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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禪到禪宗思想(3)禪(妙言)字的老莊化

從禪到禪宗思想

禪(妙言)字的老莊化

毫無疑問,在達摩來華之前,禪法已流行於漢和魏晉。慧皎所記,已有20個習禪的。後漢至魏晉,也有許多關於禪的翻譯佛典行世。可以這樣認為,早在達摩來華前四五個世紀,隨著佛教的傳入,Dhyāna也就被譯為禪而引介到中國併流行開來。「禪定」一語,雖不見於最早翻譯的《四十二章經》,但有「誦經」、「行道」等,似為禪之古譯[1]。是誰最早把「禪」作為譯名引入佛典,至今沒有人提及,恐怕也難以說得清楚。因為早期的翻譯,畢竟未能全部流傳下來。但是,學術界公認,安世高所譯《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等為漢、魏習禪者所風尚。這就是說,在公元2世紀,印度的禪法已經在中土流行開來。安般守意,梵漢結合,乃數息的意思;《陰持入經》重點介紹阿毗曇學[2]。慧皎也說:世高「博曉經藏,尤精阿毗曇學,諷持禪經,略盡其妙。」其還傳禪法於僧會、陳慧居士等。所譯經典「辯而不華,質而不野」[3]。這些均說明安世高是比較早的禪的翻譯家和禪的踐履者。但令人遺憾的是,在他的譯作中,固然有禪法、禪經等字樣,卻難找到「禪」字翻譯的原初解釋。所以,我們也只能循著它的意思,審視「禪」字翻譯的思路,並在其它相關的著作中,找出其內涵演變的依據。

如前所言,以「定」、「御」為核心的Yoga和Dhyāna,與漢字「禪」全不相干,所以把Dhyāna譯作「禪」顯然是一種創造性的演譯。從本意上看,無論是Yoga,還是Dhyāna,其所進入的最高狀態是心、智、感覺全部停止的超驗狀態。禪法傳譯之際,正是中國士大夫崇拜庄、老,暢談幽玄、夢想神仙之時,故亦常用道家之言比附佛說。事實上,安般者,出息入息、數息也,其寄託於呼吸,與中國方士吐納之術相似。當其時,儒者嗜讀老、庄,狀如坐禪,史書亦有「坐板積久,板留膝踝足指之印」[4](此說較達摩面壁顯然要實在得多,面壁留影大概也是由此觸發的想像)。據此分析,若將Dhyāna譯作莊子的坐忘,無疑是非常貼切的。試比較。莊子云:

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此謂坐忘。[5]

這就是說,不僅要忘物,而且要忘我,如此才同於大道,與定心、攝意的宗旨也完全吻合。再看《安般守意經》的翻譯:

行道欲得止意……復有三事:一者止身痛癢,二者止口聲,三者止意念。

意觀止者,欲婬制不為,欲嗔恚制不怒,欲痴制不作,欲貪制不求。諸萬事一切不問,是為觀止。

眼不視色,耳不聽聲,鼻不受香,口不味味,身不貪細滑,意不志念,是外無為。數息、相隨、止觀、還凈,是內無為也。

好了,如此翻譯,不管它是否羼雜了作者的主觀意思,顯然與莊子的坐忘相一致。事實上,確實也有人以坐忘來理解Dhyāna的,比如後來之道安在《序安般經注》中就說:「安般寄息以成守,四禪寓骸以成定」,「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忘之又忘以至於無欲。」但是,翻譯者沒有選擇「坐忘」,卻選擇了一個與此全不相干的「禪」字。可見,這一選擇是意在字外了。

應當承認,漢、魏士大夫多受老、庄思想的薰染,而「通習華言」,「宣譯眾經,改梵為漢」的安世高也不能不受庄、老思想的影響。況且,他不僅重禪定之法,而且重阿毗曇之學,其實有熔佛法與定法為一爐的意向,而坐忘二字卻不能概括他的全部思想,所以,他必須尋找一個新的概念,以容納他那模糊的思維。於是,他就選擇了《莊子·寓言》中的「禪」字,也就把他的思維從「定」的狹義中解放出來了。莊子說: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相環,莫得其倫,是為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禪字顯然是從此處挖出來的。該字從示,從單,讀音為shàn。單音與Dhyāna音近,可以說是音譯(其實禪古代紐字也有讀定的,故也讀Dan)。示從二,從爪,按《說文解字》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從二。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也就是說,示有神示的意思。這樣看來,便有「垂示」定心所收到的「去欲存凈」、「厭離生死」、「心一境性」等不可言喻之效果的意思。可見,以「禪」譯Dhyāna,雖不是音譯、意譯,但卻又包含了音、意相譯,形體示意三個方面的功能,完全符合漢字構字的方法,因此可以說是創造性的,也是絕妙的翻譯。

