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號的能量有多大，看看他們投資的這位封疆大吏就知道了
兩次鴉片戰爭後，大清強敵環伺，民不聊生，國運日墜，朝廷上下束手無策，迫切需要經國之才。這時，張之洞就國防和外交政策發表的系統意見引起了朝野矚目，慈禧看後，先是驚訝，後是連連點頭。看起來主客觀條件都已具備，但張之洞早已不是憤青，他知道孔方兄不能不出場，必須去求山西票號了。
經朋友牽線，張之洞來到平遙會館，與著名的日升昌票號的老闆見面。日升昌老闆問他打算借多少，張之洞說十萬兩。日升昌老闆表示三天後給他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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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升昌是山西、也是全國最早的一家票號，實力雄厚，信用度高，分號遍及全國各地。十萬兩對日升昌來說並不是什麼難事，但老闆之所以如此回話，是因為他有事要做。在北京營業的山西票號都有一個名冊，有投資價值的各級官員的情況都在上面，只要名字在冊，張口就到賬。名字不在冊的官員如果借錢，票號就要啟動客戶調查程序，根據調查結果再做決定。
可日升昌老闆翻遍小冊子，也沒看見張之洞的名字。而且，這個姓張的沒有任何背景，也看不出有什麼政治前途。雖然時作驚人之語，但只是個小小從四品，還是剛提拔的。崗位職責是為上面講話發文件找點資料，人家用不用還兩說。父子兩代做官幾十年，老家沒添半畝田。總之，如果借錢給他，等於拿銀子打水漂玩。於是，三天後，日升昌老闆委婉地拒絕了張之洞。
不過，第二天，絕望中的張之洞收到了一封請柬—協同慶票號老闆請他赴宴。
協同慶的規模和實力比不了日升昌，一下子很難拿出十萬兩巨款。但它能在京城站住腳，自有它的道理。因為大客戶早被大票號瓜分，它就鎖定小客戶，用低低的成本、濃濃的人文關懷，既做了生意，又賺了感情。日升昌拒絕張之洞話音未落，協同慶就啟動了應急預案。
在協同慶的花名冊上，張之洞在「有抱負、有潛力、缺機會的小官」一欄。根據內部消息，最近張之洞行情陡然看漲，不排除是一匹黑馬。他的問題在於自視甚高，人脈枯薄，動手又太晚，每個環節都可能有阻滯，所以資金很關鍵。他身陷如此困境，在他身上投資，他一定不會忘記。他的工資僅能糊口，家裡還養了十幾隻貓，而養寵物的人一般都重情重義。但這單生意也存在血本無歸的可能性，這是協同慶無法承受的，於是協同慶召開董事會協商。
董事會經過一夜磋商，最終做出了一個完美方案。席間，協同慶老闆勸酒夾菜，謙恭有加，好像沒有別的事。張之洞滿腹狐疑，好幾回想諮詢一下借錢的事，可人家總是笑笑說：「這是小事，喝酒喝酒。」等到酒足飯飽，協同慶老闆正色道：「您的文章、韜略、人品，舉世景仰，我們早就想結識您了。您時運不濟，憋屈多年，大家都為您鳴不平。需要我們搭把手的話，您儘管吩咐。」
第一次如此受人尊崇和理解，張之洞不禁熱淚盈盈地說：「數字太大了，恐怕你們也為難。」協同慶老闆問：「30萬兩夠嗎？」張之洞大驚：「十萬兩足夠了！」協同慶老闆又問是不是一次性送給一個人，張之洞說不是，需要打點的人不少。於是，協同慶老闆給他出了個主意：「您這麼大官，弄一堆銀子回家目標太大，也不安全，不如每次用多少過來拿多少，一直到起效果為止。」
協同慶剛為張之洞支付了三萬兩，餡餅就像雨點一樣砸向張之洞，也砸向協同慶。1881年七月，慈禧做出了一個清史上罕見的決定：張之洞由翰林院侍講學士直升為從二品的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年底，張之洞出任山西巡撫。次年到任不久，又不斷轉任其他重要崗位。又過兩年，張之洞榮升兩廣總督。
張之洞終於實現了封疆夢想，開始在中國歷史大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同時他也不忘老朋友。一到廣州總督署，他就開始招商引資，讓協同慶票號壟斷了兩廣的金融業；轄區內所有上繳中央財糧稅款事務，均由協同慶代理。短短几年，協同慶輕鬆賺進百萬，勢頭直逼日升昌。
張之洞與協同慶的成功合作，是封建社會官商關係的縮影。明清兩代，晉商掌控全國商業、金融業達500年之久，天下富人十之六七是晉商，其成功的秘密就在於與官場的關係。晉商明著是做生意，功夫卻在生意之外。
晉商的第一桶金是朱元璋給的。當時為了防範殘元政權，必須加強邊防，但大明的後勤工作總跟不上。因為山西與蒙古地區是鄰居，朱元璋就與山西商人做了一個交易，只要他們肯給邊防軍供應糧食，就能拿到食鹽的特許經營權。晉商的腰包迅速鼓了起來，接著便殺向了全國。
清朝入關之前，同樣面臨軍事物資短缺的問題。晉商哪管什麼社會責任，而是忙著走私，在兩邊遊走大發其財，作用相當於清軍後勤部部長。因此順治一到北京，就隆重宴請了八位晉商代表，並將他們列編於內務府。
當市場經濟迅猛發展，客觀上呼喚金融資本的時候，晉商的商業分號因為早就遍及全國，便搖身變作網點密布的票號。票號的鼎盛期在1900年到1910年，當時全國總共51家票號，有43家是晉商的，其動力還是官場。
1900年八國聯軍進京，慈禧狼狽西逃，一路食不果腹的情形到了山西才有所改變。晉商準確地預測到政局的發展走向，為慈禧一行接風洗塵，熱情有加，臨走還奉上20萬兩零花錢。慈禧大悅，《辛丑條約》簽訂後，連本帶息約十億兩白銀的庚子賠款通過晉商票號走賬，晉商大發了一回國難財。
晉商根在山西，枝葉卻在權力最集中的地方—北京，山西票號和各家會館的工作重點便是通過無微不至的一條龍服務，培養、結交和套牢權貴。當各地讀書人進京趕考的時候，他們就在貧困而聰慧的考生身上押寶，為他們提供食宿，送上小錢。當考生金榜題名，運作補缺上崗時，他們及時提供借款。新官要上任了，小官要升大官了，官場上遇到坎兒了，打官司了，無不需要山西票號做中介、出經費。總之，一個個外表光鮮的朝廷命官，始終被牽著鼻子走，晉商成了官場腐敗的發動機。
所以說，晉商離不開官場只是問題的一面，官場同樣離不開晉商。官商共生共榮的結果是滋生各種幫派，對封建政權構成致命威脅。到了晚清，晉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各級官員，甚至能左右政府決策。由於雙方關係如膠似漆難分難解，自然形成了具有黑社會性質的「第二政權」「影子政府」。這對朝廷是真正的噩夢，因為在不知不覺間，政權合法性流失殆盡，權力轉移。
其實晉商也是受害者，不但活得沒有尊嚴，更要命的是，人家能讓你發財，也能讓你破財。所以晉商錢再多，也只能拚命置地蓋房子，滿足於胡吃海塞的土財主根本不敢擴大再生產。
由此，如果官和商變成連體嬰兒，既會導致官場腐敗和政權變異，也會阻礙經濟社會發展。讓權力從市場走開，由市場自行配置資源，是剷除官場腐敗、保證政治安定的治本之策，也是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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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習 驊
來源｜《百家講壇》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