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友誼：魯迅與郁達夫

撰文：楊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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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達夫先生見面得最早， 臉上也看不出那麼一種創造氣, 所以相遇之際就隨便談談。」

——魯迅

「至於我個人與魯迅的交誼呢，一則因系同鄉，二則因所處的時代，所看的書，和所與交遊的友人，都是同一類屬的緣故，始終沒有和他發生過衝突。」

——郁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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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和郁達夫，一位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另一位是「頹廢作家」；一位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另一位是五四運動中後起的新秀而逐漸影響巨大的中堅，兩人表面看起來反差很大，實際上交往頻繁，相知很深，而且始終沒有衝突。這在魯迅的交遊當中，絕對鳳毛麟角。他倆的友誼，當時就互相稱許。魯迅生前列郁達夫為「知人」。而郁達夫在魯迅逝世後不久的1937年1月1日在廈門對文學青年鄭子瑜等說：「人們認為我和魯迅思想不同，性格迥異，卻不知道我和魯迅是交誼至深，感情至洽，很能合得來的朋友。」 「思想不同，性格迥異」 八個字和 「交誼至深，感情至洽」八個字恰成鮮明對比。究其原因，郁達夫本人歸結為同鄉和同類;而魯迅，則認為郁達夫是「知人」。知人者，大約即知己。他倆的自我歸納，雖然揭示了沒有衝突的原因，但仍然不能說明兩人在旁人和後人所看到的親密關係。

關於郁達夫和魯迅兩位看起來反差很大實際上相知很深的朋友之誼，改革開放以來陸續有討論發微，尤以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為頻繁。姜德明和許子東、唐達暉等人為此話題的開拓者和奠基者，均有專文討論。他們主要從革命運動和革命文學出發，全面搜集討論了有關史料，在政治上和藝術上對兩人做了評判，提出了魯迅和郁達夫親密交往不是「泛泛之交」 ；「一直保持著良好的關係」 ；除了人格和博學外，兩人交往的基礎是他們對於共同的思想觀念和對中國政治的基本判斷；是同一戰線的夥伴，具有共同的鬥爭方向；當然，他們之間存在著文學和藝術觀的分歧。以許子東的文章為例。他指出，「兩位作家的思想態度、生活觀點與氣質性格都很不相同，其文學風格、藝術情趣與表現特色更迥然相異；然而， 他們自相識之日起，一直交往頻繁，情誼甚篤」 ；兩人有著「基本接近的社會政治觀」是兩人友誼的「重要的前提」；同時兩人既是作家，又是學者，「貫通古今」，「融會中西」，這是兩人「產生共同語言的因素之一」 ；而「正直的人格，真率的品質，是兩位作家精神上最關鍵的相通之處。」 許強調，「同魯迅的友誼，對郁達夫一生的文學、生活道路都產生了影響。」 他們的論斷規模宏大，但限於書寫的時代，政治的評判一馬當先，尤其對於郁達夫的分析帶有相當濃厚的政治色彩，對其積極主動性估計不足。後來者也大致接受了上述論點，認為思想和政治一致是兩人友誼的基石。

不過，政治的共同點畢竟只是友誼的可能性。須知，同志不見得是戰友；戰友不見得是朋友；朋友也不見得是摯友。因此，魯迅和郁達夫的深交必然還有政治之外的其它因素。張毓茂認為，「但他們產生特殊友誼的決定性的因素，在於兩位作家心靈深層有著更密切的契合之處，」「最使魯迅與郁達夫相互傾心的是他們心靈中共同具備的真誠、坦率和磊落的光輝人格。」 這是就兩人的心理而言，是很有道理的。

新世紀以來，兩人的友誼繼續受到關注，雖然多數泛泛而論，但也有一些發見。朱崇科強調了「他們的身上也相當神奇地籠罩著諸多神似點：比如，他們是現代文學史上極少見的可以憑藉稿費和版稅自力更生的作家；他們和日本的關係都不可切割且意味深長；同在日本留學，都曾棄醫從文，然後都回國執教，先後進入過北京大學和中山大學，甚至連他們的死似乎也和日本人相關，可謂悖論重重、撲朔迷離。」 又有人指出，魯迅和郁達夫的交往，只有「魯迅與許壽裳、瞿秋白、馮雪峰的友誼堪與媲美」。更有個別學者注意到「魯迅與郁達夫的關係，不同於一般的朋友關係，而是近乎親人」 ；「年長15歲的魯迅在各個方面：年齡閱歷、影響力、思考的深度和處事的成熟度等等似乎都是兄長」。這些說法，都把魯迅和郁達夫友誼的特殊之處從「志同道合」的政治話語中釋放了出來，值得讚賞。

必須指出，除了世界觀、價值觀的相同相通以及作為學者興趣和職業的相同，魯迅和郁達夫的親密無間還需要從家庭、經歷和心理去考察來還原兩位偉大作家人格的豐富性。實際上，仔細分析兩人的交往，我們發現的不僅是友情，還有親情。魯迅和郁達夫的友情、親情是超越一般的志同道合，既有相同又有互補。相同包括上述已經論及的人生經歷、思想、政治、立場、品格和道德，也包括婚姻戀愛以及扶植青年等行為。故魯迅稱郁達夫是自己的「知人」，也就是「知己」。這個稱呼，魯迅後來只給了瞿秋白一人而已。而郁達夫無論在魯迅生前還是死後，都對其尊崇不已。互補則不僅是上述論文提到的兩人文學藝術的差異性，或者其它方面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兩人心理和情感的互補。兩人的友誼，遠遠超過了文友、學友、朋友、同志、同鄉，他們不是兄弟，勝似兄弟。

鑒於過去的相關研究，主要從研究魯迅的角度出發考察，強調「魯迅在政治上和文學事業上給郁達夫以信任、支持和關懷，」 忽視了友誼是雙方的交往和互動，對於郁達夫的視野和作用關注不夠。因此，本文一方面汲取有關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則側重從郁達夫的角度出發來探討他和魯迅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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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郁二人中西學功底深厚，才華橫溢；他們職業相同，興趣相近，政治立場一致，思想意識相通，這些都是兩人交往良好的基礎。不過，雙方互為知己，還必須從兩人的家庭和經歷去尋找因素。

郁達夫和魯迅的知交，筆者以為極其關鍵的一點是兩人出身境遇和人生經歷的高度相似。他倆出生家道中落之際，家境貧寒，父親早逝或患難，母親獨力支撐。童年失怙，少年清寒，飽經鄉鄰冷目和親友的疏遠，青年留學東瀛，故同病相憐，完全能夠了解對方或剛毅或懦弱或堅韌或敏感或疾惡如仇或時冷時熱的脾性。少年時的疾苦和掙扎，同樣激發了這兩位稟性大不相同的浙江人的同情和善良，對於社會不公的嫉惡如仇，對於年輕人扶持不遺餘力、不計得失。

