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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責任是創造光明和美麗

1942年1月,蕭紅去世;2月,丁玲在延安寫下了這篇《風雨中憶蕭紅》,紀念死去的朋友。她說,時代是嚴酷的,等待人們的依舊是漫長而沉悶的低壓。然而我們不得不繼續我們的事業,哪怕僅僅為著故友們的安慰與光榮。

也是在1942年前後,丁玲完成了《三八節有感》《我在霞村的日子》《在醫院中》等作品。她用獨特的、誠實的、充滿反思的眼光看待女性的生存,更印證了文中的那句「我要使所有的人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為這享受而做出偉大犧牲」。

丁玲(1904.10.12-1986.3.4),中國現當代著名女作家,左翼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代表作有《莎菲女士的日記》《我在霞村的日子》《在醫院中》等。

風雨中憶蕭紅

丁玲丨文

本來就沒有什麼地方可去,一下雨便更覺得悶在窯洞里的日子太長。要是有更大的風雨也好,要是有更洶湧的河水也好,可是彷彿要來一陣駭人的風雨似的那麼一塊骯髒的雲成天蓋在頭上,水聲也是那麼不斷地嘩啦嘩啦在耳旁響,微微地下著一點看不見的細雨,打濕了地面,那輕柔的柳絮和蒲公英都飄舞不起而沾在泥土上了。這會使人有遐想,想到隨風而倒的桃李,在風雨中更迅速進出的苞芽。即使是很小的風雨或浪潮,都更能顯出百物的凋謝和生長,醜陋或美麗。

世界上什麼是最可怕的呢,決不是艱難險阻,決不是洪水猛獸,也決不是荒涼寂寞。而難於忍耐的卻是陰沉和絮聒;人的偉大也不是能乘風而起,青雲直上,也不只是能抵抗橫逆之來,而是能在陰霾的氣壓下,打開局面,指示光明。

時代已經非復少年時代了,誰還有悠閑的心情在悶人的風雨中煮酒烹茶與琴詩為侶呢?或者是溫習著一些細膩的情致,重讀著那些曾經被迷醉過被感動過的小說,或者低回冥思那些天涯的故人?流著一點溫柔的淚,那些天真、那些純潔、那些無疵的赤子之心,那些輕微的感傷,那些精神上的享受都飛逝了,早已飛逝得找不到影子了。這個飛逝得很好,但現在是什麼呢?是聽著不斷的水的絮聒,看著臟布也似的雲塊,痛感著陰霾,連寂寞的寧靜也沒有,然而卻需要阿底拉斯的力背負著宇宙的時代所給予的創傷,毫不動搖的存在著,存在便是一種大聲疾呼,便是一種驕傲,便是給絮聒以回答。

然而我決不會麻木的,我的頭成天膨脹著要爆炸,它裝得太多,需要嘔吐。於是我寫著,在白天,在夜晚,有關節炎的手臂因為放在桌子上太久而疼痛,患砂眼的眼睛因為在微小的燈光下而模糊,但幸好並沒有激動,也沒有感慨,我不缺乏冷靜,而且很富有寬恕,我很愉快,因為我感到我身體內有東西在衝撞;它支持了我的疲倦,它使我會看到將來,它使我跨過現在,它會使我更冷靜,它包括了真理和智慧,它是我生命中的力量,比少年時代的那種無愁的青春更可愛啊!

但我仍會想起天涯的故人的,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著難的。前天我想起了雪峰,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沒有自己的了。他工作著,他一切為了黨,他受埋怨過,然而他沒有感傷,他對名譽和地位是那樣地無睹,那樣不會趨炎附勢,培植黨羽,裝腔作勢,投機取巧。昨天我又苦苦地想起秋白,在政治生活中過了那麼久,卻還不能徹底地變更自己,他那種二重的生活使他在臨死時還不能免於有所申訴。我常常責怪他申訴的「多餘」,然而當我去體味他內心的戰鬥歷史時,卻也不能不感動,哪怕那在整體中,是很渺小的。今天我想起了剛逝世不久的蕭紅,明天,我也許會想到更多的誰,人人都與這社會有關係,因為這社會,我更不能忘懷於一切了。

