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間諜鏡頭裡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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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蒙生命線」

在近代日本向中國發動侵略的過程中，「滿蒙」地區無疑首當其衝。抗戰時期著名的戰地記者曹聚仁、舒宗僑在他們 1947 年出版的《中國抗戰畫史》一書中，曾這樣概括日本自近代以來對「滿蒙」的侵略過程：

在日本侵略中國的藍圖中，進攻滿蒙原是進攻中國的踏板。在地理上，滿洲所處的位置足能在東亞問題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滿洲氣候利於動植物的生長，季節變化又極能刺激人類活動。它是各地人民的一個天然會合地。在西南面是漢人，西面是蒙古人， 北面是俄國人，東面是朝鮮人，更東是日本人，南面有海港，可藉此與世界各地保持接觸。滿洲可說是世界的一個十字街頭。但其居中地位，卻並未使貿易通暢，反而成為衝突的中心，大家都知道滿洲是個「火藥庫」，而非和平的工業中心。

《亞細亞大觀》攝影師身背照相機徒步進入遼寧撫順的興京陵街，1930 年。

哈爾濱傅家甸一帶，1934 年。哈爾濱是東北地區近代以來才迅速興起的一座大都市，而傅家甸正是哈爾濱早期發展的一個縮影。傅家甸也稱馬場甸子，最早稱傅家店。這裡原本是松花江畔的一片沼澤地，1903 年中東鐵路正式全線通車後，因鄰近鐵路而吸引大量商人、苦力聚集，很快形成居住區和商業、行政中心。照片原說明指出，傅家甸 40 年前還只是一處村寨，今天已發展成大都市哈爾濱一角。

哈爾濱街市，1934 年。照片原說明稱，哈爾濱是一座深受歐洲文明影響的大都市，這裡充斥著音樂、酒、女人、白俄、「赤化」等元素。

齊齊哈爾城內，1935 年。齊齊哈爾為東北北部重要城市，自清朝初年就一直是黑龍江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1907 年清政府設立黑龍江省時被定為省會，此後一直延續到民國。偽滿洲國統治時期，齊齊哈爾與奉天（瀋陽）、吉林並列為三個省轄市。照片原說明指出，齊齊哈爾為軍事上極為重要之地，現有人口約 10 萬，其中內邦人（日本人）5000。

海拉爾全景，1935 年。海拉爾位於內蒙古東北部，大興安嶺西麓的呼倫貝爾草原上，「偽滿」時期是興安省省會。照片原說明指出，海拉爾為呼倫貝爾政治中心，是蒙古貿易中心，「滿蒙」地區的軍事、經濟中心。

海拉爾舊街市，1935 年。

………… 日人藉以掩護侵略的另一種手段，便是利用所謂「商租權」。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從二十一條要求，到同年五月中日條約的訂立，乃有「商租權」的要求：「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為蓋造商工業應用之房廠，或為耕作，可得需要之土地之借租權或所有權。」（第二號第二條）「日本臣民，得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任便居住來往，並經營商工等項生意。」（第二號第三條）「如有日本國臣民及中國人民，願在東部內蒙古合辦農業及附隨工業時，中國 政府可允准之。」（條約第四條）有了這些借口，日人便可以任意侵佔土地，散布便衣軍人及間諜作軍事進攻的伏線了。此外，日人還利用了所謂「南滿護路軍」與領館警察來做進攻的準備。所謂「南滿護路軍」，本無條約上的根據。依據一九五年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之條約，我國雖承認日方繼承俄國的各種權利，但並未承認所謂「護路軍」，日方也允於北滿鐵路的俄國護路軍撤退後，日軍也同時撤退。後來俄軍已撤退，日軍仍強留未撤，此種護路軍，實為日本之正規軍隊，其人數在「九一八」以前，自一萬兩千人至一萬四千人不等，分駐於沿路各要站，如長春、公主嶺、瀋陽、海城及遼陽等地，其活動範圍常軼出於南滿鐵路沿線以外。至於領館警察，始自間島。自一九九年中日《圖們江界約》訂立以後，沿邊延吉、 琿春各區所設領事館，均以保護領事館為名，設立警察隊。其後南滿之牛庄、遼陽、奉天、鐵嶺、長春、安東等地日領館內均設有警 察。北滿各地領館增設便衣警察。南滿鐵路沿線又增城市警察。於是最龐大最完整的間諜網便這麼布起來。

所以在「九一八」前，進攻未開始，行動已存在了。

的確，自近代以來，由於特殊的地緣關係，日本就一直將東北視為其向中國發動侵略的跳板和基地。從 1894 年的甲午戰爭到 1905年的日俄戰爭，從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到之後建立傀儡政權偽滿洲國，侵佔中國東北始終被當成日本的國策之一。正因如此，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期里，日本人幾乎對白山黑水的每一寸土地都進行了深入調查。

富錦街市，1935 年。富錦位於黑龍江省東北部、松花江下游南岸，是三江平原腹地的中心城市，1909 年設富錦縣，「偽滿」時期屬三江省。照片原說明指出，富錦為松花江沿岸工商業中心，人口 35000。

綏化舊街市，1935 年。綏化地處黑龍江省中南部，是重要的交通樞紐，「偽滿」時期劃歸濱江省管轄。照片原說明指出，綏化附近一帶生產大豆、小麥等，是重要的貨物集散地、驛站，人口 20000 余。

東寧縣東城門，1928 年。東寧縣位於黑龍江省東南端，鄰近俄羅斯遠東地區，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照片原說明稱，東寧縣城的城牆簡陋，系草草修建，當地治安混亂，土匪猖獗。從照片中可以看出，集合在城門前合影的既有中國當地士兵，又有一些旅行者模樣的考察人員，應該正是搜集情報的日本間諜。當時，日本尚未發動「九一八事變」，這些情報人員千里迢迢來到地處中俄邊境的偏僻小城，其險惡用心自然不言而喻。

呼蘭街道，1935 年。

呼蘭地處黑龍江省南部，松花江北岸，1913 年設縣，「偽滿」時期先後隸屬濱江省和哈爾濱特別市。

早在明治維新期間，野心勃勃的日本就迅速確定了對中國、朝鮮進行侵略擴張的所謂大陸政策。在這一政策的主導下，東北又被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視為特殊地區，並進而處心積慮地制定了「滿蒙政策」。當時，包括佐藤信淵、吉田松陰等人在內的擴張主義分子都曾公開主張首先吞併東北，之後再征服全中國。明治維新完成之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人完全秉承這種侵略政策。而為了準備將來的軍事行動，日本很早就開始向東北地區派遣各類間諜，以廣泛收集政治、軍事、經濟、地理山川、風土人情等方面的情報。