與之同時，魯迅是中落家庭的長子，處處沖在前面，照顧下面的兩個弟弟，雖然家庭親情感情深厚，可長子的身份使得他把親情溫情藏在心底，不在表面流淌。人們看到的是他的嚴肅、剛毅、冷峻和鐵甲；殊不知，在冷麵之下是壓抑著的噴薄的岩漿，是滿腔的熱誠。而郁達夫則是三兄弟最小的一個，從小被忽視，身體很差，經常患病，養成了羞怯、敏感、猶疑和懦弱的性格，渴望溫情和照顧。

其次，魯迅和郁達夫都被迫娶了「母親的媳婦」，這成為他們一生的負擔。他倆都是在日本留學時，由母親挑選了媳婦，迫於母命而成婚。而後，兩人都邂逅了自己心目中的愛人，雖然郁達夫和王映霞的婚戀轟轟烈烈天下皆知，而魯迅和許廣平則低調結合。郁達夫和王映霞的婚姻沒有得到大哥的祝福；而魯迅和許廣平的結合也沒有得到許廣平兄弟的支持。大略而言，魯、郁兩人的感情和婚姻道路大致是一樣的，故魯迅對於郁達夫的婚姻和叛逆十分了解和同情。

此外，魯迅和其弟周作人反目，成為魯迅一生內心的隱痛。而郁達夫恰恰填補了這個空白，從心理上取代了周作人的地位，因此，魯迅對郁達夫的關心和愛護，遠遠不止五四新文化先驅對於後來者的關愛，也不止於兩位同鄉好友的親近，更有一位大哥對於小弟的疼愛和容忍。而郁達夫對魯迅也是「最尊崇最可信賴」。魯迅和郁達夫，不僅僅是志同道合者，更是沒有血緣關係的「兄弟」。

從郁達夫來看，他自小缺乏父愛，雖然有兩個哥哥，但潛意識裡一直渴望一個敦厚可親的兄長的關懷。1898年，郁達夫二歲時，父親去世。郁達夫三兄弟，他是老三，家中最幼小，而且和兩個哥哥年齡相差甚多。大哥郁華（1884-1939），字曼陀，清末以官費留學日本，回國後一直在司法界。他留日的時候，把郁達夫帶了過去，從而改變了郁達夫的一生。可是，郁華比郁達夫大12歲，基本上是兩代人。父親早逝，大哥則替代了父親的角色，他雖然對小弟的才華十分欣賞，但對郁達夫要求很嚴，對於郁達夫的生活習性也頗為不滿，包括郁達夫和王映霞的愛情與婚姻。郁達夫對於大哥有時也頗有微詞。比如，當年郁達夫把妻兒（孫荃和龍兒）留在北京，龍兒不幸病死；郁達夫認為長兄照料不力，當時十分不滿。郁華雖然也寫詩文，而且認為小弟最有才華，可以他畢竟不是文學中人，所以和郁達夫在生活上、興趣上以及價值觀上相去甚遠。旁人也觀察到，「他們雖是兄弟，」「似乎有著頗大的差異。」 二哥郁浩，字養吾，比郁達夫大五歲，清末從杭州陸軍小學堂畢業，一直在軍隊任職，1930年前後回鄉行醫。二哥郁養浩雖然出席了郁達夫和王映霞結婚儀式，可是他同樣和郁達夫志趣相差很遠。從這個意義上說，郁達夫對於兩位兄長，雖然有血緣關係，可是並沒一起成長的家庭和兄弟的經歷和情感，更沒有知己的感覺。因此，他和魯迅交往，馬上被魯迅的冷峻外貌下的寬厚、寬容、理解、幽默與讚賞所吸引；而郁達夫的才華、敏銳、率真、熱情、敏感以及幽默也被魯迅欣賞，被魯迅稱為「知人」。

再者，魯迅和郁達夫秉性看起來反差甚大，可是，細細看來，也有相同相通之處。魯迅內心深處，包裹著隱藏著熱情、敏感、以及寬厚和柔軟。郁達夫是家中的小弟，前面有大哥二哥，大哥對雖然關愛扶助，可是不免嚴厲。因此，作為小兒子和小弟的都達夫，表面看起來就軟弱遊離冷熱無常，缺乏果斷和堅毅。可是，在浮滑多疑的背後，也包裹著、隱藏著一個堅韌不拔、自強自立、拚命死乾的郁達夫。郁達夫自己說：「我平生的吃苦處，就在表面上老作玩世不恭的樣子，這是我的死症，我心裡卻是很誠實的，你不要因為我表面的態度，而疑到我內心的誠懇。」 1955年內山完造回憶郁達夫「為人淳樸， 毫無矯飾之情」 ，這是很好的注釋。

魯迅的長子長兄身份，都達夫的幼子幺弟身份，在同病相憐的平台上，正好互補。他倆的性格都是兩面和雙重的，相似而相別。簡單地說，魯迅的隱性，正是都達夫的顯性；而郁達夫的隱性，正是魯迅的顯性。特別是在周氏兄弟失和之後的1927年秋，魯迅和許廣平結合，郁達夫和王映霞結合，兩對夫妻都恰在上海定居，兩人和兩家來往密切。在潛意識裡，郁達夫成為魯迅失去弟弟後的小弟；而魯迅，也成為郁達夫心目中敦厚兄長的代替者。從心理上說，他倆其實互為影子，是各自鏡子中所看到的自己，故能相互理解相互同情，這是魯迅的其他朋友所不具備的 ；同樣也是郁達夫的其他朋友所不具備的。

因此，對「創造社裡的人物」頗不以為然的的魯迅，卻對創造社創社三巨頭之一郁達夫印象不錯。他說，「我和達夫先生見面得最早，臉上也看不出那麼一種創造氣，所以相遇之際，就隨便談談；對於文學的意見，我們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罷，然而所談的大抵是空話。但這樣的就熟識了」。「隨便談談」而「熟識」，這是魯迅典型的白描手法，隱藏著的是魯迅對郁達夫的欣賞。我們不妨以《魯迅日記》中記載的交往人物來分析郁達夫對於魯迅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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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日記》記載人物約1950人， 包括外國人246位；剩下的1700多人包括親屬、 師長、同學、同事、同鄉、青年學生、工人以及陌生的訪問人和求助人；1918年前記載的有390多人，主要是同學、同鄉和教育部的同事 （約200人）；1919-1927年間記載的約600多人；主要是青年學生 （約120人）；1928年後記載約900多人， 主要是文藝工作者 （約300人）。

