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底層的白人——站在美國懸崖邊上的群體

文：MIT斯隆管理學院教授黃亞生

授權轉載自「亞生看G2」

美國的藍領白人群體是2016年美國大選的焦點群體，因為這個群體幫助特朗普出人意料的贏得了2016年大選勝利。在2016年大選前，已經有學術研究表明藍領白人群體正面臨著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大的多的掙扎——他們人均期望壽命在降低，很多人甚至以極端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選擇了自殺。

絕望的美國中年白人

2015年和2017年，諾貝爾獎經濟得主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和他的妻子、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安妮·凱斯（Anne Case）先後共同發表兩篇論文，指出中年美國白人自殺率在過去十餘年間迅速上升，根據他們的統計，在2016年，每10萬名美國50-54歲白人中年男性中就有55人自殺。

安格斯·迪頓和他的妻子、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安妮·凱斯

美國那些選擇自殺的中年白人男性的主體就是那些生活在底層的白人群體。迪頓和凱斯表明，在美國，沒有大學學位的群體比有大學學位的群體的自殺率明顯更高（美國沒有大學學位的白人群體和美國白人藍領群體有很大重疊。而事實上，很多美國白人藍領對於大學教育嗤之以鼻：據美國公眾宗教研究中心和《大西洋月刊》的數據顯示，大多數（54%）美國白人工人階級認為大學教育是一次冒險的賭博，只有44%的人認為這是一種明智的投資）。2014年，美國高中學歷群體的自殺率是每10萬人中39人。而美國大學本科或以上學歷的自殺率是每10萬人中不到20人。可以說，一張大學文憑可以將自殺率減少近一半。

迪頓和凱斯表明，在美國，沒有大學學位的群體比有大學學位的群體的自殺率明顯更高

如果將美國50-54歲白人中年男性自殺率的增長趨勢與其他族裔對比，那麼我們就會發現白人中年男性自殺率的特殊性：即這個數字遠遠高於其他族裔群體。比如，在過去十多年裡，美國黑人中年男性的自殺率一直維持在每10萬人中10-15人，且這個數字比較穩定，沒有明顯增長趨勢。

相比其它族裔，白人中年男性自殺率的居高不下和持續上升有其特殊性

迪頓和凱斯表示個人收入和經濟狀況並不能完全解釋美國中年白人自殺率居高不下且持續增長這一現象。當然，選擇自殺的很多人也許是因為自身窮困潦倒，但經濟原因不是決定一個美國人是否自殺的主要因素。一個佐證是2008-2012年金融危機時期，美國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的自殺率的變化速率都沒有出現明顯的增長。

2008-2012年金融危機時期，美國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的自殺率的變化速率都沒有出現明顯的增長

迪頓和凱斯表示美國中年白人男性自殺率持續增長背後的原因更可能是因為複雜的、長期的社會變化：中年白人男性在美國當下社會中精神支柱和寄託的瓦解，可能對自殺率的增長有著更大的影響。他們指出，「傳統的社會和經濟支持結構逐漸削弱，人們變得越來越孤立。婚姻不再是形成親密夥伴關係或撫養孩子的唯一被社會可接受的方式。這些變化讓人們在選擇職業、宗教和家庭生活時，變得更加孤立。當這樣的選擇成功時，它是一種解放；當他們失敗時，人們只能自己拯救自己。」

或許有人會將這樣的情況歸結於全球化和技術革新對社會底層藍領群體的衝擊。但這樣的結論顯然是不準確的，至少是不完全的。原因很簡單：全球化是一個全球現象，而自殺率增長是一個美國現象。根據迪頓和凱斯的統計，與法國、德國和英國這三個歐洲發達國家相比，美國50-54歲群體中每10萬人因酒精、毒品和自殺所導致的死亡人數明顯高出，而這個趨勢是在2000年以後出現的。在2000年之後，美國50-54歲群體中每10萬人因酒精、毒品和自殺所導致的死亡人數持續上升，而法國、德國和英國的這個數字卻持續下降。

