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達的大環境里，也有尚未被看到的角落」

張瓊是在浙江大學的社會學專業課上第一次聽到「留守兒童」這個詞的，她忽然意識到，1988年出生的她彷彿「就是那麼長大的」。

她的家鄉，在中國的留守兒童版圖中毫不典型——並非西北戈壁灘或是西南的崇山峻岭，而是浙江淳安縣距離縣中心40多公里山路的一個小山村。

張瓊是山村裡的第一代留守兒童，再往前追溯，「村裡老少都在家，沒有外出討生活的」。

記者與她第一次溝通時，她自我介紹：「我是千島湖人。」稍稍停頓後，她補充了一句：「我們本地人其實習慣了說淳安，但千島湖比較有名。」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縣，這片距杭州市中心約160公里、以旅遊業和新安江水庫（千島湖）聞名的土地，因保護長三角戰略水源而限制發展工業，各項經濟指標常年在杭州市下轄區縣中排名靠後，也導致近年在戶籍統計中一直是「人口凈流出地」，這在浙江東部發達地區中屬於另類。

「或許我沒有留守兒童的那種典型性。」張瓊說，她曾經回憶留守經歷對自己的影響，「沒有那麼撕裂」。

「千島湖留守兒童這個群體對於整個東部沿海環境來說，或許沒有可以直接類推的普遍性。但從來不能排除在一個經濟發達的大環境里，也會有尚未被我們看到的角落。」說這話的王秀寧，做過以千島湖為代表的東部留守兒童生活環境分析。他是一家南方媒體的評論員，土生土長的淳安人。

追蹤淳安第一代留守兒童的意義何在？「在浙江這樣經濟發達的省份，哪怕淳安縣這40多萬戶籍人口中產生的留守兒童現象只是一個特例，但這40多萬人口中的問題還不足以讓我們去深入了解嗎？」王秀寧反問。

張瓊的家鄉位於淳安縣一處山谷地帶。 楊書源 攝

「快樂」留守

在小學五年級的暑假，張瓊跟著母親學會了做飯：先放菜油，再放肉，最後放菜和醬油，還要加點山裡人愛吃的辣椒……

後來她才明白，這是父母即將缺席的「生存預演」。張瓊學會做飯後1年不到，父母離開老家去了寧波的港口工作。

去寧波之前，父母問了張瓊和比她小4歲的妹妹，「是不是同意爸媽出去工作」，姐妹倆毫不猶豫說願意，當時她倆不大理解「出去工作」的分量。

張瓊的父母原本在家附近的鎮上做生意，把從別人家裡收購的茶葉、毛竹轉賣出去，父親還開過小賣部。

小學四年級時張瓊已有「准留守經歷」：父母在鎮上做小買賣，平時1個月回村裡一次。父親常為張瓊買一箱速食麵，以備她周末從學校回家後的晚餐之需。

等到張瓊小學六年級時，在外工作的父母把姐妹倆寄養在舅舅家中。「其實也沒什麼不同，或許就是茶几上的零食不能隨心所欲地拿了。」相比寄宿別家的不自在，張瓊更多的回憶還是溫暖的，「那時候我喜歡和外婆睡一個床，聽她和我說湖裡的傳說，講水鬼的故事。」那時村裡少有陌生人，因此，長輩們對孩子的安全教育時常與鬼怪掛鉤。

而山外面父母的世界是怎樣的？張瓊當時只去過一次寧波，「感覺有些無聊，因為父母每天下班已經很晚，你也只能被關在寧波的家裡」。

「上海、寧波、舟山、張家口……」王志鴻一口氣列舉了很多城市，都是他5歲後父親去過的地方。

王志鴻和張瓊是高中同學，現在在杭州一家證券機構工作。他童年最喜歡做的事，就是過年時翻看父親從城裡帶來的照片，那裡有從未見過的摩天建築。

王志鴻記得，有一年端午節，父親帶回家一個菠蘿，那是一家人從未吃過的水果，包括父親在內都不知該如何下口，最後急性子的母親拿來菜刀，「跟切西瓜一樣切成了4塊，我們按照吃西瓜的方式吃完了人生中的第一個菠蘿」。

