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南北地理分界線及相關問題
一 環境變遷與南北地理分界線
在我國三大緯向地理分界線中，秦嶺淮河線無疑是最為重要的一條。在自然方面，它作為亞熱帶與溫帶的一條綜合自然地理界線，具有熱量、水分、土壤、生物等諸多方面的分界意義;在人文方面，它以土地利用和生活方式為基礎，將我國分劃成南北兩方。從歷史上看，這一界線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引起足夠的重視。但其中仍存在許多值得探討的問題，特別是當其與環境變遷相聯繫的時候。
歷史氣候方面的研究顯示，歷史時期中國東部地區亞熱帶北界處在不斷波動當中，仰韶時期、春秋戰國時期曾分別較今北偏5-6及2個緯度，此後雖個別時期如唐代的氣候特徵尚有爭論，但多數時期較今南偏1-2個緯度。既然如此，作為現代亞熱帶北界的秦嶺淮河線其自春秋以來便引人關注的原因便值得思考，因為這樣一條關聯著地球化學過程的綜合性地理界線顯然非旦夕可以形成。
而另一方面，所謂南北地理分界的意義至少有三重:其一為自然的，即環境的;其二為政治的，或曰疆域的;其三為文化的，或曰觀念的。自然層面的南北分界不必是亞熱帶與溫帶的界線，但必須有一定的較綜合性的地理分界意義。
政治層面的南北分界只有當全國一統時才具有足夠的地理價值，否則，它往往用於指稱分裂政權之間的疆界。而文化層面的南北分界既受到自然地理環境的制約，又須考慮到傳統、疆域、行政建置及社會心理等諸多人文因素的影響。換言之，在環境持續變遷、人文因素不斷嬗遞的歷史時期，南北地理分界線完全存在著發生推移的可能。
二 唐代行政體系中的南北分界
唐代的政區是虛三級制，正式的州縣二級之上還有一級作為監察區的道。貞觀元年(627年)分天下為十道，開元二十一年(733年)分置為十五道。中唐以後道的數目大大擴張，而性質則成為事實上的高層政區(方鎮)。
在唐代道的設置中，有兩點是特別值得注意的:一，道的分劃原則是山川形便，即以自然的山脈、河流走向為分界依據，其中秦嶺、淮河一線是受到充分尊重的。其二，道的命名，從中可以看出一種附麗於行政建置的南北觀念。
十道在北方的5道，按經向分為4列。以首都所在的關中為核心，是為關內道。其西隴山以西，為隴右道;東面黃河與太行山之間，大體相當今山西之地，為河東道。太行山以東，即唐人習稱的「山東」之地，由於境宇廣袤，以黃河為界分為河南、河北二道。
南方的5道大體上呈緯向分布，當然其中也有經向差異。東部的趨勢最明顯:淮河至長江為淮南道，長江至南嶺為江南道，南嶺以南為嶺南道。淮南道以西，秦嶺至長江為山南道;山南道以西，劍門以南為劍南道。
儘管在現存唐代史料中筆者沒有發現明確將某些道定義為南方或北方的記載，但上述十道名稱中凡位於秦嶺淮河以南的均帶「南」字，應該說不可能是無意的。不妨認為這便是將其當作南方的明證。開元時增至十五道，北方只是將二京所在各增置一道，即自關內分出京畿道，自河南分出都畿道;而在南方則是將山南分為山南東、山南西二道，江南道分為江南東、江南西、黔中三道。其中「黔中」在詩文中也往往被稱作「黔南」。
中唐以後道(方鎮)的數目逐漸增加，命名規則不可能一以貫之，但秦嶺淮河一線基本上未被突破。而且，正因為方鎮的數目過多，十道的觀念反而得到加強。唐後期編繪的多種全國行政區劃圖及圖志均以十道為名，如《貞元十道錄》、《十道圖》等。此外不以十道為名而保存至今的名著《元和郡縣圖志》所記為當時的47節鎮，也仍以十道為統系。這一傳統一直延續至五代。
唐後期的十道已脫離當時的行政建置而成為一種文化觀念，但這一觀念畢竟是從行政體系中產生的。宋代行政體系中的高層區劃改名為路，十道圖志的編繪也便相應地改名「九域」。因而認為秦嶺淮河線在唐代為一條具有行政建置意義的南北地理分界線應該是沒有疑義的。
三 唐人地理感知中的南北分界
1.西段:秦嶺