據記載，最早赴東北從事間諜活動的是陸軍少佐池上四郎、陸軍大尉武市正干、外務省翻譯彭城中平 3 人。1872 年 8 月，這 3 人 以外務省官員的身份從東京出發，先乘船抵達上海，然後又經煙台到營口。在營口登岸後，他們便化裝成商人四處活動，先後到奉天、遼陽、海城、蓋平等地進行多方面的偵察，並寫成調查報告或繪製地圖寄給日本政府。通過一年的活動，他們獲取了遼東半島地區大量詳盡的情報，內容涉及地形、政治、兵備、產業、人情、風俗、氣候、交通、物價等方面，並詳盡調查了俄羅斯人在那裡的活動。值得一提的是，池上四郎等人的情報工作非常細緻，甚至連遼河何月何日結冰，何時人馬可以在冰上行走，何時開化等都詳細記錄了下來！返回日本後，3 人又在偵察的基礎上編寫了名為《滿洲視察復命書》的報告，而報告的主題就是主張日本政府儘快佔領朝鮮，進而向中國東北地區侵略擴張。稍後不久，島弘毅、伊集院兼雄等軍事間諜也曾先後奉命潛赴東北進行調查。到甲午戰爭前夕，又有大批日本間諜相繼來到東北刺探情報，其中較為典型的當屬福島安正。

扶余全景，1936 年。扶餘地處吉林省西北部，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古城，1913 年設縣。

鳳凰城，1924 年。鳳凰古城位於遼寧省東部，始建於明朝，因附近有鳳凰山得名，1913 年民 國政府在此設縣，1914 年改名鳳城。照片原說明稱，鳳凰城地處「南滿」 安奉鐵路沿線，有古老的城牆，自古以來就是朝鮮族與滿族交匯的重要地點，也是朝鮮半島的咽喉。

琿春城門，1936年。琿春地處吉林省東部，圖們江下游中、朝、俄三國交界地帶，1913年設縣。1938年，日、蘇兩國曾在琿春境內的張鼓峰一帶發生軍事衝突，史稱「張鼓峰事件」。照片原說明稱，琿春與蘇聯靠近，人口20000餘。這裡「妖雲縹緲」，由於靠近國境，因而在對頑強抗日的東北義勇軍進行鎮壓和掃蕩時相當困難。

新興洮南，1936 年。洮南地處吉林省西北部， 與內蒙古東部交界，是重要的交通樞紐。1913 年設縣，「偽滿」時期劃歸龍江省管轄。照片原說明稱，洮南是日本人修建鐵路後才興起的。

敦化街道，1936 年。敦化地處吉林省東部，是清皇室的發祥地，曾長期禁止開發，1881 年始設縣。照片原說明稱，敦化自古以來就經濟繁榮，是重要 的木材和雜糧集散地，但是近年來一直遭受「兵匪慘禍」（實指東北義勇軍的抗日活動）。

奉天城內的四平街道，「好像繁華的東京銀座一帶」，1933年。奉天乃瀋陽舊稱，從清初一直沿用到北洋政府時期。1928 年底，張學良宣布「易幟」，服從南京國民政府，奉天重新改稱瀋陽。1931 年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於 1932 年 3 月扶植偽滿洲國成立，瀋陽再次更名為奉天。

海城城牆，1924 年。海城地處遼東半島腹地，為軍事重鎮，人口約 15000，「偽滿」時期屬奉天省。

金州城，1929年。金州地處遼寧省南部，為遼東半島南部的咽喉要塞，是陸路通往大連的必經之地。甲午戰爭期間，日本曾短暫侵佔金州，實行軍事統治。1900年，沙俄又在金州地區建立殖民統治機構。日俄戰爭後，金州被日軍佔領，並劃入關東州。從照片可以看出，當時金州的城牆保存尚較為完好。照片原說明稱，金州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古城，其城牆「東西七町十六間，南北八町三十五間，周圍三十一町四十二間」。可以看出，當這些所謂的日本考察者拍攝照片時，其真實意圖顯然已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1883年，陸軍大尉福島安正以日本駐中國公使館武官的身份進入東北和蒙古地區，收集大量地方政治、軍事、地理、風俗、交通等情報。9年後，他又以日本駐德國使館武官的身份獨自從柏林出發，經俄國橫穿西伯利亞到達中國東北，再度詳盡考察了黑龍江和吉林地區清朝的駐軍、官廳、交通、水路、民風民俗、地形物產以及俄、英等國在東北的活動情況等，而他重點偵察的城鎮則包括璦琿、黑河、齊齊哈爾、吉林、墨爾根、寧古塔、沙蘭、琿春、老松嶺、牡丹江等十幾個之多。1893年6月，福島安正從海參崴乘船回國。當他抵達東京時，日本皇室成員棲川宮熾仁親王率領上萬民眾夾道歡迎，明治天皇也破例授予其旭日勳章。正是由於像福島安正這樣的「探險英雄」不間斷地搜集情報，到甲午戰爭爆發前，日本已對東北地區的情況了如指掌，據說他們所繪製的軍事地圖上，甚至把許多地區的每座小丘和每條道路都標明了。

除了官方派出的間諜之外，許多日本的民間人員也很早就自發前往東北搜集情報。1883年，日本著名右翼團體玄洋社的成員曾根俊虎、清水元一郎、東次郎、町田實一、東靖民等5人，以考察為名抵達營口，然後化裝成中國人秘密潛入東北。當他們在寧古塔一帶展開活動時，因行蹤暴露而被當地政府逮捕，最終由日本政府委託英美兩國領事向清政府施加壓力才得以獲釋。再如著名的民間間諜小越平陸，本身就是右翼團體黑龍會的骨幹情報人員。還在甲午戰爭前，此人就先後潛赴西伯利亞、朝鮮半島、長江三峽、西安、洛陽乃至雲南、貴州、四川等地旅行考察，足跡幾乎遍及整個中國。1898至1899年，他又先後兩次對東北地區展開詳細調查，相繼記載了沿途的地形地物、風土人情、民族民俗以及軍事、政治、經濟等情報，回國後提供給日本政府，而這些情報也為日本當局策劃對俄作戰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由於各路間諜提供了大量情報，因此在後來的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日軍得以在戰場上大獲全勝。

