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創造了大乘經典—大眾部與方等經典

誰創造了大乘經典

大眾部與方等經典

2017年10月16日晚，日本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教授、所長，佛教學、印度學、漢學研究大家辛嶋靜志先生應我所之邀，為川大師生帶來了一場題為「誰創造了大乘經典—大眾部與方等經典」的學術講座。本場講座由羅鴻教授主持，我所熊文彬教授、張延清副教授、玉珠措姆副教授，川大宗教所哈磊副教授、峨眉山佛學院副院長隆藏法師等出席了講座。本場講座系「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珠峰名家講壇系列講座」的第十一講，吸引了眾多來自四川大學、西南民族大學的師生及其他社會人士到場聆聽。

講座伊始，教授對大乘佛典用語及傳承方式的變遷做了概述：

（1）俗語（Prakrit，即口語，包括犍陀羅語）口傳的時代：公元前一世紀；

（2）俗語口傳與俗語書寫（佉盧虱底書）傳承並行的時代：公元一到三世紀；

（3）摻雜俗語辭彙的不規範梵語傳承的時代：公元二到三世紀；

（4）佛教梵語書寫（婆羅迷文字）傳承的時代：公元三/四世紀以後。

犍陀羅位於現巴基斯塔北部，是佛教和傳統印度文化的一個中心，該地產生了大量的大乘經典。我們所熟知的《無量壽經》、《般若經》都源於犍陀羅。《法華經》最古老的部分可能是在印度東南部編撰，而晚期的部分則出自犍陀羅。公元三到四世紀是大乘經典梵文化的階段。

當我們以上述內容為基礎考察公元前後初期大乘佛典的誕生和變遷時，就會注意到，以往的研究忽視了以下三個非常重要的事實：

（1）初期的大乘佛典不是通過梵語，而是通過俗語（犍陀羅語）傳承的

（2）最初的佛典不是寫成文字，而是口頭傳承

（3）經典是不斷變遷的（這裡有意不用發展一詞，因為發展是有向好的方向變化之意，而這裡不一定往好的方向變化）

如果缺乏對以上三個事實的充分認識，就會像今天大多數學者那樣，以為最早寫於十一世紀，多寫於十七世紀的梵語寫本就是原典，並由此判斷事實上較梵本更為古老的漢譯或中亞等地區出土的古梵文寫本讀法是錯的。這種判斷的出發點從根本上就是錯誤的。

釋迦牟尼時代也是以口傳形式來傳播佛經的。釋迦牟尼佛曾對眾弟子說：「你們應該用自己的語言去講佛法」。於是便產生了各種語言的佛經。當時的社會經濟也決定了只有一小部分家庭較富裕的人會抄寫經書，絕大多數都是以口傳的形式傳承佛經。

許多早期大乘佛典最初是通過俗語或是一種俗語加梵文成分的混合語傳播的，以後被逐漸翻譯為佛教梵語。近年來在巴基斯坦北部不斷出土的犍陀羅語寫本證實了長期以來提出的這一假設。

犍陀羅語和古譯是闡明初期大乘佛經產生的關鍵。古譯是鳩摩羅什以前俗語或俗語和梵文混合傳播的佛典。鳩摩羅什以後到玄奘這段時期基本上全部譯為梵文。鳩摩羅什譯的原典也已經相當梵文化。因此僅僅靠鳩摩羅什以後的漢譯及11世紀的梵文寫本，是無法追溯到大乘佛經的原始面貌的。

教授接著指出我們所說的大乘佛經是「mahāyāna-sūtra」，如果我們看漢譯佛經的目錄，就會發現大乘佛經這樣的名稱根本沒有出現。最早的所謂的大乘佛經是vevulla，然後變成vaitulya，其後變為vaipulya，最後變成mahāyāna-sūtra。舉例來說：有一部經叫做《寶積經》，又叫《遺曰摩尼寶經》，晚期又叫做《迦葉品》。支婁迦讖於179年翻譯的《遺曰摩尼寶經》中提到的是vevulla。此外支婁迦讖所譯《極大珍寶之積遺曰羅經》中也出現了vevulla。五世紀初摩訶衍《寶嚴經》中出現mahāyāna。另外《智光明莊嚴經》中引用《寶積經》時將其稱為：

