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大唐王朝的「四大寇」，乾的都是同一種買賣，三個當了皇帝

俗話說「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雖然鹽僅排在第四位，可是它的重要性是柴米油醬醋茶等生活用品根本無法替代的。離開了鹽這一生活必需品，人類根本無法存活。

鹽的市場需求旺盛，產鹽的地方卻少。對此供需矛盾，先民自覺的有了充分之認識：誰控制了鹽的生產銷售，不但獲利頗豐還擁有了話語權。據專家研究稱，黃帝與蚩尤之間的不愉快，其實就是為了爭奪產鹽區涿鹿的控制權。勝出的黃帝成了華夏始祖，輸了的蚩尤則被趕到蠻荒之地喝西北風。夏商周遠古時期，政事簡易，雖然專門設置了「鹽人」之職，不過他們負責的只是諸侯貢鹽的事情。地方諸侯上貢幾袋食鹽，而中央居然煞有介事的為此專門設立機構負責管理分配。

據此看來，兩千多年前的鹽還真是難得之物。

春秋時期，齊桓公想要稱霸可又沒有本錢，於是請來了長袖善舞的管仲。管仲果然不負所托，提出興鹽鐵之利，建議對鹽這一國家戰略物資實施專賣制度。管仲這一招果然夠狠夠毒，實施專賣後，不產鹽的梁、趙、宋、衛等國頓時抓了瞎，吃不到齊國產的鹽渾身軟綿綿的，只好乖乖認齊桓公做大哥。齊國由此走上富國強兵之路，齊桓公如願以償一統江湖做了五霸之首。

秦一掃六合時，為鼓勵耕戰，發展生產，秦廷雖然聽任民眾自由開採買賣食鹽，但徵稅過重導致鹽價昂貴，小民貧困。

漢武帝時連年對外用兵，國庫空虛。於是改革鹽政，由官府直接組織鹽的生產、運輸、銷售，史稱「全部專賣制」。實施不久，一舉扭轉了財政困難。

此後數百餘年間，時而專賣，時而收稅，直到隋文帝一統天下，楊堅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對鹽既不官賣，又免徵鹽稅，得了實惠的屁民無不感激涕零，拜舞於塵埃山呼萬歲。《隋唐演義》中，程咬金販私鹽的故事純屬扯淡，官鹽物美價廉，程咬金可以正大光明的販賣私鹽，官府都懶得管他。

唐初沿襲隋制，政府不干涉鹽的產運銷。開元盛世時，唐玄宗因財用不足恢復食鹽徵稅制。天寶十四年（755）安史之亂爆發，兩京陷落，唐王朝財政也陷入困境。唐肅宗為籌集經費，重開鹽鐵官營制度。理財專家劉晏任鹽鐵使（類財政部部長）後，改革鹽法為：民制、官收、官賣、商運、商銷五大綱領，史稱「就場專賣制」。經過這一番閃轉騰挪後，唐王朝的鹽價在天寶年間為一斗十錢，實施專賣後，很快就飆升到了一斗一百一十錢。到貞元四年（788），更是飛漲至了一斗三百一十錢。而就在大曆末年（779）的時候，「一歲年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宮闈服御、軍餉、百官?俸皆仰給焉。」

雖然史學家拚命吹噓鹽鐵專賣制是「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美政，但盡人皆知，但凡是政府壟斷物資，無不是暴利的，鹽鐵專賣不能改變盤剝百姓的事實。許多人知道，食鹽資源分布雖然不均勻，但其生產成本低下，專賣制更令鹽價虛高，獲利空間巨大。「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在利益的驅使下，私鹽應運而生。

吃不起鹽，錙銖必較的小民嘴裡淡出鳥來，顧不得違反國家律令轉而去購買價格低廉的私鹽。古往今來，低收入家庭始終占社會絕大多數，這些人爆發出來的購買力也不容小覷。說話不硬氣且貪圖便宜的百姓，為食鹽走私提供了廣闊的市場。

對這種敢虎口奪食的刁民，唐王朝統治者必然會鐵腕打擊。但是這種打擊並沒有令走私活動消停下來，反而適得其反，一些走私者為了生存，乾脆三五成群走上了武裝對抗的道路。這些武裝走私私鹽的，就是我們經常講的「鹽梟」（注；鹽梟為清代對武裝走私鹽的稱呼，唐宋時期稱為「鹽賊」或「鹽寇」）。其實，所謂的鹽寇與鹽賊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言語無味、面目可憎，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是尋常百姓，為了生計鋌而走險。遇上官兵攔路盤查，他們抽出挑鹽的扁擔講理，就被指為寇賊了。

正是因為唐王朝財政收入大半來自鹽，所以到唐末突然出現了無數的鹽寇與鹽賊。其中最著名的有四位：黃巢、錢鏐、朱宣、王建。這「四大寇」都是販私鹽界的牛皮人物，黃巢販私鹽嫌不賺錢，數次科場失利後乾脆揭桿而起，號「衝天大將軍」，差點顛覆了唐王朝；朱宣則棄暗投明，混入了唐王朝軍界，最後官至天平軍節度使；錢鏐走的路子與朱宣相仿，不過他比朱宣走的更遠，盤踞在兩浙地區，從鎮東軍節度使一直做到了吳越國王。錢鏐盤踞吳越四十餘年，佔盡漁鹽之利，「錢塘富庶盛於東南」，如此有眼光，想來與其年輕時販私鹽的經歷有關；王建是四個鹽寇中最牛的一位，一不小心佔據了四川，成了前蜀國的開國君主。

歷史上，能夠躲在四川成一統的，無不是因為有了自貢這個「千年鹽都」的緣故。錢鏐與王建，兩個人佔據的地方都產鹽，簡單的解釋為巧合恐怕不能讓人信服。

唐滅亡後，雖然不乏鹽寇的後來者，但與唐代相比則人才凋零了。最著名者應該是元末的張士誠與方國珍，二人都是經歷了武裝走私鹽的歷練，成長為叱吒風雲的起義軍領軍人物。

從販私鹽到改變歷史進程，鹽寇做到這個份上也算是不枉此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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