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隱形人」：未婚先孕母子的「囚徒」之災

東方網·縱相新聞記者 林怡齡

迪拜老城區一間不到15平方米小屋，無窗，悶熱壓抑。

狹小局促的空間，塞進了9個人。他們全來自菲律賓，在迪拜這個富有、奢華的城市裡，從事著低薪工作。

小屋有8位成年人，剩下的一位則是6歲的小男孩傑瑞（Jerry）。他與母親寧（Neng）共用一張小床，擠在這狹小的空間里。寧未婚先孕的身份，使得他們必須躲躲藏藏。

而在此情況下出生的傑瑞，要想取得國籍或身份證明，幾乎不可能。對於迪拜官方而言，傑瑞就是一個不存在的人。他無法求學就醫，猶如「籠中之鳥」，被這間擁擠且黑漆漆的小屋所束縛。

在迪拜，由於女性一旦未婚先孕甚至被強姦就必須接受法律制裁，無數陷入此困境的女性，都會選擇躲起來。但以黑戶身份活著終究是一場折磨，最終不少人還是會選擇去「自首」。與此同時，那些生下來的孩子也面臨著被拋棄的處境。

像影子一樣生活

享有「海灣新娘」美譽的迪拜，是阿聯酋第二大城市。世人眼中，迪拜是奢華的代名詞。繁榮的經濟和對外來人口友好的政策，致使迪拜出現了一個較為罕見的現象：「聯合國化」。在這裡，外國人口數量超過了該市總人口數的85%，只有不到15%為迪拜本地人。

在阿聯酋940萬的居民中，高達70%的低收入外來務工人口，撐起了阿聯酋的經濟發展。而在迪拜，來自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等國的務工人員，亦是迪拜這座城市運轉的主力軍。

其中，在迪拜的菲律賓人約70多萬，但基於很多是黑戶，真實數量應該不止於此。作為迪拜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人通常從事的是建築業或零售業，亦或是作為女傭和計程車司機。

迪拜地鐵上女性專用車廂。每年有數百名外來務工人員在未婚懷孕後躲藏起來。照片：Tony French

寧就是這70萬人中的一員。

十年前，寧從菲律賓來到迪拜，做起了家庭保姆工作。由於菲律賓人服務技能精通，成本低且有著不錯的英語水平。他們在迪拜，照樣扛起了服務業的大旗。

只是好景不長，寧因為不堪忍受僱主的謾罵，選擇了逃之夭夭。失去工作後的寧，很快因為簽證過期而成為非法人員。惶惶不可終日的她，在此時遇到了一位男子。

本以為生活就此改變，但美夢終究易醒。寧懷孕後，她被該男子趕出了家門。這時，寧意識到，她第二次違反了阿聯酋的法律。

阿聯酋的醫生在診斷出未婚婦女懷孕後，有義務將她們交給警察，然後等待著這些人的便是入獄和驅逐出境。因為該國法律規定，婚外性行為是一種犯罪行為，一旦定罪將導致長達一年的監禁。

寧害怕了，她選擇躲起來，像影子一樣活著。「你懷孕的那一刻，你不能告訴任何人，你不知道該怎麼做，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折磨！」她說道。

菲律賓駐迪拜領事館提供的數據顯示，每年有數百名外來務工人員像寧一樣決定在婚外懷孕後躲藏起來。「她們害怕失去工作，因為這是為遠在幾千公里外的家庭，提供收入的唯一途徑。對她們而言，被驅逐也就意味著生命的終結。」研究海灣國家法律的菲律賓律師巴尼（Barney Almazar）說道。自2013年開始，他一直在為阿聯酋的移民工人提供法律援助。

未婚先孕和被強姦都面臨監禁

寧的遭遇亦是不少阿聯酋女性的困境。目前，阿聯酋約有15萬外來女性務工人員，而在BBC的一項調查中，阿聯酋每年都有數百名女性因為遭受強姦或者婚外性行為而被監禁。

1971年，阿聯酋關於婚外性行為及懷孕的法律被編纂成法典。

觸碰禁止婚外性行為法律的最常見是女性移民工人。圖：Ali Haider

BBC曾與被收押在監的阿聯酋女子赫莎（Hessa）進行了交談，發現她是與相處了六年的男友發生婚外性行為被逮捕。這名已婚男子曾承諾會娶她作為第二任妻子。

「當我告訴他我懷孕時，他非常沮喪。然後他打了我。」赫莎說，「他說我會告訴你的家人你是不光彩的。」無奈的赫莎只能決定墮胎。 「沒有結婚，我不能生孩子。」她說，「如果我的家人發現，他們會殺了我。」

令赫莎沒想到的是，一是墮胎的行為違反了阿聯酋的法律，二是她也早已觸犯「婚外性行為」的法律。在阿聯酋，觸犯「婚外性行為」的法律罪名被稱做Zina——它意味著遭受數年或數月的監禁及鞭刑。

出於自願的赫莎最終還是因此接受了法律制裁，但其他被強姦的女性，卻也發現自己面臨著監禁。

儘管法律的制定源於阿聯酋特殊的宗教觀念和法律規定，但顯然存在悖論。當受害者受到性侵時，她們也同時觸犯了Zina，即「婚外性行為」。

2010年左右，一位英國女性報案稱被迪拜的一個服務生強姦，卻因被發現與其「未婚夫」存在「非法性行為」而被逮捕。三年後，一位25歲的挪威女性在迪拜出差時遭到強姦。向警方報案後，她等來的卻是監禁。

