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達為何在關鍵時刻叛蜀投魏？
摘要：關羽出兵圍攻樊襄時已經取得了水淹七軍、收降于禁、斬殺龐德等一系列重大勝利，關羽聲勢一度「威震華夏」、驚敵心膽。關羽此時要求劉封、孟達出兵似乎只是要他們幫助自己擴大戰果，而並非是救自己的命。
引言
在三國格局中，原本坐擁上庸的孟達叛蜀投魏，使蜀漢集團拒魏阻吳的地緣優勢幾乎不復存在，對諸葛亮北進中原的大業造成了極其不利的影響。孟達投魏後，因有「將帥之才」，深受曹丕賞識信任，被加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平陽亭侯，後又受命與夏侯尚、徐晃合力襲取上庸諸部。荊州、上庸相繼失守，使蜀漢集團北襲宛洛、決戰中原的戰略意圖徹底落空。在三國時期詭譎莫測、內鬥慘烈的生態中，孟達果真是行跡不堪、自取敗亡嗎？結合孟達性格、孟達投蜀後的政治境遇及蜀漢上層的權力生態，孟達叛蜀的原因可被歸結為以下三點：
一、獎掖不公，政治上升期望受挫
孟達當年在劉璋集團內部積極響應張松獻蜀於劉備的主張，背著昏弱的劉璋，與張松、法正結成了以高價售賣益州為共同使命的幫派。梳理三國史料時可以發現，劉備集團能順利地佔領巴蜀和漢中，孟達也功不可沒。首先，孟達是劉備入川時的引路人。據《三國志》載，建安十六年（211），劉璋採納張松「迎劉以擊張魯」的建議後，即「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使迎先主」。見到劉備後，劉備「令達並領其眾，留屯江陵」。攻取成都後，以孟達為宜都太守。
其次，孟達是為蜀漢政權開疆闢土的驍勇先鋒。建安二十四年（219），孟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既克，孟達又揮師與劉封合攻達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迫於強大的軍事壓力，舉眾投降。佔領並控制房陵、上庸、西城，使劉備集團擁有了北抵曹魏、東拒孫吳的戰略屏障，為蜀漢政權的建立奠定了地緣政治基礎。在這一時期，論功論能，孟達都稱得上是文武兼備、獨當一面的野戰將領。
論功行賞，是古代君王鞏固權威、籠絡人心的常規手段。劉備在川中稱帝前，曾兩次封賞群臣。建安十九年（214），劉璋獻城投降，蜀中宣告平定。建安二十四年秋，成功襲取漢中後，劉備進位漢中王，隨即再次獎掖有功之臣。據《三國志》載，劉備當時封馬超為平西將軍加都亭，許靖為左將軍（領）長史（領）鎮軍將軍，龐羲為營司馬，射援為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諸葛亮為軍師將軍，關羽為蕩寇將軍加漢壽亭侯，張飛為征虜將軍加新亭侯，黃忠為征西將軍，賴恭為鎮遠將軍，法正為揚武將軍，李嚴為興業將軍。
劉封劇照
在《三國志》所載的兩份獎賞名冊中，我們找不到孟達的名字。對孟達而言，在劉璋麾下受冷遇、遭閑置的經歷，猶如蛟龍失水、猛虎被縛，是一生中不堪回首的屈辱。孟達決心投靠劉備集團並向新主劉備竭力展示自己的忠誠和才幹，其目的在於獲得巨大的政治回報和廣闊的發展空間。但在劉備集團趕走劉璋、紮下根基後，孟達作為蜀漢新臣，他環視四周，卻驚訝地發現昔日的蜀中友朋或同僚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待遇大都優於自己。孟達心中自然因此感到失落和不平。當初與自己一起率兵迎接劉備的同鄉法正，由於善使奇計，功勛卓著，先後被劉備封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和尚書令、護軍將軍，對此，孟達也算服氣。