郁達夫和魯迅第一次見面時1923年，因此不算是魯迅早年的朋友，不在1918年前的日記中出現。不過，1923年3月相識後，這年魯迅記載了8次和郁達夫的會面或通信; 1924年也有8次；1925年因為郁達夫南下，魯迅只記載了一次來訪；1926年3次；等到1927年10月魯迅從廣州移居上海，兩人就熱切來往了。1927年前十個月，魯迅未曾記載郁達夫；從10月到12月，則記載8次；從此之後至1933年，兩人頻繁來往 （1928年57次，1929年53次，1930年23次；1933年22次）。其中絕大多數是郁達夫拜訪或者致信魯迅，計郁達夫訪魯迅120多次，魯迅回訪4次；郁來信27次，魯迅回信21次；郁達夫邀魯迅共飲6次，魯迅邀請郁達夫2次。此外，王映霞在《魯迅日記》中出現31次，有時和郁達夫同時出現，有時單獨出現。無論如何，王映霞是以郁達夫夫人的身份出現，其來信、來訪都體現了郁達夫和魯迅兩人、兩家的情誼。不妨簡單地做一個算數分析。

郁達夫在《魯迅日記》中共出現211次；從統計數據看，郁達夫在《魯迅日記》中的記載，僅次於魯迅的親屬（兩個弟弟、許廣平、周海嬰、周建人夫人王蘊如）以及魯迅早年就交往同鄉、同學、學生如許季黻、李小峰、孫伏園、許欽文、李霽野、徐宗偉、宋子佩、曹靖華；郁達夫出現的次數則和齊壽山、台靜農、李霞卿、荊有麟、沈雁冰、許羨蘇、章矛塵、內山完造、增田涉、山本初枝、韋素園、韋叢蕪、黎烈文、林語堂、鄭振鐸等人相當，勝過魯迅早年的朋友和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錢玄同、蔡元培、馬幼漁、胡適和錢稻孫等，也勝過魯迅的弟子和親密戰友胡風和馮雪峰以及其他接觸頻繁的其他青年如章衣萍、徐懋庸、黃源、蕭軍、蕭三、高長虹、曹聚仁等。

《魯迅日記》所見郁達夫統計

這個單純的數字統計，當然不能說明郁達夫的分量。可是，從另一方面說，和魯迅爭論過的新文化運動中的名人和青年有章士釗、陳西瀅、傅斯年、林語堂、顧頡剛、梁實秋、徐志摩、高長虹、郭沫若、周揚、沈從文、張資平、施蟄存、穆木天等等；但是和郁達夫，魯迅始終沒有批評和爭論過，甚至還有一些旁人不曾享有的偏袒。1927年後的魯迅，是魯迅晚年最寶貴的十年光陰。他和許廣平結合定居，有了海嬰，生活算是安定；而他此時思想成熟，文字老辣，其雜文達到最高峰，對中國文學和革命的貢獻也最多。郁達夫和他深交恰恰是在這一段時期，兩人有過多次合作以及無數次交談。可見，郁達夫是魯迅晚年交往最頻繁的密友之一，是魯迅屈指可數的摯友！這是不爭的事實。

不妨來對照郁達夫日記中的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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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達夫日記不如魯迅那樣完整，不過也記載了兩人的頻繁往來，可以和《魯迅日記》中經常出現的「達夫來」相互對照。

魯迅入郁達夫日記是在1927年10月5日，正好是魯迅從廣州初上海的時候。「六時余到四馬路去赴約，席上遇見了魯迅及景宋女士諸人，談了半宵，總算還覺得快活。」 10月6日，「中午請魯迅等在六合居吃飯。」

1928年便是兩人親密接觸的時期。新年第一天，「昨晚上北新請客，和魯迅等賭酒，喝了微醉回來，今晨還覺得有點頭痛。」 郁達夫是頭天晚上因為酒逢知己而喝多了頭疼。而賭酒的魯迅，除了在許廣平回憶中出現，也唯有郁達夫記之。

2月5日，「傍晚過北四川路底，在內山書店見了魯迅，談了一個多小時。他想譯Knut Hamsun 的Hunger, 問我借德文本作底本，答應以明天送去。晚上神經興奮，一宵睡不著。」 魯迅和郁達夫都嗜書如命，此後，內山書店也和魯迅的家一樣，成為兩人會面交談的常聚之所。當年書店的小夥計王寶良回憶說：「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三年的六七年間，達夫先生是內山書店的常客」；「魯迅先生到上海後，幾乎每天下年都來內山書店，達夫先生就常來與魯迅先生見面。他們兩人最熟了，總在一起商量、討論文學上的事情，內山有時也參加談話，經常在座的還有鄭伯奇先生。他們常用日語交談，一談就是一二小時，談到高興處，還會會心地大笑起來」；「後來達夫先生搬到杭州住，每次來上海，仍要先到書店見魯迅先生，如果人不在，才再去大陸新村拜訪。」

2月12日，郁達夫「又上了魯迅那裡去了一趟，借給他一冊Molo 譯的Knut Hamsun』s Novellen 並送他一本Iwan Bunin的小說 Mitja』s Liebe。」 借書、送書、贈書也是兩人交往的一個主題。3月6日，郁達夫「過魯迅處作閑談，他約我共出一雜誌，我也有這樣的想頭，就和他約定四月六日回上海後，具體的來進行。」 這裡郁達夫記錄了魯迅和他第一次提出共同編一本文學雜誌的想法，也就是後來的《奔流》的發軔。

4月2日，「中午在陶樂春請客，到了魯迅及景宋女士，與日本的本間久雄氏、金子光晴氏、國木田虎雄氏與宇留河氏、午膳畢後，又請他們去逛了一趟半淞園。」 魯迅和郁達夫都是留日學生，所以日本的朋友不少。半淞園遊覽完畢，「回來在小有天吃晚飯，到日本人五十多人，總算是極一時之盛了，鬧到晚上的十二點才回來。」 這是極其熱鬧的一天。