在唐人的表述中，明確將秦嶺稱為南北地理分界線的並不多見，但賦予其以南北分界意義的則甚為昭彰。陸贄在進諫時以褒斜道為說:「此路若又阻艱，南北便成隔絕」。所謂「南北」，應即南北方之意。而不少北方人都習慣性地將秦嶺視為其鄉邦的南限。韓愈《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詩有句雲:「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對此表達更清楚的是司空曙的《登秦嶺》:「南登秦嶺頭，回首始堪憂;……從此思鄉淚，雙垂不復收」。以致在不少人心目中，越過秦嶺是一件頗值得注意的事，如李逢吉《奉送李相公重鎮襄陽》詩謂「冰雪背秦嶺」，以及元稹《酬樂天書懷見寄》所稱「我上秦嶺南，君直樞星北」，均以秦嶺作為顯著的地理存在。既如此，以其為南北方交界自勿庸置疑。這樣一條地理界線，唐人很少闡述其自然景觀方面的變化。上引元稹詩中有「秦嶺高崔嵬」之句，注意到其山體高大。孟貫《過秦嶺》亦稱:「古今傳此嶺，高下勢崢嶸;安得青山路，化為平地行」;在強調其對交通具有阻隔作用之餘，似乎更注意一種歷史傳統。歐陽詹《題秦嶺》寫道:南下斯須隔帝鄉，北行一步掩南方。悠悠煙景兩邊意，蜀客秦人各斷腸。這首詩頗值得重視。「悠悠煙景」無疑指自然景觀，蜀客秦人則指人文環境，而前面兩句尤無異於直言秦嶺為一條南北地理分界線。顯然，作者認定該線具有綜合性的地理分界意義。不難想見，這種感知在當時應該是一種地理常識。
2.東段:長江
這部分的情形較為複雜。有些人對於淮河的地理分界意義也相當重視，須分別予以檢討。
(1)淮河:「淼淼長淮水，東西自此分」
總體而言，唐人對於淮河作為地理界線的體認較為單薄。當時對於淮河的觀感主要表現為兩點:其一是長。很多人在提到淮水時都注意到這一點，如「淮流一派長」之類。唐人習以「長」作為前綴與「淮」構成一固定用語，如錢起有句雲「長淮流不盡」。這一用法在唐詩中出現的次數比「長江」還多。其二是深。這一點被提及的頻度遠不及前者，但也頗值得關注。其中有單言淮水的，如岑參有謂「清淮無底綠江深」;也有以淮水與海連稱的，如蕭穎士所謂「淮海阻且深」;還有以淮與江相提並論的，如高適所謂「蕭條秋風暮，回首江淮深」。與淮河有關的地理現象，唐人普遍注意到「淮南落木」的自然景觀。無論在當地在外地，凡言及淮水、言及秋天，幾乎千篇一律地都重複這一意象。如宋之問《初宿淮口》有「況值淮南木落時」，陳存《楚州贈別周願侍御》有「淮南木葉飛」，劉長卿在隋州、江州曾分別有「淮南搖落客心悲」、「淮南木落楚山多」之句。
這一意象的形成及傳播過程尚待研究，但其意指淮水應為落葉闊葉林分布南界殆無問題。方干有詩句謂「寒蕪隨楚盡，落葉渡淮稀」，可以為證。此外韓《送李秀才歸江南》詩有句稱「過淮芳草歇」，也許可以理解為淮河南北的草本植物有某種變化，然過於含糊，難於確指。
至於淮水的人文地理意義，元稹在《祭淮瀆文》中曾講到「經界區夏，左右萬國」。其前半強調政治地理意義，後半蓋指交通方面的重要性。而更多人將它與古代的楚聯繫起來，認為它是楚的北界。賈島雲:「楚從何地盡，淮隔數峰微」;方干亦稱:「越山直下分吳苑，淮水橫流入楚鄉」。因而有不少人認為其在當時仍是一條重要的地理界線。劉長卿《送邵州判官往南》有句雲:「相望隔淮長」，試想如果只是泛泛一水，個中的意蘊是甚無謂的。
但這樣一條地理界線在當時人心目中是否即南北分界頗值得商榷。支持的例證自然不乏，北方人孫逖在南行途中寫有《淮陰夜宿二首》，其中有「鄉情淮上失」、「宿莽非中土」之句，其認知方式與上述北方人對於秦嶺的認知方式頗為類同。而韓竑《送郭贊府歸淮南》詩謂:「白苧歌西曲，黃苞寄北人」，是其以淮南為南方明甚。然而削弱的證據也頗不少。值得注意的如劉長卿所謂「淼淼長淮水，東西自此分」，句中「東西」耐人尋味。無論如何，作者不以淮河為東西向地理事物可知。既如此，至少可說明當時以淮河為南北地理分界線並非盡人皆知之事。
(2)長江:「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與「長淮」相對，唐人對「江」的修飾語更多的是「大」。
大江作為一條東西向的地理界線，唐人曾賦予它異乎尋常的重要意義。《啟顏錄》「晏嬰」條謂:橘生於江南，至江北為枳。枝葉相似，其實味且不同。水土異也。這是很令人駭異的一條資料。毫無疑問，其出處為《晏子春秋》，然而《晏子春秋》原文所講的地理界線為「淮」，久已成為歷史地理學常識，此處卻將「淮」改成了「江」。可以肯定，這一字之差並非傳抄之誤。一方面，「江」、「淮」二字筆畫相去甚遠，不太可能致訛;同時，還有一條等效的資料可資旁證。白居易在《禮部試策五道》中問:驅天下之人責其所無，強其所不能，則何異夫求萍於中逵，植橘於江北。反地利，違物性，孰甚焉？