但在劉備大兵壓境的情勢下，經威逼利誘而從劉璋集團投降過來的諸如許靖、李嚴、董和、黃權、劉巴、費觀等人，也受到論高規格的封賞，且他們中很多人所擁有的權勢竟也在孟達之上。孟達自負其能、自視忠勇、自恃功高，但自己在封賞名冊上的位次卻粉碎了他的這種自我感覺。孟達在懷疑自己所獲獎賞及所受待遇的公正性時，他的心底自然就出現了與蜀漢高層之間的感情裂隙，這種裂隙最終演化為相互之間的信任危機。
二、屢遭猜疑，君臣之間缺乏互信
孟達少時入蜀，良好的家庭生活環境、蜀中濃郁的文化氛圍、身邊優質的師友資源，使孟達成長為一名有襟抱、有才情、有風度，文韜武略兼具的明星青年。加之有士族權貴提攜，孟達很快就躋身於蜀中上層集團，成為張松、法正等權謀家倚重並信任的青年將領。優越的出身和青年時代的光榮經歷，很容易使孟達形成自信而張揚、熱烈而深沉、忠猛而豪橫的個性氣質。
劉備、孟達二人在性情氣質上呈現出冷與熱、暗與明、軟與硬、虛與實、偽與真、溫與燥等方面的鮮明對比。通過對比劉備和孟達的性情氣質，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孟達投靠劉備集團後受冷遇、遭猜疑，既是上下級之間權力配置不公所致，也是兩種具有對立性的性情氣質之間發生自然排斥的體現。在《三國志》中，劉備對孟達的不信任和猜疑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曹丕劇照
（1）留屯江陵，受關羽監視
《三國志》載，劉璋遣法正、孟達各將兵二千，導引劉備入川。見到法正與孟達後，劉備邀「故人」法正做自己的顧問和軍師，隨軍入川，參與戰爭決策和指揮，卻令孟達「並領其眾，留屯江陵」，未使其跟隨自己入川作戰。按常理，孟達作為蜀中將領，既熟悉西川關隘城池的防禦部署，又有對劉璋屬下實施分化瓦解的身份優勢，使孟達加入攻取西川的作戰序列，應是一種加快戰爭進度、減少己方傷亡的策略性選擇，但劉備顯然不這樣認為。
江陵屬荊州轄區，其防務由關羽全權負責。孟達率一支區區數千人的疲弱之師，寄居於關羽的地盤之上，其心底實難坦然。孟達自然掌握張松、法正與劉備之間的秘密交易，但其手下的士卒豈知詳情？等蜀中子弟明白了法正、孟達之輩是在引狼入室之後，隊伍甚至存在嘩變的危險。但即使發生嘩變，也可以確保被就地剿滅。在這種背景下，與其說孟達率軍「屯留江陵」，不如說是被關羽武裝拘禁。總而言之，劉備不讓孟達隨自己入川作戰，根本原因在於對孟達的忠誠度心存懷疑。
（2）駐防上庸，遭劉封侵陵
劉備西定益州後，孟達似乎時來運轉，這是因為劉備好像突然表現出了對孟達的信任和器重。《三國志》載：「蜀平後，以達為宜都太守。」建安十五年（210），劉備改臨江郡為宜都郡，宜都之名即始於此，取「宜於建都」之意。蜀漢政權中首任宜都太守是張飛。也就是說，張飛履新南郡（任巴西太守）後，孟達接任宜都太守一職。宜都素有楚蜀咽喉之稱，戰略地位十分重要。
我們可以想像，默默無聞數年之後的孟達受命守衛蜀漢集團的戰略門戶，這足以使孟達對自己的政治前途重新充滿希望。但接下來的遭遇又一次擊碎了孟達對未來的樂觀預期。「建安二十四年，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蒯祺被殺後，在進攻上庸前夕，劉備派義子即副軍中郎將劉封沿漢水而下統領孟達軍隊，事實上是變相解除了孟達的軍事指揮權。
