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人的本性——《落紅》給人們的啟示

方英文的長篇小說《落紅》雖然讓人讀得順暢，甚至為其妙語中的而情不自禁地拍案叫絕，但它最終激發人的卻是無言的沉思：主人公唐子羽為什麼「混背啦」?

唐子羽在童年時代從老師的教誨中感受到人生是「甜美幸福」的。那首「生命的搖籃曲」使他永遠銘記著那位讓他十一歲就陷人情網的音樂老師，銘記著音樂老師在明白了他的心思後，送給他紅紗巾的同時所說的那句語重心長的話：「把它送給你，希望你好好學習，成為一個對祖國、對社會有用的人。」從此，「那鮮艷的紅紗巾一直飄蕩在他的前方，他也因此而一直理想著遠大的前程、美好的人生。」然而可悲的，是他卻沒有成為對祖國、對社會有用的人，倒成了「沒用的好人」。

唐子羽懂事於「文化大革命」的後期，真正步入社會，開始自己的歷史活動卻適逢社會的大變動時期。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既要解放思想、放下包袱、實事求是向前看，又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所必然帶來的某些負面效應及其所引發的社會個人佔有慾的膨脹與官場和世俗腐敗現象的日益嚴重化，凡此種種，把未必都可能對其有正確認識的唐子羽滿腦子的「綠樹紅牆」和「美麗的白塔」衝擊得破碎不堪：「那些理想，那些因理想而刺激起來的幻覺，一個個地焰火般地散滅了。」「我已經不知道我自己是誰了。」就這樣，唐子羽於人生理想破滅後甘願淪為「大俗人」。在他看來，「男人非得弄清楚有某種意思才能往下活」。他得以活下去的意思，是由於「生命並不屬於自己」，而是屬於自己的父母、妻子和兒子，自己覺得「空虛無聊苟活著」不如死掉明智，卻給親人帶來痛苦，「所以，無論生活多麼荒誕骯髒，你都要厚顏無恥地撐住往下活。不要追求活著的意義，活著的唯一意義就是—為他人而活。」把生命的存在價值確定在這樣一個層面，唐子羽就不能不經常提醒自己：「你以為你是誰?你是大人物?你是明星?你是名滿天下的藝術家?你什麼都不是，你命中注定了是千千萬萬個平庸男人中的一個，平庸的你憑什麼要渴望不平庸的生活?」這種自我提醒其實就是自己建構了一種強烈的內刺激，並導致其防範意識的定向化，即排斥上向發展的自我設計，否認世俗的所謂崇高和與現實人生不著邊際的宏大敘事：「還是要認命，只能順其自然，那便是順其自然地活著。活著，這就是一切。;別人怎麼活，咱也怎麼活。`人民』就是這麼活著的。企圖過一種與`人民』不同的、非凡的生活，太可笑了，也太沒有道理了。」不求自我本真，但願與大眾一體，把自我化於大眾、融於世俗，這就是唐子羽無可奈何的選擇。

這樣的人生價值取向，倒使唐子羽有了自己的「自由」。他在一個可有可無的局裡任最末一位副局長，不管具體實事，索性就不大敬業起來，高姿態，做個順水人情，把「功勞」留給別人言他還可以不要理想，在做個「稱職工具」、「從不撥弄是非」和「堅定不移地維護一把手的權威形象」的前提下，不計較副局長的身份，和同志們「胡說八道」，逗笑取樂，甚至公開宣布自己的「做官秘訣」，別人跟他接觸不用有什麼防範心理;他可以盡情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或給朱大音出謀劃策讓其與傅市長拉上關係，或動用自己的關係，讓當年的同窗好友姚海貴在其所辦報紙上炒作朱大音;他可以視家庭為「鈍器」，把夫妻做愛當作「家庭活動」，認為「十六年如一日地愛一個人，跟十六年如一日地頓頓吃紅燒肉有什麼區別?如果這也算愛情，那麼這愛情也未免太荒誕了!」子是，他儘管面對妻子不乏「內疚」之感，還是要實施自己的「紅杏出牆」工程;他主張人性開放、不要約束。於是他漂娟，兩年前，每當跟(一般)妓女完事後，他都深感空虛和委屈，臭罵自己是「無恥的男人」。有了煩惱，他便聽從朱大音對「領袖」性問題的關懷，去與高級妓女潘小姐鬼混，事罷照樣自責一番墮落;他追求梅雨妃，視她為』，女神」，為自己的「精神支柱」，因為她能喚起自己竺純情少年的感覺」。然而，「他第一次見梅雨妃時，就產生了一個幻覺：他已經將她赤條條地樓在懷裡了」。最後仍是廉價的自我裁決：「我想在你面前努力成一個高尚的人，可我下流慣了。」