日俄戰爭結束後，日本政府強迫清政府允許其從俄國手中繼承在遼東半島、「南滿」鐵路的特權。為鞏固和擴大其殖民地統治及勢力範圍，日本在東北地區相繼設置了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關東都督府、奉天總領事館等機構，1919年後又成立關東廳和關東軍。清政府垮台後，日本又妄圖渾水摸魚，進一步侵佔整個東北地區。為此，在民國初期，一些日本間諜曾兩次唆使前清復辟勢力掀起了「滿蒙獨立」運動，最終都被鎮壓下去。到1925年，時任「滿鐵」理事松岡洋右公然提出所謂的「滿蒙生命線」理論。松岡洋右極力鼓動本國政府，要把「滿蒙」與中國其他領土區別開來。1929年12月，松岡洋右在一次會議上居然赤裸裸地叫囂說「:在日俄戰爭中，日本向滿洲投入了20億日元的戰費。這筆費用在10年內，本利可達60億日元，中國償還這筆錢了嗎？」他還在自己撰寫的小冊子《動蕩之滿蒙》中寫道：「今天滿蒙之地位，對我國說來，不僅在國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對國民經濟也是不可缺少的。換句話說，作為一個現實問題來看，不僅在我國的國防上，就是在經濟上，也可以說是我國的生命線。」在松岡洋右等人的鼓動下，「滿蒙生命線」論迅速風靡日本。

與此同時，日本最高當局也加快了侵略東北的步伐。在1927年的「東方會議」上，最終確定了要以武力干涉中國內政，特別是要把「滿蒙」同中國本土分離開來的決策。稍後，日本當局先是於1928年6月4日製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緊接著便再次掀起了在東北進行間諜活動的高潮。尤其是關東軍情報機構，甚至專門為此組織了4次所謂的「參謀旅行」，派出大批間諜秘密到長春、哈爾濱、海拉爾、洮南、山海關、錦州等地實地偵察，積極籌劃侵佔中國東北的作戰方案。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了著名的「中村事件」。1931年6月，受日本參謀本部指派，中村震太郎大尉等4人，打著農業考察的旗號，從海拉爾出發，沿途經興安嶺、索倫山一帶進行軍事偵察。結果他們在準備經洮南回國的途中被駐防當地的中國屯墾軍第三團逮捕。經搜查，中國軍隊發現他們身上攜帶有大量沿途調查筆記、軍用地圖以及測繪儀器等，於是憤而將這伙間諜處死。事件發生後，日本當局立即向中國進行武力威脅和武裝進攻，不久後又悍然發動了「九一八事變」，拉開了全面武裝侵略東北的大幕。從1931年9月18日到1932年2月5日佔領哈爾濱為止，日軍僅僅用了短短4個月的時間就完全侵佔了中國東北。1932年3月1日，日本又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建立偽滿洲國政權，由此開始了對東北地區長達14年的殖民統治。通過對島崎役治等人拍攝的有關東北地區的照片進行分析，不難發現其中大部分正是1931年前後日本人在東北各地進行間諜活動的證據。在他們的鏡頭裡，東北各地的大小城鎮之概貌幾乎一覽無餘。眾所周知，直到19世紀末期，東北地區的城鎮才開始迅速發展。

而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除了瀋陽、大連等城市之外，以鐵路、港口、碼頭等交通沿線為依託，東北地區又興起了許多城鎮，其規模遠超內地。例如在遼河流域，就興起了海城、牛庄、遼陽、田莊台、鐵嶺、新民、開原等30多個城鎮；松花江流域則出現了佳木斯、依蘭、三岔口、富錦、扶余等新興城鎮；另外在鐵路沿線出現哈爾濱、滿洲里、海拉爾、綏芬河、白城、通化、綏化、四平、公主嶺、齊齊哈爾、長春等城鎮。在當時，要想控制東北，日本侵略者自然必須將目標集中在這些城鎮上來。因此當各路日本間諜來到東北後，首先就會對大大小小的城鎮進行情報搜集，了解城鎮概貌、地理交通、物產貿易、人口分布等方面的詳細信息。於是我們看到，在島崎役治主持發行的《亞細亞大觀》中，除了照片之外，還會刊登一些考察人員的「旅行報告」。而當多年後我們仔細閱讀這些「旅行報告」時，字裡行間都會感受到他們的別有用心。比如這篇由日本「民間人士」真山孝治1撰寫於1927年的遊記，就詳盡地敘述了作者在「北滿」地區遊歷途中的見聞和感想。

北滿懷想（節選）

「北滿真好啊，接下來會是怎樣的景色呢？」到了六月份，心中對北滿懷著親切感情的人們之間，便會出現這樣的問話。從蒙古刮來的風停了，北滿的景緻也完全漂亮了起來。曠野從長期閉塞的嚴寒里重新蘇醒了，再沒有比原野上的大自然更美麗的東西了。青草上、山丘上、林間的樹梢上都閃著光，一切都蘇醒了過來。大地開始變綠，再由綠色變成濃郁的青色。天空中沒有一絲雲彩，藍得清新暢快。

從南滿過來時，心裡還想著在直到哈爾濱附近眼前大概也還只是同樣的東西吧。沒想到到達目的地之後，才發現哪裡都有一種別樣的感覺。自然風光不一樣，調來的人們則不管見到了什麼，都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大概是見怪不怪的緣故吧。難道不會覺得這已經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了嗎？即使連車站的名字也是這樣，南滿沿線的車站名字，讀起來一聽，毫無疑問，就知道是中國的語音。而北滿則並非如此，即使上面寫的是漢字，一聽讀音也知道這絕不是中國的名稱。海拉爾、包頭、呼倫貝爾這些一定是蒙古語的發音，而杭達爾扎、穆棱、波格拉尼奇內這樣的名字，聽起來則不可否認地給人一種在距離蒙古很近的俄羅斯鄉村旅行的感覺。火車上，除了三等車廂之外，其他的車廂大多都是俄羅斯人。火車的出發與到達每每都會鳴響站內的電鈴，頗有異國風情。