照莊子的這句話,禪為相代之意,即「運運遷流而更相代謝」[6]。但作者以「寓言」解釋其作品,無疑也有代替之意。更重要的是這句話講了事物的本源、變化、雖變化相代,其原如一,以及平等和終始若環的禪代之狀。所以禪的引申義不僅有代Dhyāna而立的「定」的形式,而且包含了本真、平等、變化無窮、周而復始等豐富而又神秘的內涵。事實上,安世高也賦予它「斷生死,得神足」的超越意識,其後各家之譯註,也是沿著這一思路向前發展的。世高弟子康僧會曾序《安般守意經》曰:

得安般行者,厥心即明,舉眼所觀,無幽不堵……無遐不見,無聲不聞,恍惚彷彿,存亡自由,大彌八極,細貫毛厘,制天地,住壽命,猛神德,壞天兵,動三千,移諸剎,八不思議,非梵所測。

他講的是定的結果——心明。心明則無所不察,無所不能,制天地,住壽命,運宇宙、人生於一心之中,這是何等神妙莫測的境界,決不是單純的定和靜慮所能包容的。

至東晉謝敷,也有序強調以「慧」守「意」,突出了慧的地位,這也超出了Dhyāna的原意,非用一個創造性的語彙代替不可了。他說:

正覺慈愍,開示慧路,防其終凶之源漸,塞其忿欲之徵兆。

閉色聲於視聽,遏塵想以禪寂,乘靜泊之禎祥,納色天之嘉祚。然正志荒於樂華,昔習沒有交逸,福因矜執而日零,毒根迭興而罪襲,是以輪迴五趣,億劫難拔,嬰羅欲網,有劇深牢,由於無慧樂定,不唯道門使其然也。

他明確指出,單有定是不行的,要靠慧來導引定。否則,仍然要輪迴五趣,億劫難拔。這顯然是對單純「定」的否定。他把原來印度Dhyāna所重視的靜、定和管束的方法,以至於心、智、感覺全部停止的狀態,排擠到非常次要的地位,從而凸現了慧在實現的超越境界及其過程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禪」的內涵就是在原來的不確定性中,不斷擴張的。

據胡適考證,西晉竺法護譯的《修行道地經》,為僧伽羅叉(眾護)所著,東晉佛陀跋陀羅(覺賢)在廬山譯出的《修行方便禪經》,俗稱《達摩多羅禪經》,是達摩多羅與佛大先合作的作品,這兩種書都叫做「瑜伽遮羅布迷(Yogāchārabhūmi)」,都可譯作「瑜伽師地論」,「因此可以知道這時期的禪法(指兩晉翻譯的禪法)上承《奧義書》,中間與外學勝論派及瑜伽派相關,下接唯識宗的瑜伽師地論」[7]。這就是說,兩晉時期翻譯之禪法,仍然是與印度《奧義書》相關的Yoga和Dhydna,並且與後來玄奘翻譯的無著兄弟的《瑜伽師地論》「內容大致相同」。因此胡適斷定:印度瑜伽傳入中國,一方面「越變越簡單」而發展為中國禪宗,另一方面卻發展成為煩瑣的唯識哲學[8]。

胡適的結論也可以說是「大膽地假設」。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傳譯時期引介的禪法,仍然在瑜伽的思維框架中運作,與禪宗的禪是沒有太大關係的。不過,中國人創造性的翻譯——禪字的選擇應用,卻為後來者提供了創造性思維的可能性,使「禪」意距印度Yoga和Dhyāna愈來愈遠,而與中國禪宗思想越來越近。慧遠在《達摩多羅禪經》序中指出達摩多羅與佛大先禪法之不同,同樣也揉進了中國道家的思維。他說:

達摩多羅闔眾篇於同道,開一色為恆沙。其為觀也,明起不以生,滅不以盡,而未始出於如,故曰:「色不離如,如不離色;色則是如,如則是色。」佛大先以為,澄源引流固宜有漸,是以始自二道,開甘露門,釋四義以反迷,啟歸途以領會、分別陰界,道以正觀,然後令原始反終,妙尋其極……。

