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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後期,宦官與外臣關係複雜,既有嚴峻對立,又有積極合作

在皇權集中程度較高的明朝,王振、汪直、劉瑾、張居正、魏忠賢都是著名權臣,他們當政期間都掌握了很大的權力。

從明朝這些權臣的類型來看,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大類:

第一類,是當皇帝年幼,需要人處理朝政,維持政權的正常運作的背景下出現的外臣,例如張居正。

明神宗年幼即位,因為年幼無法親理朝政,則由張居正當政。張居正當政期間,實際上掌握了朝政的最高權力,但他畢竟不是明朝的皇族,而是外臣,所以不可能取而代之,且在其執政期間,推行改革,使衰落的明朝一度出現復興,自然也有利於皇權的穩定。

第二類,是宦官集團,如王振、汪直、劉謹、魏忠賢等人。

宦官本身作為皇帝的貼身下人,加上東漢和唐朝宦官專權的歷史教訓,原本這個群體完全沒有任何執掌權力的理由,能執掌權力其實全是依靠皇帝的信任,所以比起張居正這樣的非宦官大臣而言,他們則會更加的依附於皇帝。

明朝中後期,這兩大集團的勢力不斷膨脹,甚至出現了交替執政的局面,在此情形之下,皇權受到了嚴重的威脅,皇權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明中期的前一個時間段,即從英宗到武宗時期主要表現為宦官專政,後一個時期段即世宗、穆宗到神宗初年則表現為外臣專政。

宦官和外臣的關係十分微妙,因為在大多數時間內,他們一直是處於一個相對立的位置,就好比蹺蹺板的兩端,兩者勢力總會一上一下,此消彼長,並且也處於一個相互制衡的狀態,這同樣也是明朝皇帝在廢除宰相之後的一個制衡之道。

明朝宦官勢力的崛起雖然制衡了外臣勢力的膨脹,但卻為後期宦官專政埋下了禍根。

宦官制度發展到了歷史的頂峰,宦官可以赤裸裸地隨心所欲地干預朝政,在其他朝代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卻在明朝儼然發生,一幕幕的上演著。明朝皇帝之所以開始重用宦官,其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因為統治者極度的不信任外臣,擔心被外臣所竊權。但不能忽視的是明代宦官之所以能攫取大權,這也同明代封建專制主義的高度發展和政治腐敗、帝王無能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因此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時候,就已經開始逐漸的不斷擴大宮中宦官的人數,他不僅對宰相的制度進行了分權,而且還專門建立了特務機構來監視國家官員外臣的行為,並且同時也要求宦官要秉承他的旨意處理一些政務,這樣一來朱元璋也就加強自己的專制的統治,限制了外臣勢力的膨脹和發展。但是朱元璋的這些措施雖然限制了外臣的權力,但同時也為後世宦官專政埋下了禍根。

而到了明成祖朱棣的時候,明成祖為了強化君主專制政治,曾給予宦官更大的權柄,宦官制度在這一時期得到了很大空間的發展,但受及皇權及外臣勢力的制約,宦官的權勢畢竟還是有所限制。正是由於明朝宦官的權力始終是受到皇權的制約,所以無論宦官權利有多大,都不能與皇權對立,產生衝突,宦官的活動範圍也必須在皇權所允許範圍之內,皇帝對宦官的勢力因此就可以隨心所欲的控制,收放自如。

皇帝對外臣卻不是如此,皇帝對於外臣就像對待盜賊,唯恐他們竊取皇權,威脅自己的統治地位。而且宦官權力在明代的地位是並沒有法律所保障的,所以無論宦官的權力是大是小,在明朝權力體系中,宦官機構始終處於非法定的狀態,而且宦官自身並沒有後代,家裡大多也是無法入仕貧寒之家,很少會發生營私結黨的事件。因此在這一特點之下,皇帝相比於外臣來說,反而更是信任身邊的宦官,所以自明朝中葉以後,皇帝就漸漸的開始給宦官更多的權力,宦官得到進一步重用,並且越到後期權力越大。