除了齊齊哈爾有一些中國風味的街道之外，在其他地方可以說一條也沒有。不論是傅家甸也好，海拉爾也好，還是一面坡、杭達爾扎和滿洲里，城裡的中國街道都與俄羅斯街道隔著很遠。有一些偏僻的地方，則感覺像是外來打工者的居留地。在這裡居住的中國打工者，總感覺有些寂寞，看上去也是戰戰兢兢的。

沿線的風景，同在南滿看到的一樣，從火車的窗戶向外望去，滿眼儘是豐饒的高粱地。被土牆圍起來的農家裡，有驢馬的嘶叫聲。這樣的情景即使在任何地方都看不見。馬的身體很大，鬃毛很長，多是俄羅斯馬。種地耕作的人，正在放牧的人，似乎都是俄羅斯人。而中國人呢，只看見他們都干著馬夫啦、車夫啦、放牧人之類的為外來打工者準備的苦力活兒，與南滿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然而即便如此，仍然感覺有什麼地方不一樣，果然異國的風情，就是讓人感受深刻啊。

哈爾濱有很多從祖國移居過來的人，由於長期生活的結果，這裡的街道與莫斯科的街道形狀和樣式都差不多。如今，這些街道上有很多顏色不一的繁茂的樹木。然而卻並沒有多少汽車，街上賓士著俄羅斯式的輕裝四輪馬車，馬蹄聲響亮。這凹凸不平的石頭路一點也不讓人討厭。駕駛馬車的人，袖口是緋紅色的，胸前圍著黑色天鵝絨的護胸，腳踏韃靼人風格的長靴。彪悍的烈馬在傍晚的風中奔跑披靡。那尖銳的蹄聲，節奏明快。奔跑的模樣，有一種說不出的意氣風發。寂靜的夏夜裡清脆的馬蹄聲，在石頭路上遠遠離去。

由此觀之，哈爾濱不管怎麼說都是俄羅斯的哈爾濱。那裡的人家、居民，樹木和街道，所有的一切都與我們的生活不同。即使當我站在中國人經營的商店門前時，這些個店鋪也都是面向俄羅斯人的雜貨店。舊西裝和舊傢具的批發商店的樣子也與周圍融洽無礙。聽說這裡一共有兩千左右的日本人，這些只抵得上當地俄羅斯人的百分之一。然而，當我看到埠頭區修建的日本小學，還有中央大街中心處，在高高的松浦商會所在的建築物上飄揚的日章旗時，心裡也頗為自豪，不覺高興得湧出眼淚來。

…………

我曾經同從內地過來的K先生，在五月中旬一同前往哈爾濱。正好在一個月前到達哈爾濱。雖然從街市四周的曠野深處吹來的褐色沙塵昏天黑地，狂暴之極，然而大自然終究是開始變得美麗了，樹木的新芽看起來就好像是青瓷色的。北滿的旅行就從這裡開始了，心裡一遍遍地這樣想著，眼睛向窗外望著。對於頭一次前往北滿的K先生來說，不論看到什麼，都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哈爾濱，被稱為東方莫斯科。此前也聽說過這是一座按照目標來進行規劃建設的城市。然而卻沒想到是一座俄化如此厲害的城市。真是太令人吃驚了。日本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有這樣的城市啊。」

K先生在城市的街道上，不斷地回頭，駐足觀看。建築物也好，街道也好，行道樹也好，往來的人們也好，沒有一樣點染著中國風情。他一邊吃驚，一邊做出了如上的感嘆。「不管怎樣，在北京召開鐵路鋪設會議的時候，就已經決定了要將這條線路鋪設到興安嶺。真是太有趣了。就連中國也對此毫不知情，真是太有手段了。如今的中國，真是不行啦。」

「確實是啊，俄羅斯這個國家，確實下了很大的功夫啊。眼前的這個商埠區也好，新市街的住宅地區也好，全部都已經是俄羅斯人的東西了，哪裡還有一點兒中國的氣味兒。雖說滿洲是與中國不同的地方，然而這種說法，恐怕也是有點強詞奪理吧。凡是在中國，總是會有一種味道，不管去哪裡，都能聞出這種味道。然而在這裡卻完全不一樣，真讓人吃驚。」

以上的這些話並不是K先生說的，而是我們在北滿的旅途中，經常能從別人口中聽到的交談。還有人這麼說：

「在這樣寂寥的曠野深處，建設這樣一座城市，真是讓人難以想像。就像是幻想故事中，森林深處的魔幻之城一般。」

人們藉助鐵路的力量，以令人恐怖的速度，建造了各種各樣的東西。就拿運輸和開墾來說吧，即使對俄羅斯自身來說，直到這件浩大工程竣工之前，都被看成是一件毫無道理的事情，一種目中無人的做法。直到日俄戰爭告終之前，以鐵路為中心的各種各樣的小插曲，在沿線各處都能聽到。總而言之，在這寂寥的無人之境里，憑藉指南針，找到這麼一個連地圖上都未予標註的地方，就像之前所計劃的那樣，把那些從本國移居過來的人們，安頓在此處，並讓他們在此處工作。即便他們是遷移性很強的人種，也不得不為他們提供必要的幫助。後來，各個家庭的人們和新的女性才都逐漸遷移過來。然而俄羅斯人之所以能夠在此安居樂業，卻並不是因為上述那個時代的任何原因。就我的所見所感來說，他們安居樂業的原因，難道不是因為這裡有林蔭路、劇場、江岸，還有歌舞廳嗎？難道不是因為在這些地方，他們能夠互相高興開懷、盡情玩樂嗎？從我們國家的習慣上來看，即使是出去買個東西這樣，也不得不顧忌鄰人的感受，這確實是常人所無法想像的。對這裡的人們來說，不僅僅是在那些林蔭道上，不管是路旁的長椅，還是公園中的音樂廳，抑或是俱樂部的舞廳，都是必不可少的東西。他們穿過草坪，走進林間，渾身洋溢著自由和幸福，就這樣快樂地度過一天又一天，真是令人有說不出的欣羨。再想一想生活在我國的人們，連究竟是為生活而辛苦，還是為辛苦而生活，都已經難以判斷了。就這樣的生活方式來看，每天都在辛辛苦苦地為子女積蓄資產，然而結果常常卻是所有的努力和辛苦都付諸東流。這樣看來，還是今日有酒今朝醉的好。距離自己生活太遠的東西，不知道也無所謂。只需知道主教的名字、伏特加還有跳舞，就足以終其天年了。

