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國是如何「廢除中醫」的？
問：編輯能不能談一談晚清民國「廢除中醫」這段歷史？
中國知識界，最早提出「廢除中醫」且產生一定影響者，當屬晚清學者俞樾。（註：就醫學概念而言，世上本無「中醫」「西醫」之分，只有「中國傳統醫學」、「西方傳統醫學」與不分中西的「現代醫學」。本文為尊重時代語境而引用的所有「中醫」字樣，皆當視作「中國傳統醫學」；引用的所有「西醫」字樣，亦皆當視作不分中西的「現代醫學」。下同，不再贅注。）
1879年，俞氏撰成《廢醫論》一文，明確建議廢除中國傳統醫學；晚年又增補一篇《醫藥說》，認為「醫可廢，而葯不可盡廢」。
俞氏生活的時代，現代醫學尚在發育（現代醫學開端於19世紀中葉，以細胞學、微生物學和實驗生理學被應用於醫學而誕生出實驗醫學為標誌），在中國談不上有什麼影響力；俞氏本人對現代醫學，也無多少了解。他提出「廢除中國傳統醫學」，並非以現代醫學為參照，而是基於個人對中國傳統醫學的理論經典，如《黃帝內經》等著作的深入考據。
比如，在俞氏看來，中國傳統醫學所謂的脈象與臟腑之間關係，各種「理論經典」眾說紛紜，並無一致意見，甚至連臟腑的具體名目，也不盡相同，但傳統醫學的從業者，卻無不以脈象為診病依據，這實在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
不過，俞氏不否認某些傳統醫學藥方對治病有效。所以，在批評「傳統醫道」乃虛幻之物的同時，他也保守地認為「葯不可盡廢」。
俞樾的弟子章太炎、章太炎的弟子陸淵雷，均曾研究過傳統醫學的各種「經典理論著作」。二人雖然沒有提出「廢除中醫」的口號，但他們對中國傳統醫學的基本態度，與俞樾大致相同。
比如，章太炎認為，傳統醫學基礎理論中的陰陽五行說並不成立，《尚書》、《周禮》中拿五行來配五臟，只是為了祭祀，跟治病沒有關係。《黃帝內經》超過四分之一的內容大談五行與臟腑的關係，進而推演出種種治病之法，實是謬論。章氏曾告誡門下弟子，若學習中國傳統醫學，千萬不要去學它的醫理醫道，只可去學它的藥方，且對藥方的有效性需重新驗證。
陸淵雷是民國年間提倡「中醫科學化」的領軍人物，與中國傳統醫學界關係密切，曾與「廢除中醫論」的代表人物余雲岫激烈論戰。陸雖然反對余雲岫徹底廢除中國傳統醫學的主張，但他同樣認為，中國傳統醫學的「理論基礎」乃是「憑空結撰」而來，惟藥方有驗證總結的價值。
晚清民國，對中國傳統醫學的理論基礎發出質疑者，遠不止俞樾、章太炎與陸淵雷。
受西潮的刺激，當時有不少知名學者，曾努力鑽研中國傳統醫學的「經典理論著作」，試圖找出其中的合理之處，以建立一種科學的學術體系，進而提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自信。
但這類努力，大多無疾而終。比如，嚴復最終承認，中國傳統醫學的理論基礎，「其例之立根於臆造，而非實測之所會通」，乃是自我臆造，並無臨床實證為依據。梁啟超也承認，中國傳統醫學建構在荒唐的陰陽五行學說上，「學術界之恥辱，莫此為甚矣！」。
進入民國後，知識界對現代醫學了解漸深，對中國傳統醫學的態度也漸趨激烈。其中最決絕者，當屬陳獨秀。陳在《新青年》上刊文，批評中國傳統醫學「既不解人身之構造」，又「不事藥性之分析」，「惟知附會五行生剋寒熱陰陽之說」，動輒拿「古方」說事，「其術殆與矢人同科」——「矢人」，即造殺人之弓箭的工匠。也就是說，在陳獨秀眼中，中國傳統醫學成了殺手的同義詞。
大略同期，一心欲在中國傳統學術中尋求民族自信心、尋求救國之道的梁漱溟，也對中國傳統醫學的所謂「醫道」提出了批評：
「中國說是有醫學，其實還是手藝。……中醫的高手，他那運才施巧的地方都在開單用藥上了。十個醫生有十樣不同的藥方，並且可以十分懸殊。因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葯，都是沒有客觀的憑準的。究竟病是什麼？病灶在哪裡？並不定要考定，只憑主觀的病情觀測罷了！某葯是如何成分？起如何作用？並不問。只拿溫涼等字樣去品定，究竟為溫為涼，意見也參差的很。他那看病用藥，哪能不十人十樣呢?」