4月24日，「魯迅和我合出之雜誌第一期，打算譯一篇Turgenev之Hamlet and Don Quichotte。」 雜誌指《奔流》。這天大概兩人經過商量後終於下定了決心。以後郁達夫又不斷記載為《奔流》趕稿子的事情。5月9日，「晚上送稿子去，和魯迅談到九點鐘才回來。」 這天下午，郁達夫完成了上面提到的譯文，有一萬七千餘字，晚上便送到魯迅那裡。6月7日，「自早晨起就譯Rudolf Lindau的小說 Der Glüeckspendel, 當於三日內就譯完它，作《奔流》月刊第二期的稿子。譯名《幸福的擺》。」 此則日記雖然沒直接提到魯迅，但這是郁達夫為《奔流》努力的記載。「譯到午後四點多鐘，只譯了三千多字，大約這篇稿子是要七八天後才能譯完的了。」 以下數則均是為《奔流》事。6月19日，「今天一天精神不快活，大約是天氣不好的緣故」；「午後總算把《幸福的擺》譯完了，共有二萬三千多字。像這樣的小說再譯一篇，又可以出一單行本了」；「送稿子去魯迅那裡，坐談了一個多鐘頭。下期的稿子打算於兩星期後送去，明日起當即動手翻譯。」 日記中可見郁達夫非常認真，堅持，這和他秉性似乎不大相稱。7月5日，「午後為《奔流》三期翻譯的事情，頗費了一番思索，結果還是打算譯Havelock Elis的New Spirit 中的一章 Isbon。」 7月6日，星期五，「午後為《奔流》三期事去看魯迅，談到傍晚。」 7月22日，「訪魯迅，決定第四期《奔流》的稿子之類。」 這些日記不斷出現郁達夫因《奔流》而去魯迅家裡的記載，和魯迅頻頻會面，既見郁達夫的勤奮，也體現他對魯迅合辦雜誌承諾之慎重，也即對魯迅的尊重。

郁達夫去找魯迅，並不是每次有事情，有時純粹自己發悶去找魯迅傾訴。6月3日，「午後打了四圈牌，想睡睡不著，出去看魯迅，還以Max Stimer 的書一本，談了一小時的天。臨走他送我一瓶陳酒，據說是紹興帶出來者，已有八九年的陳色了，當是難得的美酒，想揀一個日子，弄幾碟好菜來吃。」 魯迅知道郁達夫好酒，所以把自己家鄉的老陳酒送給了郁達夫。郁達夫也知道此酒的難得，所以要挑一個好日子開瓶，弄幾個好菜來下酒。郁達夫夫婦也常給魯迅贈送家鄉特產，如鹹魚、臘肉等等。魯迅和許廣平也曾給郁、王的新生兒贈送衣物。

1929年9月，郁達夫接受安徽省立大學文學教授的聘請，此後他日記中見魯迅沒有此前頻繁。不過，兩人的通信還是非常密切的。1935年12月7日，「晨七點起床，訪家璧，訪魯迅」。這是他日記中最後一次談到魯迅。

從魯迅和郁達夫的日記可以看出，雙方的來往是極其頻繁和密切的。兩人有日常的會面、聚餐和閑談，有計劃的約請，也有書店的偶遇；有文學上的合作，也有生活上關懷 （互贈禮物）；有公事，有私情；有兩個人單獨的約見，也有朋友和家庭的聚會；而其中一段時間，郁達夫幾乎隔三差五就去魯迅那裡長談，夜談，隨意出入魯迅的寓所、書房。兩人的親密無間是顯而易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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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0 月8 日, 魯迅遷入閘北景雲里第二弄二十三號。王映霞回憶說，魯迅「到上海後，郁達夫和我就經常去魯迅家，有時一天去兩次」。此後的兩年時間兩人來往最多，一個直接原因是合編《奔流》。郁達夫自己回憶，「編《奔流》的時期，是魯迅非常重要的人生階段，」「這是魯迅的一生當中，對中國文藝影響最大的一個轉變時期」；「在這一年當中，魯迅介紹的左翼文藝的正確理論的一部工作，才開始立下系統。而他的後半生的工作的綱領，差不多全是在這個時期里定下來的。」 這段時期，或者說，整個魯迅的最後十年，也就是魯迅在被 「通緝」的白色恐怖下的晚年生活，魯迅和郁達夫密切來往合作，一起主持或參加許多重要的政治、文學乃至私人活動。只有理解了這段時期對於魯迅的重要性，我們才能理解郁達夫對於魯迅的意義，才能理解兩人之間為什麼是超出友情的情誼。

既然是合作，就是雙方的，兩人分工或許不同，角色或有差異，但彼此的信任和支持，則是無間的。魯迅對郁達夫的支持、關心、愛護和幫助，前人論述甚詳，可以說，很多時候，魯迅是郁達夫的傾聽者和支持者。用王映霞的話說，「郁達夫一整最尊崇最可信賴的朋友，可以說就是魯迅，魯迅也最了解他。」 而郁達夫對於魯迅的關愛和支持，前人述之不詳，甚至有意弱化。這段時期，魯迅和郁達夫一起編《奔流》，一起參加發起「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一起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一起寫文章批評梁實秋，以及郁達夫介紹魯迅給《自由談》寫稿和魯迅提名郁達夫參加左聯與反對左聯開除郁達夫等等。這些都是公義。郁達夫不僅是魯迅的合作者，也是魯迅傳播其文藝理論的親密助手，同時是魯迅參與的一系列論戰的堅定同盟。除了公事，郁達夫也曾幫助魯迅解決一些非常棘手的私事，是魯迅最可信任的朋友。總之，郁達夫對於魯迅非常重要，甚至成為魯迅和外界的聯絡人，乃至公事和私事的調解人。

兩人合作的標誌就是合編 《奔流》。該刊於1928 年6 月20 日創刊, 由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至1929 年12 月停刊, 共出十二期。郁達夫後來說: 「我們合編的那一個雜誌《奔流》——名義上，雖則是我和他合編的刊物, 但關於校對，集稿，算髮稿費等瑣碎的事物, 完全是魯迅一個人效的勞」。 此前，早在兩人相識的北京，郁達夫就向魯迅建議，「邀集幾個人起來，聯合這來翻看那些新出版的小刊物，」把其中可取的作品「表揚出來」。 此事主要是為了提攜未出名的有才華的青年作家，雖然兩人未曾進行，但魯迅後來做了未名叢書和烏合叢書，可以說是郁達夫提議的實行。而《奔流》則是魯迅向郁達夫的提議，雖然主要是翻譯外國文學，但也可以算是對郁達夫當年提議的一個回復。因此，兩人之間的合作，並非一貫以魯迅為主導郁達夫為助手；相反，有時候郁達夫非常主動， 邀請、建議、推動魯迅參與某事。

1928年當創造社圍攻魯迅時候，郁達夫旗幟鮮明地支持魯迅，這也是他同意和魯迅合編《奔流》的一個關鍵原因。他說，「在當時, 一批幼稚病的創造社同志, 都受了王獨清的煽動, 與太陽社聯合起來攻擊魯迅,但我卻始終以為他們的行動是越出了常規, 所以才和他計划出了《奔流》這一雜誌」；「《奔流》的出版, 並不是想和他們對抗, 用意在想介紹些真正的革命的文藝理論和作品, 把那些犯幼稚病的左傾青年糾正一點過來。」 8 月16 日，郁達夫發表《對於社會的態度》一文, 公開反對創造社攻擊魯迅，高度評價了魯迅的意義。他說，「至於我對魯迅哩, 也是無恩無怨, 不過對他的人格, 我是素來知道的, 對他的作品, 我也有一定的見解。我總以為作品的深刻老練而論, 他總是中國作家中的第一人者, 我從前是這樣想, 現在也是這樣想, 將來總也是不會變的。」 以後的事實表明，郁達夫一直到逝世，對於魯迅的態度是心口如一和始終如一的。