整個俄羅斯的歷史，即使比起羅馬裁判所的一坪之地的歷史來，也顯得貧乏不堪。俄羅斯正是這樣一個歷史貧乏的國家，粗野而單純。看過此地俄羅斯人的自由脾性之後，再想想我國親戚眾多，令人厭煩，且不得不處處顧及的生活方式，不由得感到有點寂寞。在香坊區的舊公園之中，看著那裡被遺棄的小小水池，心裡不由得懷疑，那些往日的歡樂，難道都是存在於故事之中的嗎？

在日俄戰爭交戰最激烈的時刻，我國處處都迴響著每日新聞的號外鈴聲，儘管連連傳來捷報，舉國卻已是戰爭狀態，彷彿燒開的水一樣沸騰起來。再反觀此處，似乎並沒有戰敗國的那種悲愴。如今看來，其實是日本被打敗了。日本的軍人們，正在一天天地把自己的國家推向滅亡，然而他們自己卻並不自知，還在一味地戰鬥著。俄羅斯難道不是當今世上的一大強國嗎？看看我們最後的威力吧。於是從本國來的人們，Madame，Madame地叫著。懷中摟著女人，通宵達旦不分晝夜地狂歡玩樂，打開香檳的塞子，注滿公園裡的噴水池。樹木之間撒滿鮮花，瀰漫著醉人的香水味。人們圍著水池，跳舞狂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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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十年前民國民俗大觀

在《亞細亞大觀》上刊登的有關中國民俗的內容中，有許多小腳女人、抽鴉片、乞丐等題材的照片。我們不禁要問，當年身負搜集情報重任的島崎役治們，為何會為獲取這類並無實際意義的鏡頭而花費精力？如果將島崎役治的行為置於歷史大背景下，其實也不難理解：同近代許多來華攝影師一樣，其鏡頭語言折射出一種懷有獵奇心理的扭曲的中國觀。另外還有大量反映蒙古族、滿族以及包括西藏在內的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社會風貌的內容，也從一個側面透露出日本侵略者所懷有的分裂中國的野心。

1903年2月，日本報紙《國民新聞》上刊登的一則新聞在中國國內引起了強烈反響。原來在這年春天，世界博覽會將在日本大阪召開，可是在策划過程中，日本方面居然準備在所謂「人類館」中展示中國及台灣地區、朝鮮、琉球群島、印度、夏威夷、爪哇等「劣等民族」的習俗！消息一經傳出，立即就引起了中國民眾的憤慨，認為這是「污衊我中國」，「侮辱我實甚矣」。最終在中國輿論的一致抗議下，日本政府不得不出面干涉，取消該計劃。

眾所周知，自從近代中國被迫開放以來，長期被視為文化象徵的纏足習俗則越來越淪為「野蠻」和「落後」的符號。回顧歷史不難發現，近代以來很多來華攝影師都曾將鏡頭對準「小腳」這一特殊的題材，甚至在進入民國以後這一題材仍長期難以絕跡。直到1928年，河南省還有地方官員憤慨地指出：居心叵測的帝國主義者，利用我們民族的弱點，攝些小腳照片，盜買閨房的紅繡鞋，隨時隨地宣傳這種醜態；更有將小腳製成各種模型，陳列各大博物館中。這一切的一切，都給他們造成一種輕視華人的印象，種下侵略我們的禍根！而在1932年，居然還有一些外國人在張家口一帶鄉村攝取舊式婦女纏足照片，作惡意宣傳。有鑒於此，中國政府表示「纏足惡俗，系我國曾經通令嚴禁在案……該外人未經我政府允許，復不明了我整個國情，割取前時代所遺留之片斷惡俗，遂爾作惡意宣傳，更屬不當。且攸關國體」。當時的政府首腦蔣介石為此曾親自下令：未經當地政府允許，一概不準外人拍照。

裹小腳

江蘇，中國戲曲，楊貴妃舞，1926年。

浙江，演戲，1926年。

由於歷史的原因，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人一直將中國看作自己學習和模仿的榜樣，對這個鄰居充滿了敬意和嚮往。不過在甲午戰爭之後，僥倖獲得勝利的日本一躍成為東亞霸主，並從中國手中敲詐了大量的土地和財富。於是從此之後，絕大多數日本人看待中國時的心態驟然發生了變化。在他們眼中，中國已成為一個日益衰敗的國度，中國民族註定要被日益強大的日本殖民。當年在甲午戰爭剛剛結束後，日本國內就開始流傳一些對中國人帶有侮辱性的歌謠。懷著這種心態，無論是前來中國遊歷還是實地調查的日本人，幾乎無一例外地表現出了對中國的蔑視或仇視。甚至原先他們非常嘆服的中國文化因素，此時也開始成為批判的對象了。例如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潤一郎，曾於1918年和1926年兩次來中國遊歷，並同許多中國文化界人士私交甚篤。儘管如此，在回國後所撰寫的作品中，他卻一掃曾經對中國文化的推崇，代之以鄙視、批判的眼光。當谷崎潤一郎第一次觀看中國戲曲時，他尖刻地描述道，台上的演員「用尖細的貓叫般的嗓音念著台詞，看上去就像一隻煮熟了的紅紅的蝦子」，「後面出來的演員儘是些帶著窮凶極惡的臉譜，讓人覺得跟做了噩夢般的不舒服」，「那音樂又實在是吵人，像是銅鑼之類的東西沒完沒了的哐哐作響，直震得耳朵也快聾了」。最終他失望地寫道：「現代中國有什麼？政治、學問、經濟、藝術,難道不是悉數墮落著嗎？」

與谷崎潤一郎類似，這一時期的日本知識界名人如芥川龍之介、小林愛雄、夏目漱石等，幾乎無一例外地在遊歷過程中將焦點對準所謂中國醜陋的一面，不惜筆墨大肆渲染。在他們的筆下，中國各地彷彿都是這樣一幅畫面：散發著惡臭的河流，破爛不堪無人修繕的城牆，過分誇張與做作的乞丐，唾沫橫飛的車夫，邋遢骯髒隨地小便的悠閑男人，木偶般獃滯沒有頭腦的妓女，吸了大煙之後神情恍惚的老人，貪婪的守陵人……總之，他們眼中的中國儼然是一個充滿了骯髒、狠毒、貪婪、殘酷、麻木、頹廢、墮落、荒涼、吵鬧的妖魔化的醜陋國度，這個國度里苦力遍布、鴉片泛濫、城鄉衰敗，到處都是天災人禍，其民眾則蒙昧、貪戀錢財、不講衛生、迷信鬼神、思想保守、性格懦弱、喜歡圍觀、注重形式……凡此種種，最終都促成了日本人看待中國時的優越感和征服欲。

