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學榮：孫中山並不是一個親日的人

我們有一些國民在看問題的時候，很容易犯一種叫做「刻舟求劍」的錯誤。打個比方說：人們都聽說牛郎和織女的感情很好，可是當你打個電話給牛郎，牛郎的說法往往會讓你大跌眼鏡：「織女？我和她已經離婚了，這女人不靠譜！」其實，牛郎確實是愛過織女，但那是過去的事情了，時間變了，事情也變了。

以過去的印象來看待今天的事物，這就叫做——刻舟求劍。

孫中山親日嗎？這其實也是一個「刻舟求劍」的問題。誠然，孫中山在早期，的確有過大量的親日言論以及行為，最典型的就是——多次向日本人承諾：幫助我革命，事成之後，我把滿洲（東北三省）委託給你們日本治理。

於是，我們有不少「刻舟求劍」的歷史愛好者，拿孫中山早期的這一類親日言行來判斷孫中山，說孫中山是個親日人士、漢奸、賣國賊……但是，人們往往沒有看到：其實在1915年「二十一條」事件發生之後，孫中山對日本的態度，已經逐漸由「親近」走向了反感、防範，甚至是對抗。

也就是說：孫中山其實只是早期親日，而到了後期則是反日。正如牛郎曾經愛過織女，但是離婚之後，牛郎對織女其實是頗有微言。

那麼，怎樣證明孫中山在他人生的後期走向了反日呢？我們都知道：親日也好，反日也罷，都屬於心理活動的範疇，是不能做到準確證明的，唯一有跡可尋的，就是孫中山在他生命最後幾年間的涉日言論——我們沒有辦法窺探孫中山的內心，但是孫中山的言論，確實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的心理活動。

於是，我們不妨通過史料，看看孫中山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間，發表過什麼樣的「涉日」言論。

我所引述的第一條「涉日」言論，是刊登在1919年6月24日《民國日報》的一篇訪談文字，名為《孫中山先生答《朝日新聞》記者書》，在這篇訪談中，孫中山對日本《朝日新聞》記者，發表了自己對日本擴張國策的反感、以及對日本收斂其國策的期望。

在該篇報道中，日本記者問孫中山：「為什麼中國人這麼恨日本？有沒有辦法調和兩國人民的感情？」對此，孫中山給出了一篇很長的回答，由於篇幅所限，在此不予照錄，孫中山回答的大意是以下幾點：

......日本軍閥逞帝國主義的野心，向中國發展侵略政策，兩國的國策在根本上不能相容……例如，日本在（1914年）攻克青島的時候，曾經對外宣稱：會將青島歸還中國，但是在巴黎和會上，日本竟然食言、要求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殖民權益……這無異是出賣中國人的舉動……中國人能不恨日本嗎……日本的政府和軍閥飛揚跋扈，為所欲為，但同時又幻想中國人民不和他對抗、反而和他親善，那豈非是白日做夢…….希望日本能懸崖勒馬、對中國從根本上取消擴張政策，東亞才能和平......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至少早在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孫中山對日本，已經是充滿了微詞，他對日本已經不如辛亥革命之前那樣親近，而是充滿了警惕、防範、甚至是對抗的情緒。

我們再來看一篇。

史料《新韓青年》一九二O年三月一日創刊號，刊登了一篇《中國前大總統孫逸仙氏對日本談》，其內容是孫中山於1920年1月1日接受東京《大正日日新聞》記者的訪談。

在這篇訪談中，《大正日日新聞》一名姓「大江」的日本記者對孫中山說：「希望先生您不要將我看作日本人，請您將我看作亞洲人」。不料，孫中山很不禮貌地回了他一句：「你們日本人根本就不是亞洲人」。大江記者大吃一驚，問孫中山為何這樣說。

對此，孫中山也予以了很長的回答，其大意是：「你們日本人是亞洲的侵略者，你們自稱為亞洲人嗎？那麼請你們將東三省的殖民權利（指大連、旅順、南滿鐵路等）還給中國，另外，也請你們將朝鮮半島還給朝鮮人民！」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索引其原文進行細讀。這些都是白紙黑字的史料，記錄在桉的。

可見，到了1920年的時候，與辛亥革命前後大不相同，孫中山已經不再談什麼「將滿洲委託給日本」，而是恰恰相反，要求日本人從滿洲（大連、旅順、南滿鐵路）滾出去。此時的孫中山，其對日態度，已經和十年前有了天壤之別。

也就是說：和早期親日甚至有點媚日的青年孫中山相比，1920年這個時候的孫中山，他對日本的態度，已經有了180度的大轉彎、堪稱一個不折不扣的反日人士了。

這還不算。我們再來看一篇。

《民國日報》一九二O年七月九日刊登了一篇《孫中山致日本陸相書》，是孫中山於1920年6月29日寫給日本陸軍大臣田中義一的一封信，在這封信中，孫中山譴責了日本的對華政策、並勸日本改正。由於其行文較為簡短、顯淺，筆者特摘錄了其中關鍵部分的原文如下：

