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對海洋的探索，為何鄭和下西洋影響力不如新航路開闢？

回望古今，我們會發現人類文明的進步總是離不開對未知事物的探索。雖然探索的過程中充滿著數不清的艱難險阻，但其取得的成果卻推動著社會不斷地向前發展。作為生活在陸地上的人類，海洋對於我們來說就是一個巨大的未知事物，它彷彿美人魚的歌聲，吸引著一批又一批的勇士前往，試圖揭開它神秘的面紗。

而在人類文明的歷史上，有兩個對於海洋的探索，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起始的時間也相當接近，以至於經常被拿來比較。它們就是中國明朝的鄭和下西洋與西方大航海時代的新航路開闢。兩者都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壯舉，二者有共同之處，但也有明顯的不同。

首先，從時間上看，鄭和下西洋比歐洲的達·伽馬、麥哲倫和哥倫布的航海早半個世紀。並且，在規模和航海次數方面，當時還未完成工業革命的西方與中國是無法比較的。當時鄭和下西洋的船隻被稱為「寶船」，《西洋番國志》等史料中記載這種船非常巨大，但是沒有具體的參考數據。

但是，我們可以從馬歡留下的《瀛涯勝覽》一書中，得知其記載：「寶船六十三號，大者長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丈；中者長三十七丈，闊一十五丈。」 這裡對寶船的大小記載與《明史·鄭和傳》所描述的相同。在近些年的考古研究里，也有證據證明「寶船」之大。比如在明代南京龍江船廠遺址上，就出土了全長超過11米的巨型舵桿。

其次，從目的上看，鄭和下西洋主要是政治目的，只是為了宣揚國威，平等貿易。不是像新航路的開闢者是為了資本的擴展和原始資本積累。明成祖力圖加強自己篡位後的威信，製造出「萬國衣冠拜冕旒」的景況，以示炫耀。同時，通過下西洋來加強與海外聯繫，可以滿足統治階級對異域珍寶的需求。內容主要是朝貢貿易，形式是以和平友好交往為主。朝貢貿易不計經濟效益，違背經濟規律。耗費浩繁，使得國庫枯竭，造成了明末的禁海令，使得統治者實行閉關政策。

當然，鄭和下西洋與新航路開闢兩者的經濟基礎和社會背景也大不相同。鄭和下西洋是中國歷史上一次空前的主動外交，是世界航海史的偉大壯舉，極大地加強了與亞非國家的友好關係，促進了與亞非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一者為了天朝上國的理想，是紮根於封建自然經濟，依託統治者的支持才能進行下去。另一者是建立在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興起的基礎之上，掠奪性的貿易。

從背景看，西歐在 15世紀已處於資本主義的前夕，商品經濟在農業和手工業發展的基礎上獲得了很大的發展，資本主義萌芽產生並得到快速發展。以人文主義為主要社會思潮的文藝復興運動成為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正在把人們從封建神學的束縛中解救出來，他們還重視技術的革新和改進。而同期的中國仍實行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並用處處順從、事事以正統觀念為依據的儒學思想束縛人們，以維護和鞏固君主專制。商品經濟雖有發展，但遠遠沒有發展到足以震憾封建統治的地步，人們對於新型科技的興趣不大。

從政治角度看，新航路開闢引發了殖民統治這種政動，並且開闢了新的沿海貿易地區，就是大西洋沿岸，而之前東西方貿易則集中在地中海地區。還有就是在這條新的航線上航線，來回的路程是很短的。新航路的開闢，連接了整個世界，迎來地理大發現時代，順帶還發現了美洲。這方面，鄭和下西洋絕對無法與之相比。

隨著新航路的開闢帶來的新航線和短路程，受到《馬可·波羅遊記》帶來了東方遍地財富的幻想。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前來東方淘金，這同時也加大了東西方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當然，基於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殖民主義和罪惡的三角貿易也隨之誕生。為了維護得到利益的歐洲人，自由貿易主義應運而生。這段時期的歐洲快速發展，為之後的商業改革和工業革命打下了基礎。自古以來的東方繁榮開始讓位於西方發展。

新航路的發現，對世界各大洲在數百年後的發展也產生了久遠的影響，對除歐洲以外的國家和民族而言，地理大發現帶來的影響則是複雜而矛盾的。在二十一世紀時，哥倫布就被美洲印第安人起訴，判刑500年，緣由是其帶來了疾病和罪惡。使得，當時的美洲土人對於歐洲人身上的大多病菌是沒有抵抗力的。歐洲在新航路開闢的資本主義大發展，是一部完完全全的侵虐史。

參考文獻：《馬可·波羅遊記》 馬可·波羅

《瀛涯勝覽》 馬歡

《明史·鄭和傳》

《西洋番國志》 鞏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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