蕭紅和我認識的時候,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初。那時山西還很冷,很久生活在軍旅之中,習慣於粗獷的我。驟睹著她的蒼白的臉,緊緊閉著的嘴唇,敏捷的動作和神經質的笑聲,使我覺得很特別,而喚起許多回憶,但她的說話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為一個作家的她,為什麼會那樣少於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純潔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時顯得有些稚嫩和軟弱的緣故吧。但我們都很親切,彼此並不感覺到有什麼孤僻的性格。我們盡情地在一塊兒唱歌,每夜談到很晚才睡覺,當然我們之中在思想上,在感情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沒有差異,然而彼此都能理解,並不會因為不同意見或不同嗜好而爭吵,而揶揄。接著是她隨同我們一道去西安,我們在西安住完了一個春天。我們痛飲過,我們也同度過風雨之夕,我們也互相傾訴。然而現在想來,我們談得是多麼的少啊!我們似乎從沒有一次談到過自己,尤其是我。然而我卻以為她從沒有一句話是失去了自己的,因為我們實在都太真實,太愛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因為我們又實在覺得是很親近的。但我仍會覺得我們是談得太少的,因為,象這樣的能無妨嫌、無拘束、不須警惕著談話的對手是太少了啊!

那時候我很希望她能來延安,平靜地住一時期之後而致全力於著作。抗戰開始後,短時期的勞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麼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許比我適於幽美平靜。延安雖不夠作為一個寫作的百年長計之處,然在抗戰中,的確可以使一個人少顧慮於日常瑣碎,而策劃於較遠大的。並且這裡有一種朝氣,或者會使她能更健康些。但蕭紅卻南去了。至今我還很後悔那時我對於她生活方式所參預的意見是太少了,這或許由於我們相交太淺,和我的生活方式離她太遠的緣故,但徒勞的熱情雖然常常於事無補,然在個人仍可得到一種心安。

蕭紅(1911年6月1日-1942年1月22日),中國現當代著名女作家,代表作為《生死場》和《呼蘭河傳》

我們分手後,就沒有通過一封信。端木曾來過幾次信,在最後的一封信上(香港失陷約一星期前收到)告訴我,蕭紅因病始由皇后醫院遷出,不知為什麼我就有一種預感,覺得有種可怕的東西會來似的。有一次我同白朗說:「蕭紅決不會長壽的。」當我說這話的時候,我是曾把眼睛掃遍了中國我所認識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種無言的寂寞,能夠耐苦的,不依賴於別的力量,有才智、有氣節而從事於寫作的女友,是如此其寥寥啊!

不幸的是我的杞憂竟成了現實,當我昂頭望著天的那邊,或低頭細數腳底的泥沙,我都不能壓制我喪去一個真實的同伴的嘆息。在這樣的世界中生活下去,多一個真實的同伴,便多一分力量,我們的責任還不只於打開局面,指示光明,而還是創造光明和美麗;人的靈魂假如只能拘泥於個體的褊狹之中,便只能陶醉於自我的小小成就。我們要使所有的人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為這享受而做出偉大犧牲。

生在現在的這世界上,活著固然能給整個事業添一分力量,而死對於自己也是莫大的損失。因為這世界上有的是戮屍的遺法,從此你的話語和文學將更被歪曲,被侮辱;聽說連未死的胡風都有人證明他是漢奸,那麼對於已死的人,當然更不必賄買這種無恥的人證了。魯迅先生的「阿Q」曾被那批御用文人歪曲地詮釋,那麼《生死場》的命運也就難免於這種災難。在活著的時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卻還有各種污衊在等著,而你還不會知道;那些與你一起的脫險回國的朋友們還將有被監視和被處分的前途,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這批人逼到什麼地步才算夠?貓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娛樂自己的得意。這種殘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惡毒,更需要毀滅的。

只要我活著,朋友的死耗一定將陸續地壓住我沉悶的呼吸。尤其是在這風雨的日子裡,我會更感到我的重荷。我的工作已經夠消磨我的一生,何況再加上你們的屈死,和你們未完的事業,但我一定可以支持下去的。我要借這風雨,寄語你們,死去的,未死的朋友們,我將壓榨我生命所有的余剩,為著你們的安慰和光榮。那怕就僅僅為著你們也好,因為你們是受苦難的勞動者,你們的理想就是真理。

風雨已停,朦朦的月亮浮在西邊的山頭上,明天將有一個晴天,我為著明天的勝利而微笑,為著永生而休息。我吹熄了燈,平靜地躺到床上。

文字選自《丁玲散文選集》,丁玲 著,百花文藝出版社

圖片來源於網路

編輯Ag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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