唐子羽的「自由」，一方面是自我放縱，一方面是自我批判，這種心靈上的悖論，使其能夠保持著一種獨特的敏銳、智慧和矜持。在他從機場接梅雨妃進城的路上，「一絲孤獨恐怖的感覺突然湧上心頭，他覺得美呀，愛情呀，綠樹流雲呀，都在飛速地演逃，飛速地賓士，你毫無辦法，你伸出雙手，拚命地一抓，摸緊，再縮回手，展開手掌，仍然發覺兩手空空……」這是唐子羽對自我生存狀態的敏銳感覺，由此出發』，他常常對自己有不無痛徹的怨恨。「我憎恨我自己的儒弱，我恨我沒有勇氣拋棄這一切，假如我能像鳥兒一樣飛他媽的翔，該有多好!』』可他飛不起來，一旦沉人世俗，人生之網便把他捆得緊緊。然而他的智慧，卻足以使其看透某些世事，甚至以玩世不恭的手段來戲弄人生。憑著自己的「慧眼」，他把局長的心思看破，竟然以貌似專註聽講，一絲不苟記錄，胡謅「做官秘訣」，得寵於局長，不費吹灰之力地當上了副局長。只要上了所謂「級別」，他便敢進一步按自己的意願為人處世了，他明白這個制度是不會把一個不出大格的幹部輕易撤換掉的。他給自己定了一個人格底線：不僅自己不再謀官，而且討厭別人(包括妻子嘉賢)謀官、談官、媚官，以確保自我人格的必要矜持。

唐子羽的矜持是其心靈僅存的超俗性因素，它與一種美好的嚮往聯繫著。俗透了的朱大音表面上似乎很難理解唐子羽為什麼和梅雨妃不上床?其實，他真正難以理解的是唐子羽的矜持以及與此相關的反世俗的深層意向。唐子羽在不經意中把「另類文字」夾在自己的「學習體會」中，這儘管導致了他被罷官的結局，卻讓同事們越發覺得原本就人緣好的他更加可愛了：他居然敢以獨特的方式表達了「大家不敢表達的心底願望」，反對有著濃厚歷史積澱的無聊、無用、無法擺脫的學習和大批判。他的同學和朋友都清楚，唐子羽雖然是個「沒用的好人」(這其實是彼此間的戲謔之語，如同唐稱梅為「廢品」，梅說唐是「廢品天才」一樣)，卻「樂意幫助」別人，「最喜歡看別人因他的幫助而獲得某種成功」。他別出心裁地早早為自己在「長天墓園」安排好了墓地，並且精心地、「不亞於擇偶」地擇鄰而處。由於他有感於人世間「生也網中.死亦網中，似只小飛蟲，始終逃不脫一個網字」，便不無極端地表明自己「寧願跟小偷、妓女、酒鬼朝夕相處，」也不「與一幫我討厭的人為伍，比如局長、警察、記者、律師、醫生、文藝評論家，以這些人為鄰居，那我算是下了地獄。」唐子羽的這種選擇肯定會引起世人的某種反對，但真正平心靜氣地想來，個中確有一種不俗的銳意。正是這種銳意，使他在得知包括自己的家人在內的相當一部分人，以為他經不住被免職的挫折而自殺的議論後，不僅深感這是自己的「奇恥大辱」，而且「透人骨髓地感受到了孤獨和悲哀」，不得不正視聽、除流言。唐子羽骨子裡的這種銳意，是與已經世俗化了的「官本位」體制和觀念不相容的。他是那麼鍾愛梅雨妃，認為她是能夠讓自己心靈充分感受到「我活著」，「我像人一樣活著」的女人。可是，當梅發現了他本想送給她的紅紗巾後，突然一反自己溫雅的常態，不願弄明白真相便俗不可耐地臭罵他，而且無理地要把紅紗撕碎、拋棄。這對唐子羽的精神震撼太大了!「紅紗巾(他心靈里的一塊綠地)升到幾丈高，翻了幾個跟斗，然後自由地舒展開，像一朵燃燒的落霞，最後一次放出光輝，便一下子跌進河水，衝進石縫了。」這是他那種銳意所無法接受的，雖然梅雨妃「大體上還算個可愛的女人」，「只是眼下，千言萬語真不知說什麼好……」