（孫中山對日本陸軍大臣說）「…….近代日本對於東亞之政策，以武力的、資本的侵略為骨幹，信如世人所指。而對於中國，為達日本之目的，恆以扶植守舊的、反對的勢力壓抑革新運動為事。始則極力援助袁世凱，釀成民國四、五年間之亂事。帝制問題既發生，中國人民排袁勢力勃然爆發，日本輿論亦反對袁氏。日本當局知袁氏絕不能再維持國民信用，欲與中國排袁之勢力相結納，以圖伸張日本在中國之勢力，而又不欲民主主義者獲得中國政權。因利用一守舊頑固且甚於袁氏之官僚如岑春鬃者，使主南方政局；而在北方，則又假宗社黨人金錢武器，貽後日無窮之禍。此中經過，先生為主要當事者之一人，當尚能記憶也…….」

可見，到了1920年的時候，孫中山已經對日本的國策不以為然、並公開反對了。

不到兩個月之後的1920年8月5日，孫中山在上海接待了一個「美國議員團」，並發表了一篇演說，這篇演說被命名為《中國問題之解決：孫中山先生在美國議員團歡迎席上演說》，被刊登在一九二O年八月七、八日的《民國日報》上。

在這篇演說中，孫中山大聲疾呼：廢除中日不平等條約「二十一條」、反對日本的擴張國策，其原文關鍵部分摘錄如下：

（孫中山說）「……..我已經看出了如何才能夠停止中國現在的溷亂。這個問題解決的關鍵，就是廢除二十一條款。如果這二十一條款能夠廢除，就再沒有溷亂了……這二十一條款所決定的，差不多完全把中國主權讓給日本了。在這種協定底下，中國就要成了日本的附屬國、日本的陪臣國，恰和日本從前在高麗所用方法一樣……不論現在有什麼商量在這裡進行，我們對於留存二十一條款的提件萬不承認。二十一條款和軍事協約是日本制的最強韌的鐵鎖練，來綁中國手腳的。實行二十一條款之統一的中國，就是日本把中國整個征服去了。我們革命黨一定打到一個人不剩，或者二十一條款廢除了才歇手。中國的大溷亂是二十一條款做成的，如果廢除了他，就中國統一馬上可以實現……」

值得注意的是原文中的這麼一句：「我們革命黨一定打到一個人不剩，或者二十一條款廢除了才歇手」。這話是什麼意思呢？它說的是：假如日本不廢除壓迫中國的「二十一條」，那麼我孫中山一定要帶領國民黨，和日本開戰，打到我們全部死光，我也要和你日本拚到底！

還有比這個更「反日」的言論了嗎？沒有了。孫中山這種「和日本打到最後一個人」的吶喊，已經威勐到極端了，沒有比這個更反日的了。

我們再將時間的坐標往後推移四年——公元1924年，看孫中山在這一年，又有什麼樣的涉日言論。

1924年12月1日，在日本門司，孫中山接待了來訪的日本記者，這篇訪談，在史料里被命名為《與門司新聞記者的談話》，訪談的內容很長，恕不原章照錄，其中最為「反日」的部分，是孫中山公開呼籲、要求日本廢除「二十一條」的言論。這一部分的原文並不艱澀，照錄如下：

（日本記者）問：先生要廢除中國同外國所立的不平等條約，對於日本所希望的是廢除那幾種條約呢？

（孫中山）答：如海關、租界和治外法權的那些條約，只要是於中國有害的，便要廢除，要來收回我們固有的權利。

（日本記者）問：先生對於日本同中國所立的二十一條要求，是不是也要改良呢？

（孫中山）答：所有中國同外國所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都是要改良，不只是日本所立的二十一條的要求；二十一條要求也當然是在要改良之列。中國的古話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假若美國對於日本也有二十一條的要求，你們日本是不是情願承受呢？當然是不情願的。既是自己不情願，拿出恕道心和公平的主張出來，當然不可以已所不情願的要求，來加之於中國。你們日本便應該首先提倡改良！

我們從這一篇訪談中，也可以讀出來：孫中山要求廢除中、日兩國之間一切的「不平等條約」，什麼協定關稅、日本租界、治外法權、大連租借地、旅順租借地、南滿鐵路……一切日本在歷史上攫取的既得殖民利益，通通都要收回。

兩個字：夠狠。

孫中山死後，國民黨在北伐的過程中，打出了「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口號，正是繼承了孫中山的思想，說到這裡，筆者不妨插嘴一句：蔣介石說他自己是「總理信徒」，其實並不過分，因為事實就是如此——蔣介石繼承了孫中山晚年的救國思想，要以鐵腕手段與列強對抗，也就是所謂的：「革命外交」。

歷史的悲劇之處在於：國民黨在北伐以及定都南京之後，高喊收回大連、旅順、南滿鐵路、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不巧碰上了1929年全球經濟危機和蘇俄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日本軍閥受到經濟上和國防上的雙重刺激，一方面不甘心失去既得利益，另一方面出於對蘇俄國防的恐慌，日本軍閥悍然以武力侵佔了東北三省，並由此引發了延綿十四年之久的中日戰爭。

歷史雖然不容假設，但是我們從孫中山生命最後幾年間的反日言論中，可以看得出來：假如孫中山不死得那麼早，那麼日後在抗日戰場上率領全民打日本的，也許就不是「蔣委員長」，而是「孫委員長」了。

行文至此，我相信結論已經是相當清晰了：「孫中山是親日分子」的說法，並不準確。孫中山其實僅僅是在早期比較親日，而在後期，孫中山對日本的態度變了——不但不親日，而且是反日。恐怕這才是更符合歷史事實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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