州赤子之脂膏,刳四十三縣百姓之肝腦,而以肥一身一家」,真令人憤慨。
《名公書判清明集》中就有《賣虛鈔》一文,說的是:程全、王選二人以縣吏身分,同謀擅創方印(官府大印),「印賣虛鈔,作弊入己。」經審訊查證,情犯昭然:李縣丞用程全之計,一日之內印幾二百石紙幣,把私制的偽鈔先以「工程投資」的名義投充國庫,再分批以「工程起造」的名義從國庫中一一支出,卻納入了私宅,「監臨主守而自為盜」。用今天的話說,這就是洗錢。李縣丞一幫人的「超前智慧」確實驚人!《名公書判清明集》中比這還惡劣的案例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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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產業的一個有趣對比
《劍橋歐洲經濟史》(第三卷第39頁)中引述了一些例子:在14世紀中期之前,歐洲最大的城市在義大利。那裡有4個城市人口超過5萬,即米蘭、威尼斯、那不勒斯、佛羅倫薩。1340年布魯日有人口3萬5,1412年伊普雷大約有1萬人。中世紀絕大多數城市人口都遠在這些數字以下。
西歐14世紀採礦業號稱發達,一般礦坑露天,只有3-5尺,礦工數人而已。1357年,英國某錫業家有七個礦井,僱工300人。礦石提升用絞盤與提藍。14、15世紀在布魯日、伊普雷、根特諸城有規定:禁止在城市外發展紡織工業,附近小城市的織機均被取消,並派遣糾察人員到鄉村中搜查織機。
中世紀時經商的困難不僅在於道路難行,人為的破壞、干擾也許更可怕。例如許多封建主會敲詐客商,在根本不需要橋樑的地方建橋,以徵收橋典捐;強迫商人走根本不需要去的路,收入歸當地封建主所有。如果不幸貨車翻倒,則全車貨物都歸封建主。最可憎恨的是「船難法」,遇難船隻上的貨物,都歸當地海岸封建主所有,大都通過掠奪商船發財。他們黑夜中在礁石林立的海區設置燈光,誘使商船碰礁,然後扣留貨物。如遇抵抗,船上人員會被毫不留情地殺死,投入大海。
奇怪的是:中國有人總愛把宋代4-50萬人的蘇州稱為「東方威尼斯」而引以為榮!有人千方百計在中國歷史上尋找西方的「資本主義經濟萌芽」,就如同要在牛馬身上尋找虎狼基因那樣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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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陳洪宜,原警官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授,貨幣史專家,長期從事古典文學與中國古代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熱心於文史哲法的綜合研習。主要著述:《瀟洒人生--世說新語擷趣》(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中華交通史話》(中華書局)、《中華法治史話》(群眾出版社)、《中華警事史話》(九州出版社)、《中國治安史》(公安大學出版社)等。
※中國貨幣史之從起源到統一
※毛主席領導「三灣改編」是組織變革的經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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