1925年，日本女作家田子靜江在其出版的中國遊記中有這樣一段關於上海的回憶：

我想在城內看看，於是請朋友的丈夫陪同導遊。所謂城內，即指只有支那人居住的區域。那裡既無秩序，也無規則，商店亂糟糟地擠在一起，許多人擁擠著往前走。他們正在做什麼？想要做什麼？人們大都在吸煙、吃東西，店家吵吵嚷嚷地推銷貨物。乞丐數量多得驚人，攔住行人的去路討錢，我如同給神佛進香火錢那般，給了一個乞丐十個小錢，於是數十名乞丐一下圍攏過來，我頓時四面受敵，連路都無法走。從前有名的池子，現在不過是一條混濁的水溝。水沒有應有的清澈，只是泛著綠色，其中有被丟棄的食物殘渣、果皮。有兩位年齡約十一二歲的少女，滿頭污泥、頭髮發紅，面容消瘦、沒有光澤、呈青綠色，擋在我們行進的前方，朝地上磕頭討錢。在我們一小時多的參觀過程中，她們一分鐘也未曾離開，臉上絲毫看不到少女的天真。即便行乞的對象是外國人，她們這樣做也自認為理所當然，連做夢也不會想到羞恥二字。雖然覺得這些人可憐，但一想到先前所遭遇的圍攻，便實在同情不起來。她們發出悲聲，不知乞討了多少次。本應是天真無邪的少女卻以向他人乞討作為唯一的工作，只要想起這些少女，我的心情就會變得黯淡。

吸水煙的女人

福建，「三把刀」髮髻，1928年。

華北，女乞丐，1931年。

北京，乞丐。

華南，乞丐船。

對於這類看起來不乏同情但卻充滿居高臨下口吻的文字，今天的中國人讀來多少會感到有些不是滋味。然而事實上，在整個20世紀二三十年代，日本人觀察中國的視角基本上都與田子靜江類似。通過翻閱《亞細亞大觀》《亞東印畫輯》《亞東》等刊物中反映中國社會民俗的大量照片，以及有關人員撰寫的文章，我們不難看出，自明治維新以來直至侵華戰爭爆發，大多數日本人的「中國觀」無疑都是扭曲的。而這些具有間諜身份的攝影師，在此種視角的前提下，所拍攝的大量反映中國民俗的照片，顯然不會有多高的格調。例如在1928年，當島崎役治秘密潛赴福建各地進行拍攝期間，就曾對當地婦女一種特殊的裝扮產生了興趣，之後還為此轉載了日本學者濱田武一郎撰寫的文章《「三把刀」的由來》：

福州的女性，頭上鄭重佩戴的三把刀頭飾，恐怕在整個中國也找不到與之類似的飾品。這樣的頭飾，即使放在當今的世界範圍里也是非常獨特的。這種奇怪頭飾的由來和所象徵的含義，在歷史裡找不到相關記載。在此我便將與之相關的傳聞，介紹給大家。

漢高帝時，封無諸為閩越王，封國閩越。當時，福州位於封地之內，被稱為無諸國。這無諸國地形險峻，民風彪悍，開化程度也不高，然而也並未被其他強大的國家所入侵。唐昭宗時，光州人王審知入閩，打敗無諸國。國中的男丁一概不留，皆遭屠殺。而女性則改嫁給唐人。因此，即使在今天，福州的女性仍然管丈夫叫「唐哺人」，這「唐哺人」，便是唐人替代死去的丈夫之意。

那麼，究竟該如何挑選和分配這些剩下的女性呢？唐人們把這些無諸國的女性統統放進一個大袋子里，然後進行盲選。選到誰就是誰。因此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年紀不大的唐人從袋中選到一個可以當他祖母的女人做妻子。而有些小姑娘，則被一些年齡大到可以當她們祖父的男人選中。因為有絕對服從的命令，因此即使互相之間對此有所不滿，也不得不忍氣吞聲。其中的尷尬和不滿，最後醞釀出了「老公」和「老婆」這兩種稱呼。

就這樣，無諸國的女性，最後不得不成為唐人們的妻子。然而殺夫之仇卻成為執念一直縈繞在這些女人的心中。加之唐人們對此事也耿耿於懷，因此，無諸國的女性與這些唐人丈夫之間，常常發生摩擦和爭吵。無諸國的女性，時常想為自己死去的丈夫報仇，因此便在頭上佩戴這種三把刀的頭飾。當時，這種頭飾是由鐵打制的，由銀打制的三把刀頭飾，在當時並不常見。這種三把刀頭飾，叫作「三條簪」，本是一種簪子，而實際上則是刺殺唐人的武器。然而在當時，究竟有沒有唐人遭到刺殺，就不得而知了……

日子一天天過去，殺夫之仇也漸漸變淡了，而佩戴這種簪子最後也成為一種風俗而流傳了下來。知道這一由來的人並不多。而將刺殺的武器做成美妙的裝飾品，倒也是奇妙得很。

到「九一八事變」前夕，為了替本國的軍事侵略提供理論依據，日本知識界也廣泛動員起來，熱衷於談論和研究所謂「支那國民性」，露骨地表現出服務於侵華的險惡用心，充滿了對中國的傲慢、偏見、歧視、蔑視和仇視。在當時的日本人眼裡，優秀民族統治劣等民族是合情合理的事情，而日本是近代以來亞洲唯一一個在歐美國家侵略中保持主權獨立的國家，這種論調還全方位深入到國民教育中。例如在一本名為《通俗支那講義》的教科書中，寫到「支那民族無民族精神，極端缺乏愛國心。支那是半開化的國家，富有野蠻的迷信性，是極卑怯的國民，言行不一致。富殘忍刻薄性，吐虛言，甚巧，極不潔，自私自利。」正是通過詆毀中國，日本人認為自己有充足的理由「向未開發無人的處女地去發展」，而他們最終走向全面侵華的軍國主義也就不足為奇了。