特別是在明朝中期以後,他們不僅掌握著實權,而且經常地玩弄皇權於掌股之間:他們利用東、西兩廠和內廠等特務機構,為自己的發展和壯大不斷地陷害忠良。在明朝後期的封建統治中,他們一直僭越著皇權,而且把持朝政的宦官也是層出不窮,例如王振、魏忠賢、汪直等人。宦官的權利在明中葉之後也就得到了空前發展,甚至自成體系、儼然成為中央政府中的政府,宦官機構在皇帝默許之下,也逐漸地把手伸向四面八方,像螞蟻一樣爬滿從中央王朝到地方重要權力機構的大小山頭。

明朝宦官勢力的崛起,發展,甚至達到了歷史的頂峰,這同時也是皇帝為加強君主專制的一種制衡之道,謹防外臣勢力的一家獨大,而使自己陷入到無法掌控的地步,但在後來,由於皇帝的軟弱與無能,大權旁落於宦官之手,曾一度出現了「只知有掌權太監,卻不知有天子」的諷刺俗語。這同時也反應了在明朝後期,宦官所起的作用已經偏離了預定的軌道。

明朝宦官和外臣的複雜關係

明朝的宦官和權臣的關係糾纏不清,可謂是剪不斷理還亂,真是錯綜複雜,難以理清。雖然有直接針對朝臣與宦官相互勾結而危害皇權的明文規定,禁止內官近侍人員和外臣結交,以防止泄露宮中私密,但隨著明朝皇帝將一部分權力逐漸地下移給宦官,宦官機構要想開展正常的工作,也就不能不與外朝大臣展開聯繫,從而也就直接產生了違背大明律例明令禁止的結果。

因此這一規定也就遺憾的沒有得到有效的貫徹與執行,從而也就沒有達到降低宦官禍亂朝政的風險。明朝宦官的權力在得到發展之後,其勢力就逐漸地崛起壯大,地位也急劇升高,宦官為了進一步加強自己的權力,也就必需對外臣權力加以限制,通過操控皇權,來達到控制朝局的目的,所以他們也就掌握了大部分原本由外朝大臣本身所掌握的權力,這也就極大的威脅到了外朝大臣的權力,因此外朝大臣與宦官之間也就必然會滋生矛盾,他們之間的鬥爭由此激烈。

明朝中後期的許多皇帝都如同籠中的小鳥,宦官們借用帝王的皇權不斷地為自己宦官的利益鋪路,最後就導致宦官的權力凌駕於其他權力之上,甚至有些大臣為了保全自己與官位勾結甚至臣服於宦官的權力。

然而他們之間的關係並非簡單的鬥爭關係,同時還存在合作的一面,這也就是宦官與外朝大臣的關係錯綜複雜的原因。

因為一方面 ,外朝大臣或通過奏摺規勸皇帝要抑制的宦官權勢,或直接參与與宦官勢力的鬥爭,就例如東林黨人。

而另一方面,外朝大臣要想有效開展工作,也就要必須與宦官合作,取得其對自己的支持,這就例如萬曆首輔張居正從實行新政開始一直到政權生涯結束,都與馮保保持著合作的關係,促使了改革的順利推行,也保證了自己的大權在握。

明朝宦官和外臣合作而產生的積極影響。

雖然在大多數時間裡,明朝的宦官會與外臣產生一些衝突,但其實在很多時候,兩者是能夠通力合作的。兩者的合作也不僅僅只是局限於大眾所認為的兩者合作就是相互勾結,狼狽為奸,他們在一起就會對社會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但若認真地研讀歷史,你就會發現兩者合作所產生的積極的正面作用也十分多,這同樣是值得關注的、不可忽略的一個部分。

宦官通過與外臣的合作,可以積极參与國家政事,這實際上會在一定程度上維護朝廷正常運轉,而且在其他一些方面其實也是有利於推動社會發展的。兩者的合作其歸根結底來說,還是由於明朝特殊的宦官制度,外臣若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就必須與宦官進行合作。