警方沒收了該名女性的護照，並以發生「婚外性行為」為由判處其16個月監禁。彼時，該事在國際社會上引發強烈抗議。挪威水手教堂的一名牧師吉塞爾?梅林說：「我們對此事感到非常震驚，也曾希望案情有所轉機，但是阿聯酋的司法制度就是如此，我們必須入鄉隨俗。」

根據阿聯酋的法律，認定強姦罪要麼是罪犯承認罪名，要麼是有四名穆斯林男性作證。國際特赦組織海灣研究員戴克（Drewery Dyke）指出，這種情況並非罕見。「受害者被指控進行非法性關係，但強姦指控本身卻未經調查。」他說，「雖然新聞報道顯示這種情況略有改善，但有傳聞稱，來自移民社區的弱勢婦女仍面臨困境。

走投無路，選擇自首

懷胎十月，寧最終找了一個非法的護士，在朋友公寓里產下了傑瑞。迫於生計，寧也不得不在傑瑞出生後就開始找工作。由於無法再通過正規官方渠道，她最終在距離她家走路10分鐘的地方，找到一份管家和保姆工作。

僱主知道她的非法身份，開出了低價。要求寧每天工作10小時，每周工作5天，但如此辛苦的工作最終卻只能拿到每月1000迪拉姆（216英鎊）的薪資，而她那15平方米小屋裡的床位租金就要500迪拉姆，富餘時還要寄190迪拉姆給其遠在菲律賓三寶顏錫布格省（Zamboanga Sibugay）的家，這是菲律賓最貧困的省份之一。

而當僱主沒有按時支付工資時，寧和兒子傑瑞的生活便變得難以維持。但寧沒有辦法，作為一個非法外來人口，她沒有權利，更不可能向當地政府投訴。

母子倆掙扎著維持生計，共同睡在不到一米寬的下鋪。他們將床單製成臨時窗帘，懸掛在鋪位面前，以此提供一些隱私。房間的地板上，蟑螂和其他蟲子肆意橫行。糟糕的環境讓傑瑞的童年一直在擔憂中度過。「我什麼都感覺不到。我生病了，但我無法好轉。」他說。

寧和傑瑞在他們的小房間里吃了一頓飯。傑瑞無法接受教育，也無法就醫。圖：Katie McQue

傑瑞的情況擊垮了寧的心理防線。她想去警局自首，希望能在服刑後帶著傑瑞出境。但她內心依然糾結。儘管在迪拜日子艱辛，但回菲律賓對於她而言，前途只會更加黯淡。寧的老家已經沒有多餘的空間可以容納她和傑瑞，他們生活困難，無法再多養活兩人。

更多的人則無法像寧一樣帶著孩子一起生活。由於害怕被警察抓住，並且在工作時無法照顧孩子，不少未婚的新母親都傾向於放棄他們的孩子。

一些運氣好的孩子得到了社區里其他人的照顧。喬安娜（Joanna）是一名來自菲律賓的護士，在迪拜工作了十年。她一直住在迪拜阿爾卡拉馬（Al-Karama）地區一間屋子裡，與其他4個人一起生活。

現在，她已經照顧一名叫羅薩米（Rosamie）的女嬰15個月了。一年半前，羅薩米出現在了喬安娜的房間里，孩子的母親是她室友的朋友。當母親離開後，羅薩米在凌晨嚎啕大哭。第二天，羅薩米不見了。但一個月後，她又再次回到喬安娜的房間。

就這樣，羅薩米在這間屋子裡的五個人手上流轉。當喬安娜第三次看到羅薩米時，小女孩身上已經長滿了皮疹。她決定照顧羅薩米，直到她的母親可以回來將她接走。

得益於喬安娜的工作，羅薩米得到了很好的照顧，她一直在健康地長大。「我很自豪能成為她的母親。我總是告訴她我非常愛她。」喬安娜說。每天晚上睡覺前，羅薩米和喬安娜總是在「你是我的陽光」的歌聲中睡去。

對於羅薩米的喜好，喬安娜亦是如數家珍：她喜歡穿連衣裙，她最喜歡的玩具被她稱為 「寶貝公主」。但喬安娜也在擔憂，因為她非常清楚她可能因為養育一個不合法的嬰兒而被判入獄。

她迫切希望能找到一種合法收養羅薩米的方法，但在阿聯酋，只有阿聯酋的國民可以領養子女。「沒有相關文件，孩子很難和我們在一起。兩周後，我問菲律賓駐迪拜領事館我該做什麼。但我只是被告知，再等等，母親會來。」她說。

菲律賓駐迪拜領事館稱，每月約有40名非婚生子的母親向他們和大使館求助，但這只是一小部分人。

目前，迪拜監獄裡的兒童和嬰兒的服務基礎設施已不堪重負。一位因婚外性行為被監禁的女性告訴BBC，監獄條件很差。「他們每周只給一罐牛奶和25塊乳酪，甚至連水都需要購買。」她說，「我們那個房間里有三到四個人，還有嬰兒。我們全擠在一張小床墊上。」

儘管監獄環境惡劣，仍有不少母親在走投無路之後選擇前來「自首」，因為對於她們而言，躲得了一時躲不過一世。她們希望在監禁後可以離開該國，那樣或許還有新的人生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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