給父親寫家書，同樣充滿樂趣。王志鴻的爺爺奶奶早逝，母親一直在家料理家事，但母親識字不多，所以家書都由讀小學的王志鴻代勞。信寫完了，他總是爭著去郵局寄信。

而父親以前在老家私人水泥廠上班，廠子效益不好，才和家裡親戚到城裡學習建築工程技術——這是他在成年以後才明白的「更加無奈」的現實版本。

相對於西部地區，較好的家庭物質生活、每戶家庭生育子女較少而帶來的相對集中的教育投入，或許正是千島湖留守兒童的特性。

「他們現在生活得不錯，不管有沒有上大學，很多人都選擇了距離老家近的杭州定居。」這是張瓊對童年小夥伴的近況概括。說這話時，她剛結束周六的加班，還穿著銀行制服。

當記者表示還想採訪更多張瓊與王志鴻的老家同齡人時，卻遭到拒絕。借用張瓊轉述的理由——討論過去沒有意義，不產生什麼經濟收益。

記者問張瓊，為何同意接受採訪？

她答：講出這些往事，是社會學專業畢業學生的社會責任。

山村往事

淳安縣境內的汽車牌照和杭州市區一樣，都以「浙A」打頭，但在2007年考上浙江大學以前，張瓊從未去過杭州市區。

按高鐵速度計算，2018年底千島湖站通車以後，從杭州市區到距離淳安縣城不遠的千島湖站所需最短時間是49分鐘。不過，張瓊說：「整個童年裡，杭州就是遙遠的省城，與自己的歸屬感無關。」

「旅遊業發達地區的一個特點就是如果你不能在旅遊業中分得一杯羹，那麼你就無法登上財富的列車……外出打工反而是更好的選擇。」這是王秀寧對於遠離景區的淳安人生存處境的理解。

張瓊說起家鄉那個小山村，覺得「和旅遊業關係不大，因為距離縣城太遠，風景在千島湖一帶也只是一般好，無太多特色」。

記者按圖索驥來到張瓊的村莊，這裡和她的描述並無二致，除了路兩邊的房子已重建成裝飾考究的小洋房。不過，戶籍人口四五百的村莊，常年在家的不足百人，且多為老人。

老人們誇耀著這個村的特色：年輕人讀書爭氣，出了不少碩士、博士。一位六旬老人總結道：「我們這裡子女學業有成的，哪個父母沒出去過？」

「的確，上世紀90年代初期村裡最早走出去的都是能人，對家庭有更多責任和擔當的人。」1986年出生的王秀寧也有短暫的「留守」經歷，當時他父親作為管理幹部被外派到南方的大型工廠。

王志鴻有一段童年時被汗濕籠罩的農忙記憶，當時母親要求他全程參與田間勞作。每當他精疲力竭時，母親就會告誡：你如果讀書不用心，就離不開這片田。「一輩子走不出這裡」，這話對當時的鄉村少年來說，是真實的憂懼。

而同一時段，張瓊在學校寄宿時遇見的恐懼，卻上升到了生死之事：五年級時，宿舍里睡在她鄰床的女孩意外死亡。

那女孩也是留守兒童，父母離異，父親在杭州打工，她從小隨爺爺奶奶長大，頗為受寵。某個周五晚上，女孩訴說腿疼，無人在意。次日上午，女孩先請假回家了，從此再也沒有回學校。後來張瓊從大人口中得知，女孩於周日去世，她得的其實是傷寒，而「爺爺奶奶不懂醫學常識，看錯了醫生用錯了葯」。

張瓊有半年時間對著身邊空蕩蕩的床鋪難以入眠。那個學期，生活老師默許寢室里的學生開燈睡覺。「我記得我沒有把這件事情告訴我媽。」張瓊說。

教育分野

張瓊說自己在學業上接受的一直是「放養式教育」，小學四年級以前她都在村裡讀書，「就是你們新聞上看到的那種，兩名老師教4個年級，輪流上課」。

「我在鎮上讀初二時，來了一批很年輕的外地師範大學畢業生，我們的課堂質量提升了很多。」這是張瓊特意告訴記者的。

張瓊中考前，母親從寧波請假回家陪考。雖然母親沒讀過書，但是意識到「孩子們的人生路就要在這次考試以後不同了」。

張瓊順利考上了縣裡最好的高中——淳安中學。學校里，有一半學生來自縣城，還有一半來自各個鄉鎮中學。正是在高中階段，張瓊開始感覺自己「不夠豐富，只會讀死書」：每逢文藝演出，她總是台下的觀眾；她沒有發現自己有什麼特別的愛好，甚至有時女生們討論的話題都是她從沒聽說過的。