（1）大方廣寶積法門（mahāvaipulya） 譯於501年

（2）無比寶頂修多羅（vaitulya），僧伽婆羅（506-520）

（3）寶積方廣正法（vaipulya），法護（1004-1058）

（4）此外在一件12/13世紀的寫本中該經的名稱中出現了vaipulya。

教授接著提到了方等與方廣這兩個詞。教授首先提到，vevulla在巴利文中也寫成：vedalla, vetulla, vetulya，在佛教梵文中寫成vaitulya, vaipulya, vaidulya。方等在《故訓彙纂》中的意思是：方，廣也；等，均也；方等的意思在於相同，相稱。方等和vaitulya和vetulla意思一致。而方廣和vaipulya意思一致，意為完全的發展，豐富。

在竺法護（233-311）所譯方等經中提到的是vaitulya；5-6世紀在尼泊爾中亞等地出土的經書裡面寫的是 vaitulya；毗尼多流支譯《大乘方廣總持經》裡面提到的是vaipulya和mahāyāna；九世紀藏文文獻』phags pa rNam par 』thag pa thams cad bsdus pa中提到的是vaidalya和mahāyāna-sūtra。另外Praj?ākaramati（10世紀）為寂天《入菩提行經》所作的注釋中引用的經典含有vaipulya一詞。由此可以推出以下發展脈絡：vaitulya（3-6世紀）＞vaipulya或vaipulya-兼-mahāyāna-sūtra（6世紀）

佛陀跋陀羅420年所譯《大方等如來藏經》里對應大方等的詞是vaitulya；不空（705-774）所譯《大方廣如來藏經》里對應大方廣的詞是vaipulya，9世紀藏文文獻里則直接用的是mahāyāna-sūtra。從《法華經》的變遷中亦能看出這種變化。中亞出土梵文寫本及斷片（5-8世紀）常讀為vaitulya；吉爾吉特（7-8世紀）及尼泊爾出土寫本（11世紀以後）為vaipulya；竺法護所譯《法華經》中將方等等同於vaitulya；而鳩摩羅什所譯則直接將vaitulya譯為大乘（=mahāyāna）。

《法華經》中指出vaipulya-/vaitulya-sūtras是真正的教法，而傳統的九分教，如sūtra、gāthā等不過是權宜之教而已。《方便品》第45-50偈中佛說：我原來把九分教當做方便教給大家，依據他們的智慧引導他們進入佛智。現在，在這裡的就是純潔、聰慧、文雅的佛子們，他們服侍了百萬佛。我要為他們講vaipulya-/vaitulya-sūtra（即《法華經》）。

有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重要事實，即《法華經》中自稱為（mahā-）vaitulya/vaipulya。吉爾吉特和尼泊爾出土寫本以及中亞寫本都出現了mahāvaipulya和mahāvaitulya的形式。還有在喀什地區發現的寫本出現了vaitupulya這種形式，不止一次。說明當時vaitulya和vaipulya兩者間的混淆。也許當時的書寫者也感到疑惑，不知道該選擇哪個才算正確，因而出現了一個二者模稜兩可的形式。

另外一點也十分重要，竺法護（公元3世紀）所譯《正法華經》中從未出現「大乘經」的文字，這就表明這一概念在當時並不通用，直至鳩摩羅什時代才開始普及。

從文獻學角度來看，中國古代的漢地僧人們所做的最大的貢獻有兩個，一個是經錄的整理；另一個是《一切經音義》等詞典的編撰。僧祐所編《出三藏記集》是現存最早的佛經目錄，其中第三卷引用了道安錄的《綜理眾經目錄》。在該書中，《大珍寶積遺曰經》中提到vevulla，方等部經如《菩薩道地經》等提到了vaitulya。綜上，有經典題目包含vevulla或「方等」（vaitulya），或被歸於「方等部（vaitulya）」的共有八部，而在《綜理眾經目錄》中則沒有一部經典題目包含有「方廣（vaipulya）」或「大乘（mahāyāna）」。在《出三藏記集》（518年）中含有910部佛經的標題。其中有5部經典提到vevulla；12部提到方等（vaitulya）、大方等（mahā-vaitulya）；3部提到大方廣（mahā-vaipulya）；還有3部是大乘（mahāyāna）經。在稍晚的《歷代三寶記》（597年左右）中，出現了5部方等（vaitulya）經；2部大方廣（mahā-vaipulya）經；還有7部大乘（mahāyāna）經。我們可以認識到，vaitulya經典在6世紀仍興盛，而mahāyāna經典在6世紀逐步走向繁榮。