當然，對於郁達夫和創造社同人的分道揚鑣，魯迅非常理解和支持，並為他仗義執言。他認為,郁達夫「 無非說舊式的崇拜一個英雄, 已和時代潮流不合, 倒也看不出什麼惡意來」。此外，魯迅還多次或為郁達夫辯護，或直接支持郁達夫的觀點，或公開讚揚郁達夫的人品和文章。他曾經反問那些攻擊郁達夫的人，「達夫先生是我所認識的，怎麼要他『休矣』了呢？」；也稱讚「達夫那一篇文，的確寫得好」；還評論「達夫先生和我見過好幾面，談過好幾回，只覺他穩健和平，不至於得罪人，更何況得罪國。」 魯迅稱郁達夫「穩健和平」，是看到了郁達夫的內心和本質，這和普通人眼裡的「頹廢」「輕浮」的郁達夫判若兩人。這也為什麼說魯迅是真正了解郁達夫的。而郁達夫了解魯迅革命的思想和鬥志，有時也主動請魯迅寫稿。魯迅為《自由談》寫稿，就是郁達夫的牽線。

1932年11月, 《申報》總經理史量才改革文藝副刊《自由談》，聘請黎烈文來主持。郁達夫對《自由談》改革後出現的新氣象是很讚賞的, 撰寫了許多雜文給予支持。同時，聽黎烈文說「好的稿子很少」，郁達夫便熱心地問黎烈文，「要不要魯迅先生的稿子，如果要的話，他可以替我去拉。」 郁達夫回憶此事說，「上海的各書店，雜誌編輯者，報館之類，要想拉魯迅的稿子的時候，也總是要我到上海去和魯迅交涉的回數多，警如，黎烈文初編《自由談》的時候，我就和魯迅說，我們一定要維持他，因為在中國最老不過的《申報》，也曉得要用新文學了，就是新文學的勝利。所以，魯迅當時也很起勁，《偽自由書》、《花邊文學》集里的有許多短稿，就是這時候的作品。在起初，他的稿子就是由我轉交的。」

除了文藝，郁達夫和魯迅在政治上也親密的合作。魯迅和郁達夫都是中國民權保障自由大同盟的發起人，「而且連做了幾任的幹部，一直到南京的通緝令下來，楊杏佛被暗殺的時候為止。」 郁達夫還是魯迅和左翼作家聯盟的介紹人。他對於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的成立，對於魯迅對於左翼文學的領導地位，都有自己的貢獻。郁達夫回憶：「當時在上海負責在做秘密工作的幾位同志，大抵都是在我靜安寺路的寓居里進出的人；左翼作家聯盟，和魯迅的結合，實際上是我做的媒介」；「但是暗中站在超然的地位，為左聯及各工作者的幫忙，也著實不少。除來不及營教，已被他們殺死的許多青年不計外，在龍華，在租界捕房被拘去的許多作家，或則減刑，或則拒絕引渡，或則當時釋放等案件，我現在還記得起來的，當不只十件八件的少數。」 此時，郁達夫為了左翼文學和青年做了不少事情，包括搭救被捕入獄的同志， 如孟超，魯迅對此當然很清楚。所以在「左聯」籌備過程中, 原來擬定的「左聯」發起人名單中是沒有郁達夫的名字的, 魯迅看到後說，郁達夫是愛國的進步作家, 應被列名其間，提議郁達夫為發起人之一。

當「左聯」領導要派郁達夫去做所謂的「實際工作」如分發傳單時，郁達夫拒絕了。郁達夫後來說，「不過，左聯成立之後，我卻並不願意參加，原因是因為我的個性是不適合於這些工作的，我對於我自己，認識得很清，決不願擔負一個空名，而不去做實際的事務；所以，左聯成立之後，我就在一月之內，對他們公然的宣布了辭職。」 對郁達夫不滿的「左聯」常務執委們, 接到郁達夫的辭職書後, 當場表決開除郁達夫 。魯迅得悉此事後曾表示:「不同意文總的決定, 認為人手多一個, 好一個。」 可見,魯迅理解郁達夫的辭職，反對左聯開除郁達夫。

1933年春搬到杭州後，郁達夫和魯迅見面的機會，「就少了下來，但每一次去上海的中間，無論如何忙，我總抽出一點時間來去和他談談，或和他吃一次飯。」 有的時候，郁達夫是為了魯迅的事專門跑上海。郁達夫回憶，「尤其是當魯迅對編輯者們發脾氣的時候，做好做歹，仍復替他們調停和解這一角色，總是由我來擔當。所以，在杭州住下的兩三年中，光是為了魯迅之故，而跑上海的事情，前後總也有了好多次。」

6

由於郁達夫和魯迅的親密，當魯迅和合作多年的北新書局產生版稅糾紛時，矛盾時，郁達夫就被雙方邀請為調解人。

1929 年8 月間, 魯迅因為北新書局拖欠大量版稅和《奔流》作者的稿酬, 準備請律師提出訴訟。 郁達夫回憶說，北新書局 「平時總只含混地說，每月致送幾百元版稅，到了三節，便開一清單來報帳的。但一則他的每月致送的款項，老要拖欠，再則所報之帳，往往不十分清爽」；「後來，北新對魯迅及其他的著作人，簡直連月款也不提，節帳也不算了。靠版稅在上海維持生活的魯迅，一時當然也破除了情面，請律師和北新提起了清算版稅的訴訟」；「照北新開始給魯迅的舊帳單等來計算，在魯迅去世的前六七年，早該積欠有兩三萬元了。這訴訟，當然是魯迅的勝利，因為欠債還錢，是古今中外一定不易的自然法律。北新看到了這一點，就四齣的託人向魯迅講情，要請他不必提起訴訟，大家來設法談判」；「當時我在杭州小住，打算把一部不曾寫了的《蜃樓》寫它完來。但住不上幾天，北新就有電報來了，催我速回上海，為這事盡一點力」；「後來經過幾次的交涉，魯迅答應把訴訟暫時不提，而北新亦願意按月攤還積欠兩萬餘元，分十個月還了；新欠則每月致送四百元，決不食言。」 北新請郁達夫作為調解人，是因為李小峰深知郁達夫和魯迅交情深厚，魯迅會賣面子；另一方面，實際情況可能魯迅也提出讓郁達夫作為調解人出席。可參照《魯迅日記》對比。