「縣城裡的孩子，連明星知道都得比我們多。」正是在高中時，張瓊才習慣和女生一起玩耍。

此前，她在小學、初中時的玩伴大多是頑劣的男同學。「當時有的男同學甚至雙手把老師逼到牆角，再把老師像杠鈴一樣高高舉起……」她回憶得眉飛色舞。

上高中後，張瓊的回家路越來越遠，她去舅舅家的路程從步行兩個多小時變成坐公共交通2個多小時，回家次數從每周一次縮減到好幾個月一次。

「公共汽車中途經過上江埠，沒有橋，一定要坐輪渡。」那半個多小時的擺渡路程，張瓊總要走下公共汽車，到甲板上逛逛，作為緊張學業中的放鬆。直到她大學快畢業時，上江埠才修起大橋。

王志鴻經歷了兩次家人主動為自己安排的「教育升級」：第一次發生在小學高年級，他從自己所在的南賦鄉轉到鄰鄉的中心小學，理由是鄰鄉的初中教育質量更好，每年100多名學生中能有10人被淳安中學錄取，而他原來所在的鄉初中考取人數不超過2名；第二次他從鄉上的小學轉學到當地第二大鎮，同樣是為了「相對較好的教育資源」。

帶記者一路進山的計程車司機，也提及了他侄子小傑往返於杭州市區和淳安之間的輾轉求學路——幼兒園在杭州，上小學時也在城裡一所民工子弟學校，小學三年級時回老家鎮上，初一又被在杭州開餐館的父母接到當地一所私立的外國語學校，學費高達每年1萬元。只是，一年後，小傑又提出要回鎮上讀中學。一家人直到小傑去杭州讀大專才重新團聚。

「如果可以，誰不願意孩子在自己身邊接受最好的教育？」小傑母親在電話里問記者。

張瓊以前回家時必經的擺渡碼頭，在她讀大學時修起了大橋。 楊書源 攝

留下烙印

讀研時，張瓊被保送至長三角另一所大學的社會學專業，師從學院里名望頗高的資深教授。

這一切足以寫成漂亮的簡歷，但是當記者問她是否考慮過在上海就業時，她的答案是：沒考慮過，感覺自己沒有「兩把刷子」留在上海。

在學術生涯里，讓張瓊更得心應手的，「似乎還是童年時的經歷」。她參加過不少做志願者服務的學生社團，凡是弱勢群體她都願意提供幫助。一次，她和導師門下的十多位研究生一起去西北的空心村調研，在其他學生尚難與村民深入交流時，她已鑽進田地和村人以最自然的方式打招呼。

留守兒童的經歷，在他們成年之後的選擇中留下烙印。

王志鴻在大學畢業那年放棄保送研究生的機會，先到貴州山區支教一年。在當地一所高中，他遇到了許多有留守經歷的孩子。他請孩子們在一封信里寫上對未來的規劃，又發動身邊所有優秀的朋友給孩子們回信。

在父母支持下，王志鴻找到了在小學時通過「希望工程」贊助他學費的一對杭州夫婦，現在兩戶人家之間常有走動。

家裡的生活條件改善了不少，但父親進城務工的習慣仍改不過來，王志鴻知道，父親閑不住，這是他幾十年來形成的對自己「價值感」的肯定方式。父子倆「約法三章」：父親務工範圍要在杭州市區以內；每年夏天父親都要停工回老家休養。

