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夫婦，無家庭，無名分的大同世界，五四時期廢婚派的一場春夢

五四時期，伴隨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展，婚姻問題作為社會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成為當時社會輿論的一大興奮點。

當時的很多報刊紛紛刊登討論婚姻家庭問題的文章，有的還對婚姻理論問題進行了針對性的討論，如：

1、1918年《新青年》關於『貞操問題』的討論

2、1920年《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中婦女評論專欄的『自由離婚』的討論

3、1923年《婦女雜誌》等關於『新性道德』和『婚姻自由是什麼』的討論等等。

「變革舊式婚姻、倡導婚姻自由」的口號，在當時傳遍大街小巷。

在這種轟動性效應之中，廢婚主義者獨具一格，雖然他們產生的影響有限，但卻是時代不可忽視的聲音。

1920年春夏之際，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開闢了「廢除婚姻制度」的討論專欄，進而掀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關於「廢婚與否」的大論戰。

論戰雙方以講演、通信、評論等方式撰文，暢快淋漓的表達了各自的感想、觀念與主張。

五四時期，主張「廢婚」的知識分子被稱為「廢婚派」，比如哲民、存統、孫祖基、翠英等人。

他們對舊式婚姻（專制婚姻）和新式婚姻（自由婚姻）都表示十分厭惡，極力主張廢婚，並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來論述了自己的主張：

一、批判了婚姻制度的危害。

廢婚派認為，婚姻制度只是娼妓制度的變相而已，兩者比較起來，沒有一點分別。

「婚姻制度，無論是文明結婚，自由結婚，新式結婚，或舊式結婚等，在理論好像是天經地義的，其實都是做買賣的變相。

婚姻制度，是長期的賣買，娼妓制度，是短期的賣買，都是賣買為基礎的，不是真正的自由和戀愛為基礎的。

二、闡明了廢除婚姻制度的意義。

廢婚派認為，人類最大的幸福就是每個個體都能擁有「自由的人格」，而婚姻制度是不適合於這種「自由的人格」的，所以應當被廢棄。

即便是「自由」的婚姻，也是一種專利的婚姻。

他們認為，廢除婚姻制度的意義就在於去除束縛，獲取自由。

他們還認為戀愛是一種複雜的情感，隨時隨地都可以發生改變。

同時，他們也肯定了婚外性關係，認為「滿足性慾，是人類（不止人類）正當的要求，誰也不能阻止他」。

廢婚派把廢除婚姻制度後的社會視為太平的理想社會，「那時候，無父子，無夫婦，無家庭，無名分的種種無謂的束縛，所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豈不是一個很太平的世界，大同的社會嗎？」

與之相對的，五四時期反對廢除婚姻制度的知識分子就被稱為「反廢婚派」，比如葆華、一海等人，他們認為一旦廢除了婚姻制度，社會將會陷入極其混亂的狀態，所以不贊成廢婚。

同時，他們認定一夫一妻制是絕對的信條，也認為愛情的不專一，將使人類情感遭遇滅頂之災。

一海曾向廢婚派的翠英提出了這樣的質疑：

「你現在已經活了二十歲，……你既主張自由戀愛，遇著情場危變的時候，你有沒有自鎮自持的果斷否？你起初發生一個戀愛，同時又發生別個戀愛，你怎樣處置呢？別個男子同時和兩個女子發生戀愛，你也是其中之一個，你亦願意么？」

「廢婚派」與「反廢婚派」之間的思想主張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性，雙方就廢婚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辯論的內容十分廣泛，而重要的問題集中於以下幾點：