有著反世俗深層意向的唐子羽當然不會是「多餘的人」。且不說他實際上已經作為一社會意願的代表，以十分較真的態度與傅市長論平等：同為市民，為什麼你講的話我就非得學習體會一番?也不論他作為一種世俗力量，特別厭惡媒體為大眾分階段地製造完美的英雄模範人物，讓人生活在夢幻的崇高中。僅看他在去鹿池河的路上，面對田野里一望無際的萌萌綠，一種由衷的深厚文化體驗和偉大的豪情所構成的心境，就能看出他於社會並不多餘：「那是麥苗，它們像充滿靈性的淡綠色漢字，雖柔弱卻親密無間出強大的陣容，詩意地排印在遼闊深遠的大地上，排印出五千年的農業文明，排印出兩千年的詩詞歌賦……」唐子羽「那顆飽受屈辱的，眼看要枯萎凋落的心靈漸漸復活了」，「一種偉大的豪情，一種嬌嫩的幸福，使他感動得淚光閃爍。」「他的心中舞蹈著兩個最好的漢字—我愛……」唐子羽愛這個國家、愛這個民族，只是說明白了，依他的個性那反倒俗氣了。他不僅不會成為這個社會的多餘人，而且正相反，他是與社會主流力量異趣的一種改造社會的潛在(正好如同他本人所發現的人體未長出的「汗毛」一樣)力量。

文化是大寫的人性，個性是小寫的文化。值得人們深思的，是唐子羽既甘願做個大俗人，又在心靈深層保留著反世俗意向，這種悖論性的生存，終究使他沒有成為真正積極的文化存在。人的理性與非理性行為的基礎，都是自己深層的激勵結構。導致唐子羽不能成為積極的文化存在之根本原因，是他通過「記錄社會上的傳聞」而在自己心靈紮根的一種非意義化的生存理念。就是這種生存理念消解了作為他行為基礎的激勵結構。在他的「袖珍文摘報」里有一則他本人體會頗深的《絕望》：

甲：張三寫一了一部長篇小說一

乙：寫了長篇小說又能怎樣?寫過長篇小說和能寫長篇小說的人太多了。

甲：張三的長篇小說出版了。

乙：出版了能咋?說不定自費出版的呢。

甲：差矣!張三的長篇印了四萬冊，稿酬加版稅，賺了八萬元。

乙：賺了八萬元能咋?一本書賺了八十萬元的作家我也見過，能咋?

甲：張三可是一炮走紅，名利雙收了，由一個下崗工人，徑直調進作家協會，還當上了第十三副主席。

乙：當了副主席能咋?

甲：據權威評論家預測，下屆茅盾文學獎，張三是少不了的。

乙：得茅盾文學獎能咋?即使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又能咋?

甲：確實不能咋，問題是一個作家，活著的意義，就是要不斷地寫作呀!

乙：不斷地寫作又能咋?

甲：不能咋，但至少證明這個作家還活著吧!