工作再忙，王志鴻也喜歡回老家，一年少則十幾趟。這兩年，他在村裡承包了30畝土地種山茶樹，每年能收四五百斤山茶油。他在朋友圈裡把山茶油連同千島湖的風景一起售賣。

張瓊的父母用積蓄將老家房子修葺一新，粉色和駝色相間的三層樓房，配著綠色窗戶，色彩明艷。父母堅持為已經成家的姐妹倆各自安排一層樓作為新房，他們沒有聽從女兒的勸阻，堅持讓木匠為她們各自打造一套價值1萬多元的組合傢具。儘管他們深知，女兒們回來住的日子並不多。

父親還在每個卧室都修建了衛生間，最近迷上了在家裡各個角落安裝攝像頭，他喜歡坐在總控的屏幕前自主切換。

「我們都很支持父親在鄉下房子做的改造，畢竟他在城市待得比較久。」張瓊說，她一直感念父母外出打工為自己創造了更多生活可能性。

破解痛點

「我父母已經是村裡最靈活的人，可是他們也實在做不起來小生意，村裡人口基數太小了。」張瓊說。

在張瓊四五歲時，鄉里計劃辦些工業，比如石頭廠、燃料加工廠、造紙廠，但由於政府對庫區環境的保護要求日益嚴格，這些工廠慢慢萎縮消失。

對農業的嘗試也從未停過。村裡人在近10多年裡發現種板栗、銀杏和四季豆的利潤空間高，就紛紛由種水稻改種經濟作物，但每年的市場價格浮動總讓村民們覺得「慢了半拍」。

於是，大多數中青年繼續外出打工，孩子們也繼續被擺放在城鄉之間的夾縫中。

記者採訪這幾天，杭州青少年活動中心組織的一個大學生志願服務隊正在張瓊的老家為留守兒童提供15天的陪伴教育。

大學生志願者和記者分享了一個課堂細節——摺紙課上，一位志願者隨口和孩子們說，可以把折好的千紙鶴送給爸爸媽媽。孩子們突然沉寂，許久後陸續開口：爸爸媽媽不在身邊。

「他們來時常常吃著冰棍，手上戴著手錶，服裝也很整潔，有時會讓你感受不到他們是留守孩子。」大學生隊長高醇告訴記者。

當然，總有細節提醒著志願者這些孩子的處境：課程中途，不時有老人替孫輩請假，孩子們興奮告訴志願者，要去父母工作的大城市和父母見面。

除了孩子的情感寄託，更為實際的問題還有祖輩們對於隔代教育力所不能及的撫養焦慮。

在張瓊從小長大的村子裡，今年暑假裡仍有一些留守兒童在玩耍。 楊書源 攝

在淳安縣富文鄉，一場「去焦慮」的鄉村教育實驗正在進行。2016年富文鄉中心小學被選為杭州市農村小規模學校整體提升綜合改革首家試點學校，以解決城鄉教育發展不均衡、農村留守兒童多等問題。校長姜蔚穎在接受採訪時說過：這是一所「小而美」的鄉村小學，每位老師包干幾位學生，關切他們的身心，而這些留守的孩子也會在這裡接受更多鄉土教育，會被鼓勵到縣城和那裡的學生開展同一起跑線上的競賽。

姜蔚穎覺得鄉村的教育質量一直是痛點，在外打工的父母相比城市家長對孩子缺少關注，而孩子們雖然身在農村，卻沒有勞動經驗，受電子產品、網路遊戲的侵害甚至比城裡孩子更嚴重。「鄉村教育想要得到顯著改善，光修修補補肯定不行，要設計一條『專道』，才能實現換道超車。」這位校長說。

2017年前後，王志鴻有感而發，喜歡上了在朋友圈裡寫下兒時的老家記憶。起初的幾次回憶里只有「母親大人」，有朋友問「父親去哪兒」，他又在朋友圈裡發布一條解釋：小時候的確和母親待在一起的時間多。

自從那條解釋發布以後，他朋友圈中「父親大人」現身的次數多了起來。他回憶12歲初中開學那年，父親即將離家，先行送他去車站上學，他明白這又是長達半年的分別，上車後悄悄哭了……

在千島湖第一代留守兒童王志鴻的山村敘事里，一直外出的父親並未缺席。

（除王秀寧、姜蔚穎之外，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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