《魯迅日記》記載，1929年8月5日，李小峰「邀飯於功德林，不赴。」 這大概是因為魯迅覺得雙方沒有談的必要，決定請律師出面。8月12日，魯迅致信李小峰，「告以停編《奔流》」。《奔流》是魯迅和郁達夫合編的，停止《奔流》自然也是兩人商量後的決定，這也表示魯迅下決心和北新書局釐清關係。同天下午，魯迅和朋友一起拜訪了律師楊鏗。當夜，魯迅收到李小峰「信並版稅五十，《奔流》編輯費五十。」 李小峰當然明白魯迅的意思，可他希望能和解，所以盡量不拖欠新款。

8月13日晚，魯迅托朋友「訪楊律師，委以向北新書局索取版稅之權，並付公費二百。夜家斌來，言與律師談事條件不諧，以泉見返」；14日，魯迅繼續托朋友「往訪楊律師，持泉二百」；15日，「午後得友松信並楊律師收條以紙」，這表明楊律師已接受委託。同日，魯迅「晚得小峰信並版稅泉百，即還之」， 表明自己的態度。次日，李小峰來訪魯迅，估計還是希望和解。8月17日上午，魯迅致信郁達夫，晚上收到郁達夫來信，兩人估計是在互相通報糾紛一事。8月20日，魯迅收到郁達夫來信；次日，魯迅即「寄達夫信」。魯迅給郁達夫的信，很可能就是邀請郁達夫從杭州回到上海，幫助解決糾紛。

8月23日，魯迅「午後訪楊律師。夜達夫來」。 當時，滬杭鐵路已經通行，郁達夫下午從杭州出發，晚上即可到上海，兩人當有長談。24日晚，魯迅「得楊律師信」。次日午後，魯迅「往楊律師寓，下午即在其寓開水，商議版稅事，大體俱定，列席者為李志雲、小峰、郁達夫，共五人。」 事情解決。

這是魯迅日記中關於版稅糾紛一事的記載，其中可見郁達夫是關鍵之人。魯迅在決心請律師介入之前，已經通告郁達夫；在經律師交涉和李小峰商談前，魯迅也特意請郁達夫從杭州回來參加；最後，魯迅和李小峰的和解，郁達夫也是兩個作證人當中的一位。郁達夫在辦理此事中, 花費了不少時間和精力, 做了很好的調解人, 幫魯迅解決了一個大難題。正因為如此，魯迅有時候就委託郁達夫幫助他處理一些棘手的事情。

魯迅對於青年人的提攜，是不遺餘力的，許廣平的回憶就舉出了不少例子。而某些青年對於魯迅同情心的利用，用郁達夫的話說，也是「彰明顯著」的。 魯迅在廣州的時候，有個學生受其「感化」跟著魯迅到了上海，魯迅就收留他一起住在景雲里的房子里；這位青年以為魯迅「沒有兒子」，「大約以為」魯迅「是把自己當作他的兒子的意思」，於是又「去找了一位女朋友來同住，意思是為魯迅當兒媳婦的」；他們不僅要求魯迅提供衣食住行，而且要求魯迅「一定要為他謀一出路」。「魯迅沒法子」，只好找郁達夫「為這位青年去謀一職業，如報館校對，書局夥計之類的」；如果找不到職業，則不妨請哪家書店或報館名義上請這個青年做事，實際上由魯迅每月拿出三四十元，讓郁達夫轉交給報館或書局，再作為月薪付給這位青年；郁達夫於是向現代書局說好了此事，由書局和魯迅各拿出一半錢來僱傭這位青年；正在此時，這位青年覺得魯迅沒有前途，帶著愛人「脫離了魯迅而走了」。魯迅對青年的愛護、包容和苦心，可見一斑；而他和郁達夫分享此難事和苦處，委託郁達夫操辦此事，表明了他和郁達夫的親密和信任。所以，魯迅才稱郁達夫為 「知人」，並以手書自題詩相贈。

7

郁達夫非常欣賞魯迅的詩和書法，曾經向魯迅索要墨寶，而且指名要兩首詩（《答客誚》和《無題》），遂有魯迅為郁達夫寫字的事。1932年12月31日，魯迅 「為知人寫字五幅，皆自作詩」，「為達夫云：『洞庭浩蕩楚天高，眉黛猩紅涴戰袍。澤畔有人吟亦險，秋波渺渺失離騷。』又一幅云：『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 郁達夫不但在「知人」之列，而且獨得兩幅，待遇非常。

魯迅在贈送手跡的附信中說: 「字已寫就, 拙劣不堪,今呈上。並附奉箋紙兩幅, 希為寫自作詩一篇, 其一幅則乞於便中代請柳亞子先生為寫一篇詩, 置先生處, 他日當走領也。」 郁達夫接信後, 即為魯迅作詩一首: 「醉眼朦朧上酒樓,《彷徨》《吶喊》兩悠悠。群盲竭盡蚍蜉力,不廢江河萬古流」，以魯迅的名篇入詩，並高度評價了魯迅的歷史地位，諷刺那些圍攻魯迅的蚍蜉。1933年1月19日，郁達夫將書就條幅送贈魯迅,一起送交的, 還有柳亞子所寫自作詩一幅。魯迅附信提到「代請柳亞子」詩，則是因為此年10月郁達夫的宴請。

1932年10月5日，郁達夫夫婦邀請魯迅在聚豐園晚餐，作陪者有郁達夫的兄嫂、林徽音， 還有柳亞子夫婦。魯迅和柳亞子不熟悉，所以請郁達夫代他向柳亞子請求墨寶，信中還附了兩張白箋， 各請郁達夫和柳亞子寫一張，遂有次年1月19日郁達夫的回贈。

10月5日的聚會非常融洽。因為許廣平在魯迅身邊，郁達夫看到魯迅的安定和幸福，所以跟魯迅打趣說：「大先生，你的華蓋運可以脫了吧？」 郁達夫提到的「華蓋運」是1925年12月魯迅為自己的《華蓋集》「題記」中說的，凡人交華蓋運，「只好碰釘子，」他那年「就碰了兩個大釘子」。郁達夫這樣問，意思是有了許廣平，魯迅就走好運了，所以大家聽了郁達夫的打趣都望著許廣平。「魯迅聽了哈哈大笑，連拿紙煙的手也因暢懷的笑而顫抖起來。」 10月12日，魯迅在日記中說， 「午後為柳亞子書一條幅，云：『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達夫賞飯，閑人打油，偷得半聯，凄成一律以請』云云。」 此詩就是魯迅著名的《自嘲》。而究其源流，實在是因為郁達夫的宴請和打趣，激發魯迅的詩情與靈感，遂有「橫眉」「俯首」的警句。