所謂「植橘於江北」顯然也是用《晏子春秋》之典，而其改淮為江與上引《啟顏錄》文如出一轍。如果說這兩者都依據了同一個錯誤版本，那麼至少可以斷定，這一「謬種」在唐代得到了相當廣泛的流傳。
在唐人心目中，長江作為地理分界線的內涵是十分豐富的。最顯著的表現在地面結構。
韋夏卿《東山記》曰:「自江之南號為水鄉」。因而其生產及生活方式也隨之而有所差異。《舊唐書·李口傳》載傳主的言論:「江南水鄉，采捕為業，魚鱉之利，黎元所資，土地使然，有自來矣。」這在當時完全是常識。柳宗元《凌助教蓬屋題詩序》寫道:「棟宇簡易，僅除風雨，蓋大江之南其舊俗也」;等於也暗示了當時大江南北風俗有所不同。甚至於有些人認為江南的氣候與江北也有所差異。如於邵在《送蔡秀才序》中有「江南地暖於景度」之語，而韓愈《與崔群書》更是明確表示: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
文中顯然以清涼高爽為江北的氣候特徵，而與此相對的炎熱卑濕，這是自漢以降中原人對江南風土的定評。
唐人面對滾滾長江，往往有一種很深的無奈。「滔滔大江水，天地相終始」，或「遠樹煙間沒，長江地際搖」之類，表面上是對自然景觀的描寫，實際上暗含了對人文環境的喟嘆。觸景生情，自然而然便有一種「忽限江南北」的情緒。王勃曾寫道:歸舟歸騎儼成行，江南江北互相望。誰謂波瀾才一水已覺山川是兩鄉。其首句無疑即今人所謂「南船北馬」，而末句則意指江南為水鄉。詩中以長江作為劃分南北方的依據甚明。對此表達更清晰的是崔塗《初識梅花》:江北不如南地暖，江南好斷北人腸。燕脂桃頰梨花粉，共作寒梅一面妝。作者以物候為例，精細地道出了江北即非「南地」，江南人不同於北人。詩中用的是輕靈跳宕的筆觸，其含義已十分豐富。類似的資料還有很多。宋之問曾在「白髮嶺南生」的時候嚮往「丹心江北死」;而其所以寄託「江北」，顯然是認為江南與嶺南在地理上具有某種共同屬性。徐延壽《南州行》講得更直接:「搖艇至南國，國門連大江」;是其以大江為南國之北界明甚。而所謂「南州」、「南國」，無疑都是南方的異稱。
四 唐代南北地理分界線的意義
以上闡述的結果有兩點需提出在此討論，其一是長淮與大江二者的關係。
上文曾分析作為感知層面的南北地理分界線東段，唐人認可長江的比認可淮河的為數較多，且內涵豐富。如果我們再從時代角度考慮，則似可發現，賦予淮河以南北地理分界意義的大致在中唐以前，而支持長江的證據貫徹唐代全部。
儘管上引言及淮河的資料也有一部分出自唐後期，但那些資料大多是從淮南落木的角度著眼，姑不論這一文學意象與自然景觀究竟呈怎樣的感應關係，即此求證淮水為一條南北地理分界線恐不免稍嫌證據不充足。從人文角度進行闡發的，唐後期注意較多的是淮河作為故楚北界的歷史文化意義，而較少將其與現實生活聯繫起來。北方人馬戴《夕次淮口》詩中「此意竟誰見，行行非故關」之句，表面看來似可為淮河的現實意義增添一證，然而其前句恰恰透露持此種意見的已缺少知音。相比之下，上引關於長江的資料從唐前期到唐後期均有分布，而且下筆大多持寫實的態度。如李涉《京口送朱晝之淮南》所言「君到揚州見桃葉，為傳風水渡江難」，這種感覺與寫淮河是兩樣的。
如果我們不看長江的資料，自不免得出結論:淮河在唐代仍是南北地理分界線。然而兩相對照，我們可以發現結論需分解成不同的層次。
從政治地理乃至歷史地理的角度，南北分界無疑在淮河;若著眼於文化地理以至於自然地理，當時人無疑更重視長江。尤其，當我們考慮到時間因素，長江的權重在唐後期似乎有增加之勢。
這一歷時變化的原因是值得探討的，筆者認為與江南在唐後期的發展不無關係。唐初實行以關中為本位的重內輕外政策，全國的地域格局呈單極狀態，只有首都一個中心，分南北自不能不以位置適中且淵源有自的秦嶺淮河線為準，觀上述貞觀十道的分劃及命名可以得其彷彿。安史之亂以後，江南得到極大的發展，全國的地域格局一變而為江南與首都雙峰並峙。作為全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江南，其北界自不能不給人異樣的感覺。