第一、是關於「自由結婚」的辯論。

廢婚派認為自由結婚並不自由，「既然有了結婚的束縛，怎麼還可以叫做絕對的自由。」

反廢婚派認為自由婚姻是絕對自由的，凡一對男女，要結婚必定是先有交際，由交際生好感，由好感生愛情，由愛生戀，由戀才有結婚的要求。

而且，在當時的社會狀況下，沒有比自由婚姻更好的結婚方式了。

第二、是關於「節制性慾」的辯論。

反廢婚派認為：性慾雖是人類正當的要求，但也要有一定的節制，倘若沒有節制，在生理上就會非常的危險，所以一定要用婚姻制度來節制這種性慾過度的要求。

而廢婚派對反廢婚派的這種見解很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婚姻制度非但不能限制性慾，而且有時還會造成「縱慾」，因為它不需要經過雙方的同意，為了傳宗接代，丈夫有這個權力，妻子也有這個義務。限制性慾只需從生理上自己去控制，用不著婚姻制度。

第三、是關於如何對待（廢婚）理想的辯論。

反廢婚派認為廢除婚制只是存在於理想中，是遙不可及、不可能實現的。

而廢婚派則認為，正是因為這是一種理想，才需要我們去鼓吹、提倡和追求，希望它變成事實。

五四時期的「廢婚主義」，是當時婚姻文化變革中的一種獨特的聲音。

當時參加辯論的人們，無論各持什麼樣的觀點，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絕對不止是一時心血來潮，宣洩自己的情緒而已，相反，他們的態度是十分嚴肅認真的。

廢婚派代表存統這樣說：

「我們和人家辯論，原不是一定要得到勝利，失敗了，也算不得什麼一回事。我相信，我們失敗了，真理是不會失敗的。我們要是被真理征服了，我們便當投降於真理旗幟之下，做他一個效勞小卒，再去征服別人，絕不計較個人的毀譽。」

正是由於雙方都抱著追求真理的態度，所以在辯論中，雙方對婚姻問題的某些認識討論的還是較為客觀和深刻的。

通過「廢婚與否」的辯論，有些學者還開始修正自己先前的觀點，使自己的主張更具有合理性，甚至辯論雙方通過辯論，在一些宏觀問題上能趨於一致，達成共識。

比如：參加討論的絕大多數人之後都認為，社會只有經過『遺產公有』、『兒童公育』的根本改造之後，才能最終解決『婚姻』問題。

論戰雙方能達到這樣的共識，說明辯論者們能從更深遠的角度來審視廢除婚姻制度的問題，可見這一次的辯論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人們對於未來的覺悟，這也是此次辯論的意義所在。

五四時期是我國近代婚姻觀念變革的重要時期，當時自由結婚和自由離婚的呼聲甚高，從而形成了中國近代史上自由結婚和自由離婚的一次高潮。

廢除婚姻制度雖然也是五四婚姻文化變革中的一項內容，但與前者相比，廢婚主義的影響範圍還是比較小的。

當時直接參加「廢除婚姻制度」辯論的人數只有二十餘人，公開發表講演稿、通信和評論的雖有五六十篇，但大多隻限於《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上，從時間上來看，也只集中於1920年5月至6月間。

當時其他報刊反映婚姻文化變革的內容也有很多，但直接回應《覺悟》上廢婚討論專欄的文章卻不多見，可見其影響的局限性。

現在，當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五四時期的「廢婚主義」時，真該慶幸廢婚派只是「紙上談兵」，誠然它有著一種突破舊思想的開創性，但一旦實施，恐怕社會將陷入混亂之中。

沒有了婚姻的束縛，人們的性觀念也會隨之受到影響，這將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比如疾病、私生子等等，也會使原本婚姻中處於弱勢的一方失去保障。

有的孩子缺少父親或母親的關愛，會導致其偏激、冷漠、有暴力傾向，當他長大之後，對於社會又會是一種潛藏的不安因素。

有的人性觀念開放，如果沒有婚姻制度的約束，對於他已有的家庭而言，只會是以悲劇收場。

即使是在自由平等開放的21世紀，沒有婚姻制度保障的社會仍是不可想像的，可見個人的自由與婚姻是不衝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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