魯迅對王映霞也有贈詩，這就是後來所流傳的魯迅企圖阻止郁達夫夫婦移居杭州的事。根據《魯迅日記》，1933年12月29日，「下午映霞及達夫來」；30日，「午後為映霞書四幅一律云：錢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隨波不可尋。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滿蔽高岑。墳壇冷落將軍岳，梅鶴凄涼處士林。何似舉家游曠遠，風波浩蕩足行吟。」 王映霞回憶拜訪魯迅時， 她對魯迅說：「大先生，我們搬到杭州半年多了，你應該送一樣東西給我，留作紀念，最好是你自己的作品」，並拿出了事先準備好的四張虎皮箋。

不過，此詩原來並無標題，此詩和魯迅寫實阻止郁達夫移居之關係需作一辨析。首先，郁、王夫婦是1933年4月25日移居杭州，而魯迅此詩是寫於1933年12月29日晚至次日上午。可見，移居在前，題詩在後；其二，日記中記載全詩，但並無標題。《阻郁達夫移家杭州》是1934年編《集外集》後加的。那為什麼後面會有這個標題呢？大概是因為魯迅在郁達夫夫婦計劃移居時，就試圖勸郁達夫不要去。1933年12月29日郁、王夫婦的來訪，郁達夫談到了他們在杭州受到的一些騷擾，引發了魯迅的擔憂，所以當晚就寫了這首詩。因此，這首詩與其說是勸說郁達夫不要移居杭州，不如說是希望郁達夫離開杭州回到上海，所謂「何似舉家游曠遠，風波浩蕩足行吟」。郁達夫後來親自把這首贈詩取了回來，掛上杭州寓所的客廳里。郁達夫雖然明白魯迅的意思，但「因不聽他的忠告, 終於搬到杭州去住了, 結果竟不出他之所料, 被一位黨部先生, 弄得家破人亡。」 這是魯迅逝世後的事了。這首詩體現了魯迅對郁達夫的關懷。魯迅地下有靈，該是如何得為自己的預言而悲痛，為郁達夫的境遇而傷心。

當然，關懷不是單向的。郁達夫對於白色恐怖下作「匕首和投槍」的魯迅之安危，也深繫於心。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魯迅寓所陷入火線, 郁達夫十分擔心，化名「馮式文」在2月3日《申報》的臨時專刊「脫線與失蹤」發布了尋找魯迅的啟事。啟事云：「前北京大學教授周豫才，原寓北四川路，自上月二十九日事變後，即與戚友相隔絕，聞有人曾見周君被日浪人凶毆。周君至戚馮式文，因不知周君是否已脫險境，深為懸念，昨晚特來本館，請求代為登報，徵詢周君住址。馮君現寓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號，如有知周君下落者，可即函知馮君。」 郁達夫自稱魯迅「至戚」， 雖是冒名，亦非實情？

關於此事，郁達夫回憶說，「一二八滬戰發生，魯迅住的那一個地方，去天通庵只有一箭之路，交戰的第二日，我們就擔心著魯迅一家的安危。到了第三日，並且謠言更多了，說和魯迅同住的三弟巢峰（周建人）被敵憲兵毆傷了，但就在這一個下午，我卻在四川路橋南，內山書店的一家分店的樓上，會到了魯迅」；魯迅「他那時也聽到了這謠傳了，並且還在報上了看見了我尋他和其他幾位住在北四川路的友人的啟事。他在這兵荒馬亂之間，也依然不消失他那種幽默的微笑」。

魯迅一生很少訪問別人，對郁達夫的訪問也不過數次。魯迅對郁達夫的第二次回訪就在2月25日。此日，魯迅記，「晴。午後同三弟造訪達夫。」 這是為了感謝逃難中郁達夫對他一家由衷地不同一般的關心。」 29日郁達夫回訪，贈送家鄉特產乾魚、風雞、臘鴨，慰問魯迅一家。

8

這是魯迅逝世後第二天年郁達夫在趕回上海的海輪上寫下的話。可以說，郁達夫對於魯迅的文學、道德和精神的貢獻認識得最早。郁達夫對於魯迅的了解，不是普通文學上的欣賞，也不僅是政治、道德和人格的評價和認同，更是境遇、情感和心理上的知音。因此，無論在魯迅生前還是死後，郁達夫對於魯迅的評價一貫非常高。先看1935年郁達夫對於魯迅文學的評價。

1935年，上海良友圖書公司要把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做一個全面的整理出版工作，散文部分，就請了郁達夫和周作人兩位編選，計劃編二冊。經過商定，郁達夫負責「魯迅、周作人、冰心、林語堂、豐子愷、鍾敬文、川島、羅黑芷、朱大枬、葉永蓁、朱自清、王統照、許地山、鄭振鐸、葉紹鈞、矛盾」；其他的歸周作人負責。

對於周氏兄弟，郁達夫這樣說：「中國現代散文的成績，以魯迅周作人兩人的為最豐富最偉大，我平時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為最所溺愛。一經開選，如竊賊入了阿拉伯的寶庫，東張西望，簡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斷，忍心割愛，痛加刪削，結果還把他們兩人的作品選成了這一本集子的中心，從分量上說，他們的散文恐怕要佔得全書的十分之六七。」 在入選的16 位作家中， 魯迅的作品多達24 篇, 幾佔全書的五分之一。可見郁達夫對他的推崇。

對於魯迅，郁達夫不僅是在作其散文或者文學的評價，而且更像是對魯迅的人生、性格、人品和思想作出了一個全面的整體評價。他說：「魯迅的文體簡煉得象一把匕首，能以寸鐵殺人，一刀見血。」 把魯迅的雜文（散文）比作是「匕首」，「能以寸鐵殺人，一刀見血」，這恐怕是後來「匕首和投槍」的最早版本吧？

他也比較了周氏兄弟風格和思想。「魯迅的是辛辣乾脆，全近諷刺，周作人的是湛然和藹，出諸反語」；「其次是兩人的思想了；他們因為所處的時代和所學的初基，都是一樣，故而在思想的大體上根本上，原也有許多類似之點，不過後來的趨向，終因性格環境的不同，分作了兩歧」；「魯迅在日本學的是醫學，周作人在日本由海軍而改習了外國語。他們的篤信科學，贊成進化論，熱愛人類，有志改革社會，是弟兄一致的；而所主張的手段，卻又各不相同。魯迅是一味急進，寧為玉碎的」。此處，郁達夫又指出了魯迅早年受到進化論和科學思想的影響，但主張採取「急進」的手段，這恐怕又是後來所謂從「進化論到階級論」這個說法的又一來源吧？