以上種種，大體代表了晚清民國時期，最前沿知識界對中國傳統醫學的共識。
這種共識的影響，由知識界輻射至政界，其結果是，終民國之世，無論傳統醫學界如何抗議如何運動，傳統醫學始終無法得到官方的正式認可，無法進入高等教育體系。否定傳統醫學、廢除傳統醫學，幾成歷屆民國政府的共識。
1912年7月，袁世凱政府制定《壬子癸丑學制》。該學制首次將中國傳統醫學明確排除在正規教育系統之外。11月， 當局又頒布《中華民國教育新法令》，其中醫學、藥學兩大學科各開設有數十門課程，中國傳統醫學、中國傳統藥學均不在其中。
此種設置，一度引發中國傳統醫學界的恐慌與抗議。他們聯名上書教育部，要求增設中國傳統醫學課程（傳統醫學界自稱「中醫」「國醫」）。
袁政府無視此種抗議，且於1913年由教育總長汪大燮出面，否決了傳統醫學界申請註冊「北京中醫學會」的要求。汪大燮公開表示：
「吾國醫毫無科學概要根據」，「余決意今後廢去中醫，不用中藥。所請立案（指將中醫納入教育系統）一節，難以照準。」
最後，事情鬧到國務院。國務院的回復較汪大燮柔緩許多，聲稱未將傳統醫學納入正規教育系統，「非有廢棄中醫之意」，但也同樣表示，正規教育系統所定課程，須「先其所急」，對傳統醫學「致難兼采」，亦即仍委婉拒絕將傳統醫學納入正規教育系統。
作為抗議，1915年，傳統醫學界人士倡議自費創辦「中醫學校」，要求當局立案註冊。北洋政府的應對之策，是將此類學校視作衛生機構，劃歸內務部管轄，教育部則對這類學校仍持拒絕接納的立場。此後數年，傳統醫學界創辦了不少「中醫學校」，但沒有一所學校，得到過教育部的承認。
1925年，傳統醫學界曾發起過一場聲勢頗大的運動，再次要求將傳統醫學納入正規教育系統。教育部的回復是：
「（傳統醫學）不合教育原理，未便照辦。」
概言之，北洋政府時代，教育總長如走馬燈般不停更換，但教育部始終將中國傳統醫學拒之門外。
左：民國反對中國傳統醫學的領軍人物余雲岫(1879-1954)及其著作《靈素商兌》。余氏當時曾被傳統醫學界罵做「洋人的孫子」。
1927年之後的國民政府，對待中國傳統醫學的態度，與北洋政府如出一轍。
偏據南方時，國民政府已出台過「取締中醫施行細則」及禁止傳統醫學進入大學的法令。北伐完成遷都南京後，中央衛生會議又作出了「廢除傳統醫學」的決定。
事件的起因，是國聯1928年來華考察，發現偌大中國竟沒有衛生部，提出批評，知識界及國民政府深受刺激，決定成立「全國衛生委員會」。要成立該機構，首先需要解決「誰有資格算醫生」這個問題。
1929年，首屆「全國衛生委員會」委員們齊聚南京，開會商討「誰有資格算醫生」的問題。與會委員一致認為，醫生需要一定的醫學、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微生物學知識。中國傳統醫學從業者嚴重缺乏這方面的知識，故而不具備醫生資格，國家應該逐步廢除傳統醫學。但考慮到目前國內現代醫學從業者數量有限，難以承擔全國的醫療衛生職責，故決定不搞一步到位，而以40年時間為限，來逐步廢除傳統醫學。
中央衛生會議的上述決定，引發了傳統醫學界的大恐慌，隨之掀起大爭論、大抗議。迫於壓力，國民政府不得不公開表示對「中醫」並無歧視，並解釋稱「廢除傳統醫學」的提案雖獲通過，但暫時不會執行。
上述表態只是一種安撫之詞。不久之後，教育部和衛生部又有通令，禁止「中醫」參用西藥及西醫器械，並將「中醫學校」降格為「中醫傳習所」或「中醫學社」，不準其使用學校名稱，不得列入學校系統，「中醫醫院」須改稱「醫室」。
1931年，在馮玉祥等人的支持下，南京曾一度設立「中央國醫館」，但該館始終未獲教育部及衛生部的明確支持，與馮支持設立的另一機構「中央國術館」，一併迅速走向了衰微。
圖：馮玉祥。馮推崇「國醫」是一種政治運作，1905年，馮腹部生瘡為傳統醫學從業者誤診，後轉至北京教會醫院方獲治癒。
1933年，傳統醫學界再度要求國民政府仿照《西醫條例》，制定《中醫條例》，實際上是要求政府表態承認「中醫」的合法醫療地位。但該要求被行政院否決。行政院的理由是：
「（頒布《中醫條例》）不但有關國家人民生命，亦有關國際體面，若授國醫以行政權力，恐非中國之福。」