按《三國志》所載，劉封其人「有武藝，氣力過人」，可謂是典型的草莽武夫。這類人品行中常見的缺陷就是戰場上敢於為主拚命，涉及政治事務卻往往不知深淺；一旦收恩得寵，則又容易變得驕橫恣肆、忘乎所以。不幸的是，劉封身上的確有這些缺陷。由於劉備「欽點」其統轄上庸三郡並監視申氏兄弟及孟達所部，加之頭頂劉備義子的耀眼光環，所以劉封在處理與上庸地區其他兩大派系的將領之間的關係時免不了以我為主、一味專橫。
《三國志》云：「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搶奪孟達的私人儀仗隊伍，是對孟達赤裸裸的不屑和侮辱。可見荊州覆敗後，孟達在寄居上庸期間，其處境何其艱難，其內心何其憤懣！在孟達謀劃重歸蜀漢政權之際，諸葛亮的書信里也講道：「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可見劉封「侵陵」孟達的事實，諸葛亮也是掌握的。必須承認，劉封的欺壓是造成孟達叛蜀的重要原因。在孟達率部曲四千家投降曹魏之後，申儀、申眈先後叛蜀，劉封被趕回成都後遭劉備賜死，也算是咎由自取。
三、關羽敗亡，獲欲加之罪
《三國志》云：「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作為地方軍閥的申氏兄弟，曾經通魯投曹，首鼠兩端，深諳在強者之間的生存之道。兄弟二人在劉封、孟達合攻上庸時獻城投降，只是迫於軍事壓力的不得已之舉。為起到安撫籠絡的作用，劉備賜二人高爵厚祿。
在這種背景下，上庸地區雖有劉封、孟達駐兵，但的確是民心不穩、根基未牢。同時可以看出，關羽向劉封、孟達求救時是在他圍攻樊城、襄陽之時，而並非敗走麥城的時候。關羽出兵圍攻樊襄時已經取得了水淹七軍、收降于禁、斬殺龐德等一系列重大勝利，關羽聲勢一度「威震華夏」、驚敵心膽。關羽此時要求劉封、孟達出兵似乎只是要他們幫助自己擴大戰果，而並非是救自己的命。
關羽劇照
據《三國志》記載，劉封、孟達攻佔上庸是建安二十四年夏季的事，而關羽攻樊受阻則發生於同年秋季。在劉封、孟達在上庸立足未穩，軍隊也未作適當補充、休整的情況下被要求舉全力投入樊城之役，這本身有悖軍事常理。原因有三：一是在劉備、諸葛亮對上庸防務未做後續安排的情況下，拔營東向以後，上庸兵力空虛，東三郡極有可能再入曹魏之手；二是劉封、孟達所統軍力有限，在曹操與孫權各派精銳對樊城形成南北合擊之勢，關羽覆敗已成定局的背景下勞師遠征，無疑是飛蛾撲火、羊入虎口；三是在攻克樊城無望，而關羽身陷重圍、處境危險之時，不僅未見蜀漢集團從巴東、南郡等地發一兵一卒北上救援，也未向劉封、孟達下達揮師救援的命令。
要知道，劉封、孟達並沒有假借於劉備的權力，若無劉備的指令，作為臣子的劉封、孟達絕無發兵的可能。通過陳壽的記述，我們可將關羽敗亡的原因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恃勇任勇，未以智計，辱吳使者，激怒孫權；二是蔑視文人，輕慢屬下，危難時刻，將吏叛離；三是不識大局，擅自發兵，破壞統戰，終遭遺棄；四是撤退失策，不投上庸，南退江陵，自投死地。
分析三國歷史文獻，可以確定，即使孟達當年在「屯留江陵」期間與關羽關係不睦，甚至對其心懷厭憎，但以其在上庸處境而論，他實在是沒有能力挾私報復。因為劉封是駐守上庸的主官，孟達是其部下，在是否出兵助攻樊城的問題上，劉封才是拿主意的人。加之如前所述，劉封原本與孟達關係緊張，在涉及重大軍情時，他是不會給孟達發言權的。總而言之，孟達不應對關羽之死承擔責任。通過還原隱藏於三國史料中的歷史真相，我們不禁要問：孟達何罪之有？
參考文獻：《三國志》、《後漢書》、《資治通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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