在2000年之後，美國50-54歲群體中每10萬人因酒精、毒品和自殺所導致的死亡人數持續上升，而法國、德國和英國的這個數字卻持續下降

絕望的已經不僅是中年群體

迪頓和凱斯研究了美國中年白人群體的狀況，但同樣的絕望也存在於美國年輕白人群體。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2018年年末公布的數據顯示，美國2017年人均期望壽命進一步下滑，而主要的下降來自於男性群體。這已經是美國人均期望壽命連續第三年下滑。上一次美國人均期望壽命出現連續三年的下滑還是在一戰時期。哈佛大學醫學院教授凱瑟琳·麥克修（Kathryn McHugh）表示，「美國人均期望壽命的連續下滑不是因為老年人的死亡率的波動，而主要是因為越來越多人在20或30歲的年紀去世。」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主任羅伯特·蘭德菲爾德（Robert R. Redfield）也發表聲明，表示美國人均期望壽命的降低是一個危險的指標，這意味著美國社會正在過早的失去很多年輕人。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主任羅伯特·蘭德菲爾德對美國年輕人的現狀表達了擔憂

事實上，美國人均期望壽命的下滑與藥物過量與自殺這兩個致死原因密不可分。2017年美國有70,237人因藥物過量喪生，自殺事件在同一時期超過47,000人。這兩個數字在2016至2017年間均有所上升。而根據統計，美國2016年排名前十的公民致死原因分別為心臟病、癌症、意外傷害（主要指的是藥物過量）、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中風、阿爾茨海默氏症、糖尿病、流感和肺炎、腎臟疾病和自殺。而在2017年，只有癌症的死亡率有所下降，而有七項的死亡率，包括自殺和藥物過量，均出現了上升。

根據統計，在10到34歲的美國公民中，自殺在排名前十的致死原因中的排名有明顯的提升，排名第二。根據哈佛大學學者奧林·米倫（Oren Miron）的研究指出，2017年，美國15到19歲青年男性的自殺率是每10萬人17.9人，是上世紀80年最高數字。米倫指出，在1980年，這個數字是每10萬人中18人，當時主要原因是當時年輕同性戀群體對於艾滋病的恐慌。而米倫同時發現，如果把年齡範圍擴大到15-24歲，那麼2017年的自殺率是196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

結語

白人群體自殺率的上升是一個美國獨有的現象。法國、德國和英國國內的藍領群體也同樣受到了全球化和技術革新的衝擊，但這樣的衝擊並沒有影響這些國家在因酒精、毒品和自殺所導致的死亡人數。所以即使全球化是一個因素，也不會是最關鍵的因素。而最關鍵的因素應該是由美國自身社會內部特有的問題誘發的。

那麼是哪些美國獨有的因素造成這個幾乎是人類文明史上史無前例的悲劇？（上一次在和平期間發生人均壽命下降的發生在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有一種可能是歐洲的國家具有較好的社會保障制度，保護其公民免受全球化的衝擊。而美國在全民醫療保險，公民普及教育和養老保險方面都遠遠落後於歐洲，也就是說美國人面臨更多的風險。

為什麼這個風險因素對美國藍領白人打擊更大？這就牽涉到心理和社會一些深層原因了。研究表明槍只的擁有是自殺一個最直接的原因，而美國白人藍領是擁槍和支持擁槍的最大群體。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是種族主義。我在去年的公眾號文章《黃亞生：白人支持特朗普不是因為經濟焦慮，而是因為喪失了特權》中就已經談到， 2016年大選後美國公眾宗教研究中心和《大西洋月刊》的調查指出，白人工薪階層選民支持對特朗普的因素除了黨派身份認同外，對移民和文化威脅的擔憂比對經濟擔憂更突出。公眾宗教研究中心和《大西洋月刊》的調查顯示，超過一半（52%）的美國白人工薪階層認為，對白人的歧視已經成為與歧視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一樣嚴重的問題。而70%的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並不同意這一觀點。超過六成（62%）的美國白人工薪階層認為，來自其他國家的新移民數量的增加威脅了美國本土文化。在美國目前的人口趨勢下，少數群體的影響力必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加，到本世紀中葉，白人有可能不再是美國的主要人種，而是成為諸多「族裔」中的一個。他們不但要和其他少數族裔競爭，還要跟女性競爭工作和社會地位。在這樣的背景下，白人男性，尤其是底層的白人，越來越感覺失去了特權和地位，基督徒失去了思想的壟斷。在這樣一個日益多元化的美國，這種種族主義的心態就演變成了絕望。

如果以上的分析是正確的話，要逆轉白人藍領自殺的趨勢可以說是相當艱難的，因為它涉及的問題太多、太廣、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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