例如《亞細亞大觀》1926年刊登的署名為「朴庵」的日本人撰寫的《江南的民眾生活》，以及《亞東》雜誌同年刊登的署名為「嚴徹生」撰寫的《中國人的變態心理》，其中就對中國人的所謂「國民性」進行了詳細分析。在《江南的民眾生活》一文中，作者大量引用西方社會學家有關中國的觀點，對沿海六省的民眾生活進行了膚淺的考察，之後則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瀕海六個省——直隸、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是中國人口特別稠密的地區。其內陸的北方各省是東三省和內蒙古，其地域涵括大片的荒野。南方沿海諸省，因為特別方便於人口南下至南洋諸島打工，因此過剩人口的流出在這一百至兩百年間頗為顯著。只有沒有這等便利的中部各省，與我國當前的現狀相當，受到令人恐慌的人口過剩的壓力，前途並非光明且讓人憂心。羅斯先生認為，這種令人不安的人口過剩現象，在中國本國三分之二的地區都曾出現過。其中，江蘇與浙江二省人口過剩現象比較嚴重，尤以江南，也就是江蘇南部以及浙江東部為甚。自古以來，江南就被當作中國的極樂之地，而旅行者眼中的江南風物確實也都符合這一傳統看法。而一旦離開那些遊記呀、風景呀、古建築之類的東西，而致思考於生活艱難的民眾社會時，這一傳說中的極樂鄉就一反而成了事實上的地獄鄉。羅斯先生就中國的人口過剩現象給予中國人民的生活乃至習慣上的悲慘影響進行了詳細的觀察。我將羅斯先生的觀察進行了歸納，現將其結論摘記如下：

一、能夠進行利用的天然資源，不考慮先後，只管利用。二、在所有食物的選取上，不為營養，只為果腹。三、偷盜行為僅僅是受到生存欲求的驅使，沒有任何的負罪感。四、在諸如工業、農業還有交通業等行業里，過少的工資與過重的勞動，使得勞動者的壽命縮短，生下不計其數的素質較差的兒童，最終導致整個民族的生活能力低下。五、為了謀求生計，不在意從事人格受到污損的職業，且這種情況非常普遍。六、人民可獲得的娛樂活動和職業機會都較少。以上的六條，總的來說，都是正確的。此外，羅斯先生對各條進行了饒有興味的說明。篇幅有限，在此只得割愛。

……然而不管怎麼說，在北方與南方各省通過移民來調節人口問題時，江南地區則依靠工商業與交通業的發達，以及女性勞動機會的開拓，完成了某種程度上的人口過剩調節。然而新疆地區的發現並非如西方一樣，是少數天才獻身努力的結果，而是新產業的發展，以及平凡的多數族群受到無意識的生活慾望刺激的結果，因此也並沒有像歐洲一樣，湧現大量的發明，因而也沒有特別突出的繁榮景象。最後，我也不得不像上述的羅斯先生一樣，為之慨嘆。換句話說，中國隨著人口的增長，並不是沒有出現相應的發明和發現，只不過是這些發明和發現的效果都過於微弱，而無法跟上人口增加的速度和趨勢。而其所導致的結果就是社會的靜態化，也就是社會發展的停滯與社會民生的疲敝。這正是羅斯先生觀察所得的結論。

樂隊

中國戲曲，漁家樂。

說書女，1931年。

北京，婚嫁儀式。

重慶，穿喪服的人。

福州，唱民歌的疍女。

……在風俗志《南京採風記》中，這樣記載了婦女們的風俗：「南京的婦女們有種種惡習。每天晚上站在外面東張西望便是其一，俗稱『站門子』。這樣做的不僅是窮人，即使中上流的人家，也往往會跟著東張西望。」這種情況，便可算是一例無目的的「趕熱鬧」。書里還有這樣一段：「南京人有種種無目的的舉動，俗稱的『湊熱鬧』就是這種無目的的舉動。比如說，在正月時，男女老少都跑去夫子廟去耍鬧，那裡並沒有任何可遊覽和觀賞的東西。只是互相擠來擠去，東鑽西跑，不過是所謂的人擠人、人看人罷了。其他的諸如正月十六日時，人們都在城牆上走來走去。清明時，眾人都跑去登雨花台。究竟是為什麼這樣做，真是完全找不出任何理由來。」這種毫無理由的行為正是所謂的「人看人」，就是為熱鬧而熱鬧，除此之外，也找不到別的理由來解釋了。在日本，也有所謂「江戶兒」這種愛看熱鬧、好奇心強的脾性。為熱鬧而熱鬧，滿足娛樂的慾望，是人類的一般習性，比起鄉村來說，這種習性在城市裡會更強也更為常見，這也是大家所認同的事實。然而從我們的經驗來看，中國人追求熱鬧的性格恐怕要比其他民族強烈得多，不僅僅是城裡人，就連鄉下人，以及這裡沒有提到的其他人，都是如此。只要去看看每周集市裡群集的人們，就能輕易了解這種情況。因此，我認為這一判斷是多少有些真理的，然而其原因恐怕還在某個別的地方。對此，我有兩種猜測。第一是比起其他的民族來，中國人獲得娛樂享受的機會受到局限。第二是比起其他的民族來，也許中國人的社會性事務和社會性活動較多。城裡人比鄉下人對熱鬧的追求慾望更強。這一情況，從心理上來說，或可歸結為社會性因素較多所致。

圖文由《暗夜中的眼睛：一名日本間諜的攝影情報檔案1924—1938》（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楊紅林編著）授權提供。

而在《中國人的變態心理》一文中，作者更是明顯帶有偏見地對中國人的心理進行所謂的分析，從而得出中國人滑頭、世故、多疑、少廉恥、頑固、功利等負面結論：

中國人心靈深處的變態心理，究竟起因為何？對於這一問題，筆者這裡並沒有什麼科學研究的結果，也沒有什麼學術性的說明材料。而一旦說起這個問題，筆者的腦中就會猛然間浮現一些東西，一言以蔽之，就是「圓滑民族」。

俄羅斯是一個「純潔民族」，如今尚且不能在全境內對人民實行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而中國，則在數千年之前就已經進行了相關的試驗了。