郁達夫還剖析了魯迅的「冷麵」、「懷疑」，也就是魯迅自稱的「不憚以最壞的心態來揣測國人」。他指出，在魯迅的冷言冷語的刻薄之下，其實是「一腔沸血，一股熱情」。他說：「魯迅的性喜疑人-----這是他自己說的話-----所看到的都是社會或人性的黑暗面，故而語多刻薄，發出來的儘是誅心之論: 這與其說他的天性使然，還不如說是環境造成的來得恰對，因為他受青年受學者受社會的暗箭，實在受得太多了，傷弓之鳥驚曲木，豈不是當然的事情么? 在魯迅的刻薄的表皮上，人只見到他的一張冷冰冰的青臉，可是皮下一層，在那裡潮湧發酵的，卻正是一腔沸血，一股熱情: 這一種弦外之音，可以在他的小說，尤其是《兩地書》裡面，看得出來」，「實際上魯迅卻是一個富於感情的人，只是勉強壓住，不使透露出來而已。」總之，對於魯迅的外冷實熱，郁達夫是最有體會，最有感悟；他對魯迅的分析，以魯迅是一個人出發，論及其性格、思想、文學成就，全面而確切，他人難及。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病逝。當時郁達夫正在福州南台的一家飯館裡吃晚飯，同席的一位日本記者一見面就問他是否知道魯迅逝世的事，他大吃一驚，起初以為是別人造謠，因為不久前他和魯迅上海會面時還約好秋天去日本看紅葉。晚上他回到報館看到了中央社的電稿， 如「晴天霹靂」；他馬上給許廣平發了唁電。電文為「上海轉景宋女士鑒：乍聞魯迅噩耗，未敢置信，萬祈節哀。郁達夫叩。」

第二天晨，郁達夫即從福州搭乘靖安輪奔赴上海，參加魯迅葬禮。10月21日， 在靖安輪上，郁達夫手書 「魯迅雖死，精神當與我中華民族永存。」 10月22日船到上海後，郁達夫回家洗了一個澡，吞了兩口飯，便趕到膠州路的萬國殯儀館瞻仰魯迅的遺體。在那裡，他看到的「只是真誠的臉，熱烈的臉，悲憤的臉，和千千萬萬將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與緊捏的拳頭。」 「瞻拜遺容之後，」 郁達夫的「一腔熱淚，才流了個痛快。」 郁達夫感慨道：「這不是尋常的喪葬，這也不是沉鬱的悲哀，這正象是大地震要來，或黎明將到來時充塞天地之間的一瞬間的寂靜。」 而這葬禮之所以悲壯，是因為魯迅的偉大，以及他對中華民族的意義。郁達夫因此感嘆，「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強的半絕望的國家。」 這七十三年前在魯迅逝世後五天寫的話，不能不讓人敬佩郁達夫的犀利！

1937年3月1日，在魯迅逝世後不到五個月之時，郁達夫在日本發表日文《魯迅的偉大》一篇，把這位兄長般的偉大對日本讀者作了文學和文化、民族和歷史上的高度概括。他說：「如問中國自有新文學運動以來，誰最偉大? 誰最能代表這個時代? 我將毫不躊躇地回答:是魯迅。魯迅的小說，比之中國幾千年來所有這方面的傑作，更高一籌。至於他的隨筆雜感，更提供了前不見古人，而後人又絕不能追隨的風格，首先其特色為觀察之深刻，談鋒之犀利，文筆之簡潔，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飄溢幾分幽默的氣氛，就難怪讀者會感到一種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妻厲的風味。當我們見到局部時，他見到的卻是全面。當我們熱中去掌握現實時，他已把握了古今與未來。要全面了解中國的民族精神，除了讀《魯迅全集》以外，別無捷徑。」

在魯迅逝世之後，郁達夫是所有魯迅戰友、朋友當中紀念魯迅最頻繁的人，沒有之一。他紀念魯迅的文字，幾乎無年不有；關於紀念魯迅的活動，幾乎無不參加，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形勢不允許而止。而其大哥郁曼陀在上海被敵人刺殺而死，郁達夫才寫了一篇紀念文章。這個比較當然不恰當，可是也頗能反應魯迅在郁達夫心目中的地位。

回憶魯迅，不單純是紀念魯迅，而是「莫過於賡續先生的遺志，拚命地去和帝國主義侵略者及黑暗勢力努力奮鬥。」 郁達夫這樣講，不是空洞的口號和宣誓；他後來的一切，都是按照這句話去實踐的。以此論，他在南洋的抗日和被害實現了自己紀念魯迅的意義。正因為如此，所以郁達夫1939年稱，「魯迅與我相交二十年, 就是在死後的現在, 我也在崇拜他的人格, 崇拜他的精神。」

郁達夫也是最關心魯迅遺孤的朋友，他多次給許廣平寫信、打電報，關心他們的生活。1939年1月， 郁達夫看到報紙上說許廣平帶著海嬰去了延安，頗為驚異；而後接到許廣平的來信， 得知他們仍在上海，而海嬰因為天冷患氣喘病，頗為關心 ；當時報紙還傳 許廣平上海的寓所失火，郁達夫趕緊「打電報去探聽知道了起因是有一點的，但旋即撲滅，損失毫無之後，我才放心。」 2月11日，郁達夫致信許廣平，簡單介紹了他一家奔赴新加坡的情況，並向許廣平約稿，尤其希望許廣平寫些回憶魯迅的文章。信中說：「你若有工夫，請你多寫些雜文或者回憶魯迅的東西來，頂好事能連續登載的東西。稿費雖則不多，但匯回中國來，至少有五元錢千字的樣子。」 體現了他對魯迅的愛戴和對魯迅遺孀的關心。

郁達夫紀念魯迅手跡

9

一起在上海的郁達夫和魯迅，給了日本友人金子光晴很獨特的印象。他回憶說：

「郁先生經常和魯迅在一起，兩人在四川路散步。

「郁先生身著深煙色的中國服，魯迅穿什麼衣服我記不起來了。在散步途中，兩人似乎總有些說不盡的話要談，而且說話的又總是郁先生，魯迅臉上那稀疏的鬍子下垂著，一直在嗯、嗯地點頭。

「郁先生恰似一個幼童。好象正在憤憤地傾吐心中的不平，可微微撅起的上唇又顯出滑稽的笑意，似在自我逗趣，是一副頑皮淘氣的神情。」

金子光晴的觀察細緻入微，旁人不能及。他生動而形象地描繪了魯迅和郁達夫的「親情」， 分明帶著若有若無的長兄和小弟的影子：一個調皮而可愛的弟弟，不斷傾訴；一個穩重包容的哥哥，時常被逗得大笑。

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郁達夫和魯迅，不是兄弟，勝似兄弟。只有從這樣的「親情」出發，我們才能理解看起來風格完全不同的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這兩位偉大作家的不同尋常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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