此後，經馮玉祥等人運作，1936年終於頒布了《中醫條例》，但其中規定，「中醫」資格的認定，須從「中醫學校」畢業獲取證書；而「中醫學校」，特指在教育部備案或地方教育主管機構立案的學校——自北洋時代以來，教育部始終堅持將傳統醫學拒之門外。這一規定，實際上意味著絕大部分傳統醫學從業者不可能獲得「中醫」資格。
在條例上玩這種遊戲，既說明「中醫」「國醫」之稱所激發的民族主義情緒，帶給了衛生部極大的輿論壓力；也說明衛生部推行現代醫學、抵制傳統醫學的態度相當堅定。
再之後，抗戰全面爆發，當局出於戰爭救護需要，對傳統醫學界多有褒詞，但仍堅持之前的既定政策，除不許設「中醫學校」、辦「中醫醫院」、登「中醫廣告」之外，還成立了「審查國醫資格委員會」，由政府組織考試，未通過者不許行醫。此種審查，一度使絕大部分傳統醫學從業者喪失了從業資格。
1943年，傳統醫學界曾一度取得「短暫勝利」，在國民參政會上將《西醫條例》與《中醫條例》，合併成了一部《醫師法》。
不過，1946年，該法又被衛生署否定，新《醫師法》重新規定：傳統醫學從業者一律只能稱「醫士」，不許稱「醫師」，並嚴禁「中醫」使用「西藥」。同年，教育部還取締了上海中醫學院、新中國醫學院和上海中國醫學院三家機構，理由是這三家學校系「擅自設立」，未經教育部批准。傳統醫學界再度赴南京請願，要求政府承認「中醫」有辦學的權利，但遭到冷遇，無功而返。
此後，直到1949年，傳統醫學始終未能獲得國民政府教育部與衛生部的正式認可。
值得一提的是，民國時期，正是中國轉型成為「民族國家」之際，故政客們面對傳統醫學的問題，多持兩面派立場——既不欲被輿論目為「反對國醫」之人，也不願將自己的疾病交付到「國醫」之手。
比如，孫中山曾多次公開發表「尊重中醫」的言論，但也曾屢次明言，「予平生有癖，不服中藥」，病重之際，胡適來勸他「不妨一試（中醫）」時，孫的回答是：「適之，你知道我是學西醫的人！」後世的傳統醫學從業者，多以孫中山臨終前夕曾看過「中醫」為據，稱孫「支持中醫」。其實，這不過是孫被現代醫學確診為肝癌晚期、無可救藥之後的一種「亂投醫」罷了，不代表孫對傳統醫學的真實看法。
再如，汪精衛雖在孫中山臨終之際為孫找來了「中醫」，且因此招致學者湯爾和的抨擊，但汪的內心，對中國傳統醫學，其實是持否定態度的。1933年中央政治會議討論《國醫條例》時，汪氏公開講：
「國醫言陰陽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學上實無根據，至國葯全無分析，治病效能，殊為渺茫。本人患病經驗，深受國醫國葯之誤，主張純採用西醫西藥，根本廢除國醫國葯，凡屬中醫，不準執業。全國中藥店，限令歇業。以現在提倡國醫，便等於用刀劍去擋坦克車。」
在如何對待傳統醫學這個問題上，蔣介石做法，也與孫中山頗為相似。
1929年的「廢止中醫風波」中，當著前來請願的傳統醫學代表們，蔣曾表態支持他們。但這種表態，並不是蔣對傳統醫學的真實看法，而只是一種政治需要——據林森披露，此次傳統醫學界到南京請願，是「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後，第一件引起全國反對的大案件」，牽動中央地方許多利益，為此，「四川方面有過一個電報到中央，說四川的經濟以國葯出產為大宗，要是一旦廢止中醫藥的話，就會失去四川民心」。據葉楚傖披露：「北伐底定以後，忽然有一部分西醫提出廢止中醫問題，動搖了民間擁護政府的情緒，引起好多人因此事而反對政府，使政府受到許多打擊」。——當請願代表打出「提倡中醫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藥以防經濟侵略」的民族主義旗幟，高呼「支持中醫」就是「支持三民主義」，且有地方政治勢力介入其中時，醫學問題早已變成了政治問題。
與上述政治表態不同，蔣晚年在台灣的醫療小組，全部由擁有現代醫學教育背景者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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