胡適指出:「用此標準來看廬山的《禪經》,我們只見佛大先的『二道』、『四義』籠罩一切,其中似很少達摩多羅的成分。」[9]其實這很容易理解。因為所說多羅的思想,實在是慧遠的創造性闡釋,走的也是以庄解禪的路子,只不過是打著達摩多羅的旗幟罷了。其生滅不盡,往複無際的觀念,顯然是「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的意思。其「未始」之說也是《莊子》齊物論「有未始有始也者」之意。至於如,雖然也是佛學翻譯中的一個概念,但它的意思,與莊子所謂「萬物皆種」的種子之意,也完全符契。慧遠還提出禪智、照寂之說,與謝敷的以慧守意,非慧無以塞忿欲、拔劫難的思路,顯然是一致的。禪就是這樣,在有意、無意,不知不覺中,被賦予了新的含義。

論及早起禪學,尚需提及鳩摩羅什和《禪經》的譯者佛陀跋陀羅,即覺賢。就禪學而言,在學術源流上,覺賢學於罽賓,其學屬於沙婆多部(即小乘一切有)。鳩摩羅什雖遊學罽賓,精於一切有部之學,但其學在居沙勒之後,已揚棄小乘,致力於大乘佛教之東傳。羅什於禪學多所儘力,《金剛經》之翻譯也為其後的禪宗思想奠定了理論基礎和思維框架。覺賢雖然弘揚禪法,但「唯賢守靜,不與眾同」。顯然是屬於一切有部的小乘禪法,簡單地說,是「守靜」的「印度禪」;而鳩摩羅什於禪學,不僅「宣述馬鳴之業」,而且以「實相非相」的否定性思維,奠定了中國禪宗「於相離相」的庄老化禪學的理論基礎和思維方式。作為守靜、入定的方法的「習禪之禪」,和作為中國禪學超二元對立的哲學範疇,在鳩摩羅什時代已經分道揚鑣了。中國禪學對鳩摩羅什的選擇,對覺賢的揚棄,同樣說明禪學本土化的價值取向,而禪宗思想的形成則是禪學本土化過程的必然結果,即傳統文化鑄就的結果。

不過,他們之間的差異,歸根結底同「極微」觀念有密切關係,這裡無需詳述[10]。

至梁,慧皎著《高僧傳·習禪第四》,所記習禪者20人中無菩提達摩。可知,慧皎著書時,達摩尚未行化中土,至少說達摩還不被慧皎所聞。然而,慧皎對禪的理解,已經遠遠超出了Yoga和Dhyāna行法,老莊的氣味更加濃重,已經充溢著禪宗之禪的意蘊。慧皎論之曰:

禪也者,妙萬物而為言,故能無法不緣,無境不察。然緣法察境,唯寂乃明。其猶淵池息浪,則徹見魚石,心水既澄,則凝照無隱。老子云: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輕必以重為本,躁必以靜為基。

妙之一字,充分體現了他對禪字的老莊化。在慧皎看來,禪既是生成萬物的本體,又是認識大幹世界的主體意識,所以說它是體現萬事萬物神妙莫測性質的概念,這與禪宗思想的禪非常接近了,而與印度傳來的瑜伽行法、靜、定的方法無疑是貌合神離的。其下雖又說明它那澄、靜的特徵,也還是以老子無為的思想予以解釋的,仍然表現了創造性思維的特點。

[1]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五章,中華書局,1983年,67頁。

[2]梵文Abhidharma,意為對法、無比法,任繼愈先生說與禪統稱禪數之學或叫止觀禪,側重於坐禪行為,阿毗曇側重於義理。

[3]《高僧傳》卷一

[4]《後漢書·向栩傳》。

[5]《莊子·大宗師》墮通隳,音Hui

[6]成玄英疏。

[7]胡適:《禪學古史考》《胡適說禪》東方出版社,1993年,98-99頁。

[8]胡適:《禪學古史考》《胡適說禪》東方出版社,1993年,98-99頁。

[9]胡適:《禪學古史考》《胡適說禪》東方出版社,1993年,103頁。

[10]詳見另文《鳩摩羅什的佛典翻譯及其實相無相的大乘哲學》待發。

圖片 | 玉泉寺數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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