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用人講究義理，李鴻章用人講究事功，誰更勝一籌難有定論

李鴻章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繼承曾國藩的衣缽創立了淮軍。就是在用人方面，李鴻章也是不輸他的老師，甚至在某些方面還有所超越。《清史稿》評價李鴻章用人時說：「好以利祿驅人，緩急不可恃。」

李鴻章與曾國藩在用人上有很大區別，淮軍的特點一是兵將冗雜，以才能為第一，但選擇不精。高級將領中，只有一個舉人，團首、降將、鹽梟、防軍佔了多數；二是以功名利祿相號召。李鴻章說：「天下熙熙攘攘，皆為利耳，我無利於人，誰肯助我？」

從1870年到1911年的40年間，淮軍、北洋出來的部級官員共有38人，著名的有丁日昌、盛宣懷、袁世凱等人。有學者評價，李鴻章是在義理與事功之間彷徨，但本質上他是沒有義理之學的洋務首臣。他籠絡人才確有一套辦法，有的方面連曾國藩都自愧不如。

「滿堂豪翰濟時彥，得上龍門價不賤。」這是李鴻章評價曾國藩幕府人才薈萃的詩句。曾國藩聚集了一大批有各種才幹的專業人才，如精通數學、天文、機器製造的科學家，有諳習律令、會計的刑名、錢穀之士，有崇儒重道的道學先生，有深悉文案之道的文學侍從，也有懂得軍機韜略的參謀人員。

李鴻章與曾國藩的最大不同在於，他從實際需要出發，把能力置於道德之上，尤其注重羅致經世致用、精明練達之士。到了上海以後，李鴻章很快認識到洋務的重要性，因而在所用人才中，以通習洋務的為最多，這也是使他成為當之無愧的洋務領袖之首。

曾國藩對李鴻章的用人策略有褒有貶，趙烈文建議說：「李鴻章少帥用人只求眼前的功效，老師固然應當以大局起見，不應有不同的意見，但也應該在無意中稍稍顯示一下你的風采，也好讓這些人迷途知返，邪風不再盛行下去，這樣做實在是功德不淺啊？」曾國藩回答說：「曾、李氏一家，他在前方，我怎麼能不順從他啊？」

李鴻章是出了名的護犢子，他接替曾國藩北上剿捻以後，就一個勁地為手下人謀位置，而潘鼎新是他的四大愛將之一。李鴻章藉助淮軍的力量，兵威所及，就會成為他的地盤。早在李鴻章調鼎軍南下山東時，他就為潘鼎新謀得山東布政使的頭銜，並私下裡活動讓潘升巡撫，這引起剛剛升任巡撫的丁寶楨的警惕和不滿。

後來潘鼎新率軍隨李鴻章駐在天津，開了煙、肆、倡等幾個館，人稱「潘窯子」。光緒初年，他任湖南巡撫，上任當天就問屬下人：「安徽籍在湖南服官的有多少人閑居無事？」屬下的布政使一時答不上來，潘憤憤不平地說：「吾皖人大有功於國家，不可忽視也。」

第二個月，所有閑置的安徽籍官員全部安排了職位，後來因處理教案不力，他被彭玉麟、張之洞聯名彈劾，到了這個時候，李鴻章還是向清廷舉薦他「才兼文武」。

還有上海文人領袖馮桂芬的例子。李鴻章在北京當翰林時就與馮相識，他到上海不久即發覺馮是個難得的智囊人物，便趕緊將他招入麾下。

馮是名士，架子大，而李鴻章也有大架子之稱。但此時李對馮執禮甚恭，嘴不離「老前輩」三個字，而馮也是傾囊相助，將他的洋務見識全部講給李鴻章聽，這讓李大有裨益。曾國藩曾一度點名要馮桂芬去他的幕府，李鴻章硬是不放。而正是用了馮桂芬，才使得李鴻章坐上了洋務領袖的頭把交椅。

民間傳說的李鴻章與范肯堂的故事，更可見李籠絡人才不遺餘力。據說，每逢初一、十五兩天，李必定正衣冠候於范的居室外問安。李還以乾魚翅贈予范的雙親。范用李的御賜紫疆馬車訪友，李不但不責怪，反增派八名士兵當范出遊時的護衛。後來，受寵的范肯堂一意為李鴻章效力，竟無意金榜題名，不再涉足科舉。

就提拔和用人而言，曾、李相同，都提拔了無以計數的人才，使得薪盡火傳，但他們用人的側重點仍有很大差別。曾國藩以儒家義理為依歸，這樣事功有大本大源。而李鴻章雖然也試圖向義理嘗試，但時代趨於不同，遂專註於事功，而這樣的事功缺乏大本大源，因此有些方面李鴻章又不如他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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