教授接下來講解了vaitulya的詞源及詞義，他首先談到了另一位日本學者前田惠學曾以巴利語和漢語佛典為依據，徹底地研究了歷來對於九分教、十二分教中的vedalla和vaipulya的解釋。前田得出結論是，按照覺音的解釋，我們可以將vedalla定義為這樣一種經典：他由對於佛教主要教義重複的提問與回答構成，由弟子們之間或由佛與弟子或由佛與帝釋天之間的問答構成，地位低的提問，地位高的回答。例如Cullavedalla，mahavedalla等經典。較早的vevulla/veulla、vaitulya及古于田語vittulya都表明，vaitulya才是最早的形式，vaipulya和vaidalya都是其派生的形式。

教授認為這些不同的形式的詞源可能是vedulla，他是一個與vaitulya相應的中期印度語形式，而vaitulya可能意為：「不」（vai） 「相同」（tulya），即「不平常的，不規則的」。由提問和回答構成的經典中，問答並非全部發生在佛與另一個人之間，反而是在兩個弟子之間的問答更多。從這一意義來說，因為罕見，所以這些經被貼上了vedulla的標籤。vedulla後來在巴利語傳承轉化為vedalla,大約是聯想到vidala（分裂，分離）而創造出的形式，而vedalla的詞義也恰好與這些「不尋常」的經的題目相符。

在創作題目包含有vevulla、vaitulya的新經典時，創作者們也許沒有認為二者有貶義「不正常的，不規則的」，反而認為它們具有如「無與倫比的」等褒義，正如我們在《大乘阿毗達磨集論》中看到對該詞「為何叫做vaitulya？因為它是無與倫比的」的定義一樣。而新造詞vaipulya具有更多的褒義，如「完全的發展，豐富，富裕」等。

由此，vaitulya和vaipulya在新創經典中用作褒義，而這些經典後來被稱作「大乘經」。創作者們也許認為他們創作的新經典非常獨特，因而無論其內容還是形式都在傳統經典中不曾有過。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許多（mahā）vaitulya經典都是由佛與弟子或弟子間的問答構成的，不僅是parip?cchā（···所問經）類經典，《八千頌般若》和《法華經》中也包含許多問答。這一特徵也證實了上面介紹的覺音對vedalla經典的定義。如《維摩詰經》中有很多維摩詰和文殊師利之間的問答。

如上所述，題目包含vaitulya的許多經典後來被重新命名為vaipulya或mahāyāna。今天梵文本和藏譯中大多數mahāyāna經典的題目都是如此，它們是後人重新命名的結果。將「大乘」作為題目的漢譯經典始現於大約公元400年，鳩摩羅什也在406年將（mahā）vaitulya譯為 「大乘經」，這也說明在四世紀印度北部或西北部才剛開始使用「大乘（mahāyāna）」作為這些經典的題目。值得注意的是，到了鳩摩羅什時代，人們認為vaitulya和vaipulya經典都是大乘經典。同樣在同一時代的世親（350-430）在其《釋軌論》中也將vaipulya定義為大乘。由此可知：即早期創造者們將他們創作的經典命名為vevulla/vaitulya/vaipulya，只在後來這些題目才被替換為mahāyānasūtra（大乘經）。

通過以上的鋪墊，教授提出了問題：誰創造了vaitulya經典？

這裡要提到一部《大方等大集經》，它是方等經典的集成。在該書中，「大乘」共出現了198次，並受到極力讚頌。其中也有一些顯然是「方等兼大乘」的經典被稱為「大乘經」。其中該書第十部經《虛空目分》中，有如下顯示方等經和大眾部的句子，意義十分重大：

