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崛起取決於大學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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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20世紀所有的驕傲，都歸結到中國能夠在最絕望的時候，有很少的一些中國人，他們能夠辦起幾所大學或准大學，支撐起整個民族的文化。

中國20世紀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於在平常時期幾乎完全沒有真正的大學，沒有完整人格的修養所，只有人才培訓機構，只有培養工具。

——朱學勤（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標題：一個民族需要仰望星空的人

文 | 朱學勤

01

中國到底有沒有真正的大學？我的回答是，百年中國的絕大多數時候，尤其是近20多年來，並沒有一所真正的大學。真正的大學是什麼呢？我要講遠一點。

孔子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為他建立了一個學校，通過它普及了一種理論，世世代代傳下來。今天，西方人之所以強大——他們後來超過其他所有的文明古國，尤其在全球化時代，一種強大的力量逼迫著其他文明去改變自己，去迎合它，這種力量從哪裡來的？是從大學來的。

越是文明的社會，越是需要有一批專業學者來構造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成為所有社會成員的文化認同。而這些有智慧的知識精英形成的共同體，就是大學。

這樣的大學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西方最早在柏拉圖時代，就建立了一個叫Academy的東西，柏拉圖的Academy要幹什麼呢？西方人認為，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並不是最重要的，它背後有一個抽象的能夠用數學、用邏輯、用語言精確表達的Logos，按今天的話，一種規律、一種規則，那才是萬物的根本。只要把握了這個Logos，把握了萬物的規律，你就把握了萬物。這種柏拉圖的信念，也就是古希臘哲學的基本精神。

這與其他思想不同，尤其與中國人注重直覺與感性思維不同。中國的農業文化相信，我們的直覺、感悟，我們在人和對象之間建立一種生動的、感性的、直覺的關係，這是中國人的特色。而在柏拉圖時代，他鼓勵他的學生去尋找萬物背後的邏輯、數學、幾何學，從這些抽象的理念、概念里探索萬物的和諧秩序和規律。柏拉圖的這種智慧，傳到亞里士多德，傳到亞歷山大時期的科學，傳到羅馬時代的法律，一直傳到中世紀的基督教神學。

公元五世紀奧古斯丁的基督教第一次大綜合，把基督教由一個光是信仰的宗教，變成了一個理性的宗教，一個講道理的宗教。基督教越來越能夠講道理，講究嚴格的理論推理，於是就有了最早的大學。

西方第一所近代意義的大學，就是義大利的博羅尼亞大學。這所最古老的大學，有近一千年歷史，還力圖保持老樣子，那些房子已經非常老舊了，實在撐不住，才搞一根水泥柱把它頂上，一些殘垣斷壁也都很好地保護在街上。這些大學幹什麼呢，要尋找上帝創造這個世界時賦予的規律、規則，一種抽象的道理，要尋找萬物背後的Logos。

歐洲大學之母：博洛尼亞大學鳥瞰

02

我們知道，鄧小平的一個偉大智慧是「不爭論」：學任何東西，看任何書都要管用，沒用的東西就不要搞。讀馬列也要管用，否則幹什麼呢？爭論多了妨礙行動，所以提倡不爭論。深圳那個小漁村怎麼富起來的？靠的就是「做」而不是「說」，說了就搞不成了，先做了再說，打點「擦邊球」沒關係。結果，今天中國人都默認，說的東西往往不能做，做的東西往往不能說；悶聲發大財。

但是西方學院文明恰恰相反，先是靠說，而且說的東西還不管用，說的是些什麼呢？針尖上能站多少個天使；上帝把亞當身上一根肋骨變成了夏娃，那男人身上是不是會少了一根肋骨；禿頭復活以後，在天堂裡面長不長頭髮；上帝可不可以是女人的樣子；亞當和夏娃不是娘肚子里生出來的，有沒有肚臍眼。

這些問題看起來無聊可笑透頂，在我們看來毫無意義，但它具有另一種意義，它確立了一個信念：萬物背後都有一個根本的道理，而且這個道理是可以推理、可以尋找、可以證明、可以爭出來的。越爭論，真理就越明白。最早的大學就開始干這些事情，把道理搞清楚了，什麼事情都能夠朝有序化、理性化的方向發展。

所以，西方精英們從一開始就相信，社會必須有一種超越任何個人意志，超越物質外表的一種道理、一種規則、一種規律、一種秩序，它雖然抽象，卻嚴格遵守邏輯、數學與實證的規則。這就是希臘理性思維，這就是柏拉圖的Academy留下來的精神，這就是現代大學精神。