一個人，嘗遍世間的酸甜苦辣。往好處發展，就會成為一個悟道的人。往壞處發展，就會成為一個老滑頭。中國人，從民族上來說，難道不是發展成了後者嗎？

不管怎麼說，所謂人生，歸根結底來說，是不可解的。是不能讓人稱心如願的。說這人生里有美好，也終究只不過是一種假設罷了。

這其中，有猜疑者，有冥頑不化者，有非天真爛漫者。這些老滑頭飽經世事，因此對事物常常容易採取不信任的態度。

這其中，有事大主義者，有功利主義者，有厚臉皮，還有貪得無厭的個人主義者。

這其中，有發財主義者。只要有錢，任何事都做得出來。也就是說，他們無論如何都無法享受現世的快樂，因此，也就有了修仙的必要。以下，就這些心理狀態，稍稍談一談筆者的感受。對於中國人來說，沒有所謂真正的「笑」。在很多情況下，中國人的笑都是一種社交策略。只有在面對戲劇中的丑角，或者他人的失敗或出糗時，他們才會真正地笑出來。

福州，疍民部落。

廣東，疍民部落。

廣東，疍戶，1929年。

「南滿」，吸鴉片的男人，1937年。

吸鴉片的女人

開原，苦力。

在他們之中，也沒有真正的醉。大多數喜怒易形於色的日本人，常常會將這種情況善意地解釋為慎重或者深謀遠慮的表現。然而事實上，這正是他們缺乏天真爛漫性格的證據。他們老謀深算，正是所謂的「軟硬不吃」。

中國人，不論是同外國人打交道，還是同中國人自己打交道，都無法做到釋懷和融洽。本雜誌第六卷第五號上曾刊登過青戶先生的《從中國兒童看面子觀念》一文，讀過之後，便能從這方面判斷出，他們是多麼不單純的人。

正因為自己是懷疑主義者，所以往往就會對他人的行動產生懷疑。對於他人的所作所為，總會疑心其中或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在進行產業改良等諸多活動時，只要自己的現狀和具體情況還不錯，沒有受到特別的限制和妨礙，就往往會忽視別人的忠告和意見。這種事情在滿鐵農業改良運動中經常發生，已經是非常明了的事情了。誠心誠意地向他們提供畜牧改良的技術和改良大豆的種子，而他們卻對我們採取懷疑的態度。看來，日本在滿洲無法順利地經營下去的原因之一，便源於中國人的猜疑心理。

中國人心中根植的賭博心理，不也是從其懷疑主義而來的嗎？也就是說，這些中國人在考慮問題時，並不在乎某個問題是否能夠完全成立，而是在乎是否能判斷這個問題完全不成立。對他們來說，只要這個問題不能完全判斷其不成立就夠了。這便是從懷疑主義而來的思考方式。

此外，中國人心理中的頑固，也常常使他們對他人產生不信任。其實，與其說是他們相信自己，倒不如說是他們愛懷疑別人。

中國人對於他人的弱點，有一種十分敏銳的嗅覺。只要對方對自己不構成威脅，或對方本身是弱者，就會一點也不含糊地厚起臉皮緊緊相逼。

在接受或施與幫助的情況下，一旦知道對方是不得已而施與幫助時，中國人就會認為，這樣的幫助是絕對不用加以回報的。日本人在各個方面，都屢屢飽嘗了中國人這一性格的苦頭。這些日本人通常會感到非常憤慨，只知道一味地咒罵這些中國人是忘恩負義者，而並沒有發現中國人這種忘恩負義的心理根源。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認為幫助通常是不求回報的。因為不求回報，所以也不能因此而責罵接受幫助的人。

賣枕頭的小姑娘

影戲，1932年。

獨輪車

山東省，獨輪車，1929年。

以中國人為例：坐火車時，有一個中國人沒錢買票，遇到麻煩了，而你伸出援手幫他買了票。但等到你知道他的住處就在附近，來日再去拜訪他時，說到曾經幫忙買票一事，他就會用一套公事公辦的客套話來糊弄你。這種例子舉不勝舉。

中國人是有毅力有耐性的人種。戲劇也好，電影也好，在性子急躁的日本人看來，每到已經到火候了，可以適可而止的地方時，他們總還要長時間地進行重複，好像不這樣就無法滿足一樣。像麻將這樣長時間進行的遊戲，對他們來說實在是再適宜不過了。

與這種執拗性完全相反的，則是一種「沒法子心理」，這種心理往往在問題變得複雜化時出現，這是從下述的功利主義中衍生出來的一種心理。而這樣一種心理實際上並不能作為否定執拗性存在的材料。

此外，與執拗性密切相關的一種心理，便是貪得無厭性。這種貪得無厭的心理與執拗心理相輔相成，讓中國及其相關問題變得難以處理。

事大主義最終可以歸結為功利主義，因此在這裡便一併對其進行說明。

功利主義本是全人類共通的一種心理，而在中國，這種心理尤為顯著，成了一種特色。利益關係雖然因每個人的主觀差別而千差萬別，然而在中國，則呈現了某種程度上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即是，人們對於利害關係的考慮，都是唯物的，而非唯心的。換言之，即是人們考慮利害的基點並非放置在道德和精神層面上，而是放置在物質的、利己的層面上。

舉例來說，弱小的正義派正在對強大的非正義派進行抗爭，也許中國人會對這場抗爭本身感到迷茫。然而從心理上來說，他們會採取這樣的方針：加入強大的非正義派，而讓弱小的正義派屈服。這其中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正義派非常弱小，因此加入正義派沒有任何物質利益可言。而非正義派非常強大，是一個可以依賴的夥伴，因之，對物質利益的所得，也可以有所期待。身材矮小的日本人與身材高大的美國人一同進行競技運動的時候，這些中國人往往會一致認為日本人的行為太失策了，而他們是準備為美國人的勝利而喝彩的。可是最後一旦日本人獲得好成績後，這些中國人就全都不說話了。這樣的情況，筆者在中國遇見了好多回。

古往今來的戲劇和稗史小說，往往讚美鋤強扶弱的俠客和義士，這不過是說者開心、見者歡喜而已。就中國人的實際行為來看，就算說他們絕對與俠義無緣，也是大體無誤的。

以上所述與執拗性完全相反的「沒法子心理」，正是來源於這種功利主義。一旦他們發現事情的結果無論如何都無法滿足自己的預期，如今再在這件事情上花費腦力和體力都已經是浪費精力之後，他們就會立刻放棄，說「沒法子了」。而日本人在遇到這種情況時，則常常會感嘆人算不如天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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