以上五段可以看出大眾部對於非大眾部之外的其他部派都是持否定態度的。

除了以上五段對非大眾部的描述之外，還有一段對於大眾部的描述：僑陳如！我涅槃後，我諸弟子受持如來十二部經，讀誦書寫，廣博遍覽五部經書，是故名為摩訶僧祗。

由此可見，與大眾部有關的描寫出現在最後，而且使用的是非常肯定的文字；對其他部派則是很否定的描寫。我們由此可以推論，這部方等經典的創造者屬於大眾部。已有學者指出，大眾部與《般若經》、《法華經》、《三昧王經》、《涅槃經》、《十地經》有著密切的關係。如上所見，其中《般若經》和《法華經》在《大智度論》中被列為方廣（vaipulya）經典。《法華經》中稱自己是vaitulya/vaipulya。《大方等大集經》的後半部譯者那連提耶舍於557年翻譯了《三昧王經》，漢譯題目為《月燈三昧經》。也稱《大方等大集月燈經》，因此《三昧王經》是方等（vaitulya）經典之一。

《八千頌般若》、《法華經》、《三昧王經》都明確地對補特伽羅（pudgala）的概念以及過去、現在、未來法的存在進行了批判。根據多種不同的文獻，上座部和說一切有部都譴責諸佛的同時存在、佛以一音說法、以及用神通力虛構出的化佛講法，而這些都是大眾部肯定的。事實上，《論事》的注釋把肯定化佛說法的人們稱作Vetulyaka/Vetullaka（方等者）。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大乘佛典與上座部及說一切有部水火不相容，大乘經典是從大眾部產生的。

法顯曾在巴利特普特那的天王精舍里抄寫了一部大眾部律典寫本即《摩訶僧祗律》。他寫道，大乘僧人居住在天王精舍里。這一事實表明大眾部與大乘間的密切關係。正如法顯所寫，該律典從祗園精舍被拿到巴特利普特那，目的就是為了在那裡重建僧院。由此我們可以推論，當時在該寺院的大乘僧人屬於大眾部，上述天王精舍既是大眾部僧院，也是大乘僧院；另一值得注意的描述是，法顯從一個該僧院的在家信徒手裡得到了一部《方等般泥洹經》，即大乘《大涅槃經》的寫本。另外，整個《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6-29卷中的阿毗達摩部分共有3644頁，但卻絲毫沒有提到《般若經》、《法華經》、《華嚴經》或任何一個大乘經典名稱。這說明說一切有部和法藏部的阿毗達摩非常有可能沒有讀（或不敢引用）大乘經典—當然，很久以後說一切有部的論者也開始引用大乘經典。此外，引用了大乘經典的作者似乎總是那些大眾部僧人或者至少與大眾部有關的部派僧人。

以上事實證明了說一切有部最初沒有接受大乘佛教。

綜上所述，教授認為是大眾部僧人創作了新經典，這些新經典常常由提問和回答構成，以此譴責保守派對於佛教教義的解釋，並稱這些新經典為vedulla/vaitulya，意味著它們作為佛之經典雖「不正規」但「無與倫比，蓋世無雙」。以後這一稱呼變為更加具有積極意義的稱呼，即vaipulya（完備，豐富，富足）。很久以後這些新經典也開始被稱為mahāyāna-sūtra（大乘經）。那些創造、背誦、抄寫、閱讀及宣揚這些新經典的人們最初並沒有自稱為「大乘教徒」，因為他們首先是大眾部僧人。因此，自然而然早期印度經典中沒有出現過「大乘」這樣的文字。絲毫不是Schopen認為的那樣，大乘佛教曾是一個「少數人的運動」，因為事實恰恰相反。從早期漢譯及近代發現的犍陀羅寫本我們可知，大乘佛教徒們創造出大量新經典，隨著時代的變遷，大乘經典及教義越發廣泛弘揚，許多其他部派也逐漸接受並吸收了大乘思想，由此大乘說一切有部及大乘上座部就出現了。

講座結束後，在場多位聽眾從不同角度就vaitulya一詞的釋義與辛嶋教授進行了交流，場面十分熱烈。整場講座歷時兩小時四十八分，講者和聽眾都沉浸在對講座主題的思考與辨析之中。最後，羅鴻教授對本場講座做了簡要的總結，他強調了講座主題對於佛教史研究的重要意義，並對提問聽眾對於講座要點的精準把握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在持久而熱烈的掌聲中，本次講座落下了帷幕。

辛嶋靜志：我們讀懂漢譯佛經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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