需討論的另一點:以長江為南北地理分界線說明了什麼？
筆者認為需從兩方面進行分析。一方面，以長江為南北分界體現了唐人對於江南作為文化地域的重視。唐人習慣性地以江南與塞北相對，以反映地理環境的巨大差異。如王智興《徐州使院賦》「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煙塵我獨知」，周弘亮《除夜書情》「春入江南柳，寒歸塞北天」等等，這種觀念自南北朝以來已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以長江而不是以淮河為南北分界反映了當時地理環境的綜合特點。這裡面有一點需稍作說明，這條線的西段仍維持在秦嶺並不說明太多的問題，因為秦嶺作為一道天然屏障，對環境具有一定的阻隔作用。而江淮一帶不然，地面既缺乏足夠的阻擋，當環境發生波動時某些環境因子的分布界線自不免發生相應的推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然是生物氣候界線。橘在古代逾淮為枳的口實，不言而喻唐人是熟諗於心的，然而唐人將其改為逾江為枳，顯然是此時氣候已較春秋戰國時變冷了許多。
正因為氣候變冷、生物分布界線南移，長江具備了相當於以前淮河的環境意義，兼之江南北下墊面、經濟活動以及隨之而來的生活方式、文化發展諸多因子存在差異，唐人才會將南北地理分界由淮河一線南移至長江。否則，出現這樣的地理概念是難以想像的。
五 討論:環境變遷研究的證據與信度
目前環境變遷研究所採用的證據主要有兩種，其一是物候證據，其二是對寒暖事件進行統計分析。具體運用中，物候證據又可分兩類，一類為生物的分布界線，二類為自然歷即具體物候日期的變化。
應該講，自然歷的說服力是很強的，但生物的分布界線用於討論環境變遷其信度便有限。滿志敏曾注意到物候現象對氣候變遷的反應呈不對稱性，生物分布對氣候變冷反應較靈敏，而氣候變暖時農作物分布往北擴展大約滯後需30年。
筆者認為這一估計還是偏於保守的。不妨說，生物分布對於人類歷史時期的氣候變暖幾乎不具備反應能力。如所周知，農作物以及園藝、觀賞生物的引種培植受制於太多的人工因素。純自然狀態下，由於氣候回暖而導致的生物分布北移還很少看到有說服力的實例。
本文開頭已引述，已有的研究表明，歷史時期我國東部地區的氣候總體上是逐漸變冷的。既如此，生物氣候界線應該就是基本上南移的。可現代地理學的事實表明，淮河一線是自然土壤黃壤與褐土的分布界線，同時也是地下水PH值小於或大於7的分界線。僅此兩點，自然環境的變遷過程恐怕不如已有研究提供給我們的那樣簡單。筆者頗懷疑從相當長時間以來，我國東部地區的自然環境可能大體呈鐘擺狀態，關鍵在於對氣候變冷的逆過程一直缺乏有效的揭示手段。
相對而言，對寒暖事件進行統計分析得出的結果應該更可靠。但所謂寒暖事件其中也有信度問題。在此分三點言之，其一正如有人已指出的，有些寒暖事件意義不大，例如北方冬季的冷事件，在樣本不足夠多且又難以量化分級的情況下，並不說明太多的問題。其二，有些事件只是異常天氣而不具備氣候意義，例如南方夏天降雪的現象。其三，有些寒暖事件判斷標準不免主觀，例如對詩文總集中的某些特殊物候現象進行統計，事實上不同背景的作者其敏感性、耐受性是大不相同的。白居易曾在一首《桐花》詩中表白:「況吾北人性，不耐南方熱」;顯然，這樣的作者在南方感受到的暖事件一定要讓事件本身說話才能算數。
本文以上討論的南北地理分界線固然還不足以成為環境變遷研究的第三種證據，但它至少有助於提示某一時期地理環境的總體特點，成為環境變遷研究的一項檢驗參數。而且，唐代的南北地理分界線東段與其它時期有所不同，西段卻仍在秦嶺不變，環境變遷的這種不同步現象以前也較少引起學界關注。看來在深度辨別地域差異、進一步貼近環境演變過程的問題上，我們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本文出處：《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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