拉斐爾：《雅典學園》

03

四大文明古國都是自然主義的文明，人們的生活完全依靠大地、天空，靠四季輪迴、靠土地裡面長出的東西來養活人，依靠自然生態的循環。

但是與柏拉圖對應的希臘文明是另外一種文明。

希臘這個地方在今天看來是不可能產生偉大文明的：山上光禿禿的，生態惡劣，水土容易流失。所以，希臘歷史上經過幾次反覆，克里特文明，邁錫尼文明，總是幾百年就不行了，可能都是這個原因。

後來多利亞人崛起，當這塊土地提供的糧食接近危險的極限時，他們受了腓尼基人貿易活動的影響，不再靠土地上的收穫直接養活自己，而是靠航海、商業、還有手工業，與外部的生產分工和相互貿易來實現生活的供給。他們的山上能夠種葡萄和橄欖，這兩種作物不僅不造成水土流失，而且還能夠保持水土，這兩種作物不能當飯吃，但是可以釀成葡萄酒，榨出橄欖油，而他們又有非常好的航海條件。他們把葡萄酒和橄欖油拿去跟別人換，於是一種特殊的文明就產生了。

商人們航行在單調枯燥的海上，跟農民以感性的方式直接與大地接觸不一樣，他們看到的除了茫茫大海，就是太陽、月亮、星空，於是他們的天文學、幾何學就很發達；商人總是盤算著數字比例關係，於是數學思維很發達，畢達哥拉斯主義就產生了；航海與貿易需要發達的手工業，而手工業製品通過商業推廣又更加發達，手工業的發達導致了原子論的產生，機械唯物論的產生，導致了最初的分析式的自然科學的產生。

我們知道，今天西方人除了以科學作為改變世界的有力工具外，還有一個東西用在處理人和人的關係上，這就是法律。中國人怎麼處理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呢？通過面子，通過感情，通過人情關係，通過道德，最後通過權力來把握。而西方人主要通過法律，通過契約，通過社會公德，通過每一個人心中把握的客觀尺度來約束所有人的行為。這種法理思維，跟自然科學思維如出一轍，相信所有個別事物之上，有一個抽象的規則、法則和規律在支配著一切，而且這種抽象的規則是能夠以嚴格的邏輯和數學方式表達的。

今天西方人強大的奧妙，就是兩個東西，一個科學，一個法律，都是從希臘哲學演變而來的。這兩個東西看起來好象不一樣，法律是管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規律是管自然萬物之間的關係的，但在西方語言中是一個東西，都叫Law。它們都是從柏拉圖那裡來的，相信萬物背後有一個普遍的共性在起支配作用。這東西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只能用人的理性思維去把握。

古希臘雕塑

04

大學就是柏拉圖的那個 Academy 延續下來，到中世紀就是經院，近代就是University，執著追求萬物背後的規則，相信道理越爭論越明白。這種把求知當作最高追求的人生態度，幾乎體現在每一位哲學家身上。

泰勒斯是代表希臘智慧的第一個人。他本是個商人，可是他不好好經商賺錢，老去探索一些沒用事情，所以他很窮，有一點錢就去旅行花掉了。所以有人說哲學家是那些沒用的人，賺不到錢的人。

有一個故事，一個晚上泰勒斯走在曠野上，抬頭看著滿天星斗，他預言第二天會下雨，正在他預言要下雨的時候，腳下一個坑，他掉進去了，差點摔死，別人把他救起來，他說謝謝你，你知道嗎？明天會下雨啊！於是又成了一個笑話，哲學家是只知道天上的事情，卻不知道腳下會發生的事情的人。兩千年以後，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一個民族有一些關注天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一個民族只是關心腳下的事情，那是沒有未來的。

西方大學與中國大學有個很不同的地方，我們可以選擇拉斐爾的《典雅學派》與《孔子講學圖》做對比，看出兩種大學的區別。

《雅典學派》是非常著名的一幅畫，在梵帝岡博物館裡，畫面所有的人都在一個大廳裡面，沒有地位等級，大家各自干各的事情，或是在相互交流，亞里斯多德與柏拉圖平列走在一起，爭論得面紅耳赤。誰都不代表真理，老師也不一定有真理；真理高於一切，在一個看不見的地方，每一個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理性去領悟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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