乙：活著能咋?

「能咋?」雖是一種價值追問，卻先在地否定了一切價值，其要害是把人生非意義化了。當唐子羽發現梅雨妃能跟洋人說洋話，「心理就有些發酸」，接著便在心裡說道：「講洋話又如何(能咋)?」「不會洋文又如何?大人物多半不會洋文，還不是滿世界跑，就像在自家的後花園裡飛跑一樣，自有會洋文的跟著服侍，就像狗攆著隨時要拉屎的人一樣」。「能咋」，作為一個文化命題已被唐子羽活學活用到家了，就像感情一樣，成為他之所以是他的重要精神因素了恰是這個「能咋」，既可作為強化自我防禦機制的力量，支持他抵制官本位體制散發的諸多相關誘惑，又能作為消極的驅動力，支持他不去追求人生有意義的價值，而甘願從於俗融乎眾。

就人的發展來說，沒有一種人為自己選定的存在方式是最終確定的，人的每一種存在方式都必須為了將來的緣故而再次被打破。人的存在應該是一個發展進步的過程，是一個永恆地尋找著自己的過程，像浮士德那樣：「在前進中，他找到痛苦和歡樂，他，每時每刻都不滿足!」從這一點出發，人的最大危機就是過早的停止。然而唐子羽的「能咋」理念卻向他發出了停止的命令。我們當然可以想到，他的「停止」有可能是一種迷茫所致。像唐子羽這樣的人，不可能不懂得人必須有意識地掌握並選擇自己命運的道理，他是要自覺地超越人常常是在兩種先在的價值(要麼是君子，要麼是小人)之間作決定的「自由」，希望進人形成新價值(做有錯誤、有缺點的人物，「有錯誤的人反倒招人喜歡」)自身的自由。唐子羽的這種生存意向並沒有錯，錯的是他在形成新價值的過程中並沒有正確地理解人性、從而導致其新價值的自我消解(混背啦)。在鹿池河，唐子羽非常清楚：「眼下的他和她跑到這兒來偷情，在人性上是美好的，在道德上卻是骯髒的。」他所理解的人性是遊離在道德之外的。把道德排除在人性之外，就會把慾望當作生活的終極目標，而忽視人的自然的人化。人是應在兩方面即擺脫本能控制和確立創造性自我方面爭取自由的，而這兩方面都需要道德的支撐，沒有在人性中真正起提升作用的道德，人將處於被慾望所奴隸的不自由狀態;沒有在創造性活動中起促進人發展作用的道德規範，這種創造性的自我有可能給人類帶來災難。唐子羽的「能咋」理念的兩面性和「人性與道德二分」論，既構成了他精神上獨有的、無法排解的迷茫，也是他能夠提出、卻根本想不清楚人在其「起點與終點之間的有限的路程上，應該怎樣度過」的內在原因。人對自己的完善，是以其所選定的人生價值目標為準繩的，因此，它並不必定是在真正肯定意義上的完善。唐子羽在人性與道德二分的基礎上，以「能咋」的價值視野看人生，努力做一個「無用的好人」，雖然符合他的生命運作邏輯，卻丟失了真正的人性。人是具有道德本性的主體。沒有先在於人的完善的道德，雖然不完善的道德在人的本性中，但人只要真正明白道德的根本內涵在於讓人不僅「在物種方面」，而且要「在社會方面」把人與其餘動物區別開來，人就會永不停止地提升自己。這才是不只把人性當「名詞」，更應將其當「動詞」，視人的本性為產生結果的過程的深厚文化意蘊。唐子羽恰恰不懂得這種道德內涵，不懂得人性的真諦，這是他的悲劇，也是其對當代人的警示：不能迷失人性，迷失了就一定要找回它。人的新定義，是始終從自身中生產出新文化的創造性存在。儘管在現實中不是人人都可以如新定義所描述的那樣，人們還是要拒斥「能咋」式的價值視野，勇敢地奮進，讓自己更加人化。

原載《小說評論》2003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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