例如,張居正與馮保相互合作,顧全大局而相互退讓,積極支持與配合對方,才使得張居正順利實行新政,使得明朝在一定時期之內得到了發展。改革使明朝出現了短暫的復興,張居正無疑是明朝的功臣,也是推動歷史進步的人,這當然也離不開馮保與張居正之間的合作之道。

由於宦官職務之便能夠直接與皇族取得聯繫,所以他們會更加熟悉皇族的情況,因而明朝宦官與外臣共同合作,則能夠更好的維持朝廷正常的運轉。

另一方面,因為宦官特殊的生理條件與社會地位,在某種程度上說其實是能夠維護皇權,鞏固帝王的勢力織網的。而在皇位空缺的過渡時期,宦官則又可以起到維護政局穩定的作用,在皇帝去世,新帝還未即位的過渡時期,宦官就會以其特殊的地位,與外臣通力合作,防止心生歹念之人竊取皇位,所以兩者的合作能夠維護政局穩定,使新帝順利接班,從而避免政局的動蕩不安。

就比如在朱棣去世後的過渡時期內,就是由於內廷官與外臣的密切配合,才使得了皇權順利而平穩的過渡。而且在外臣集團中也時不時會有一些宦官加入,他們與外臣積極配合,明朝宦官與外臣與邪惡宦官作鬥爭,以維護朝局的安定。

而且在明朝,也有一批賢良的宦官積極配合外朝大臣,在政治上也大有作為。

宦官和外臣各自專權所帶來的消極影響

明朝宦官和外臣兩種勢力的各自專權,則會使得皇權被架空,從而激化朝堂的矛盾,給社會帶來不安因素。宦官在明朝的中後期,已經成為了明朝國家權力機構中不可小覷的一部分,他們不再像之前那樣只從事平時的內侍事務,而是已經轉變成為了皇帝的政治代理人,他們在掌控大權之後,基本都是勾結親信和趨炎附勢之輩,打壓與也們不和之人,罔顧法紀,肆意妄為。

在這些人的手裡,加上昏君輩出,明朝的政局經常是一片黑暗。他們這樣專權自然也就會導致朝堂之上的官員們無法接近帝王,從而使得君臣之間的溝通從此不再暢通。而在此過程中,宦官掌權後的一些傳而不報的做法更激化了朝堂矛盾。許多有志之士被逼無奈之下,最後都辭官回家,因為他們的治國抱負已經無法實現。

朝局腐敗是致使明朝滅亡不可推卸的一大原因

隨著宦官權力的不斷擴大,朝堂之上很難再會有人能夠為明朝的治理獻計獻策,朝政風氣每況日下,外臣大都為了自己的小利益而爭權奪利,他們甚至討好宦官,導致社會風氣每況愈下。

在明朝後期,朝堂之上幾乎只剩下兩種人,一種是傳統的、年齡較大的保皇派,另一種則是阿諛奉承的官員。朝政如此發展,結果可想而知。宦官勢力的發展不以皇帝的意志為轉移,宦官在明初僅僅只有百餘人,而到了明末,已經不是幾百、幾千、幾萬,而是十萬!

宦官集團已經發展成為遍及宮廷內外、大江南北的一個龐大集團。朝廷的政治、軍事、經濟、人事,無一不受制於該集團。宦官不僅使皇權旁落,還危及朝臣利益,宦官與東林黨的鬥爭就是這種矛盾的產物。外臣認為宦官專權不合舊制,破壞了朝政。而宦官一朝得勢,哪會輕易放權,這樣一來就成為了你死我活的鬥爭。

皇帝沒有能力解決這個衝突,失去了恢復皇權專制的機會,以致這場無休止的傾軋大傷了統治階級的元氣。元氣既傷,外來之氣則會乘虛而入,滿清趁李自成起義之機,奪取了明朝江山,造成漢唐以來的第三次大動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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