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小齡童自述是元末蒙古族的後裔

我家其實是元末蒙古族的後裔。我的祖先隨著蒙古騎兵的鐵蹄踢踏，從大漠黃沙的塞北，來到了山清水秀的越國江南。朱元璋滅了元朝建立明朝之後，就把所有留在南方的蒙古人貶為「墮民」，集中居住，不準參加科舉，不準進入上流社會，不準與一般平民通婚往來，不得隨意遷徙。他們只能做吹拉彈唱的道士、收舊貨的小販、打錫箔的手工藝人……在紹興，他們只能居住在唐王街、學士街、永福街三條街里。

演戲，做供人指戳笑罵的「戲子」，也是這些「墮」入社會底層的「墮民」們謀生的出路之一。在講究「安土重遷」的舊時代，為了生計不得不遊走江湖的人們，不管是腰纏萬貫的商人，還是身無長物的「戲子」，都是被人看不起的。

從曾祖父開始，我們家演猴戲便有了些名氣，那個時候曾祖父章廷椿還有個「活猴章」的名號，而真正把紹戲發揚光大的則是祖父了。

我的祖父名叫章益生，是浙江紹興上虞道墟鎮一個村民，除了在田裡辛勤耕耘外，還經營著一家小燈籠鋪。但他在農閑、逢年過節的時候都會參與演戲，演得最多的就是猴，以至於到後來他有了「賽活猴」的名號，也算是地方上一個名角了。

紹興每年的社戲祖父都是要參加的。當我追思先輩們湮沒在歷史風煙中的那些陳年舊事時，我會得意地揣想：現在選入中學課本的魯迅先生那篇《社戲》，或許和我祖父的猴戲有些干係呢。魯迅先生十一二歲的時候，隨母親到外婆家，十分受優待，鬧騰著非要看熱鬧的社戲。幾個孩子借了烏篷船一撐，盪向水鄉深處，尋找那些響徹在水霧氤氳的夜空中的開場鑼鼓。金聲玉振，夜色如墨，燈火輝煌，大旗獵獵，身影翻飛，刀槍劍戟，大概這些如水墨畫一樣淋漓的畫面，就是魯迅先生早年最美妙的記憶吧？多年以後，魯迅先生在北京看了京劇後寫下《社戲》、《二丑藝術》、《無常》等篇章，其中就曾描寫了社戲的場景：

「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臨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戲台，模胡在遠處的月夜中，和空間幾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畫上見過的仙境，就在這裡出現了……回望戲台在燈火光中，卻又如初來未到時候一般，又漂渺得像一座仙山樓閣，滿被紅霞罩著了。」

我時常會想像，祖父「賽活猴」是如何快活地騰挪在魯迅心中眼中的神妙仙境里，演繹著他自己的藝術人生。也許就是這種冥冥之中結下的緣分，在我們家和魯迅先生的後人之間結起了紐帶。到現在，魯迅先生的公子周海嬰先生是我家的老朋友。有時候，看著他和我父親坐在一起，說著地道的紹興土話，兩人眉飛色舞，神采飛揚，卻讓別人聽得一頭霧水，我心中就暗笑，說不定在另外一個世界，我祖父和魯迅先生也在交頭接耳呢。

在我們這個「猴王世家」形成的過程當中，祖父起著無比關鍵的作用。因為他不僅僅是一個戲曲演員，他還開了一家很大的戲院，帶起了一大幫人，也使演戲成了我們家的「職業」。

作為一個演員，他從自娛自樂為主的社戲中看到了商機，把大城市的服裝、道具等販到當地小城鎮，做起了戲業生意。

同春舞台的名字，現在沒人提起了，即便是專門研究戲曲史的人，對這個戲班大概也是聞所未聞。但這件事情的意義無疑是重大的，因為自此紹戲便從一個地方民間戲走上全國大舞台——當時的上海灘是遠東第一大城市，在這裡站住腳成了名，就是在全國都掛上了招牌。後來到了 1950年的時候，紹戲才被正式定名為「紹劇」。祖父闖蕩上海灘的那時候，是戲曲史上的黃金時代。上海灘名角輩出，可以和北京的大腕叫板兒；而北京的腕兒角兒，也時常來上海這個碼頭「巡演」。隔幾個月不來上海灘，就不知道上海灘一夜之間又搭起了多少個戲台戲院，崛起了多少優伶名角。各種各樣的戲台班子如雨後春筍般鑽了出來，又如風中蘆葦一般，一茬一茬倒了下去。有的這次倒了，瞬間又躍了起來，有的則偃旗息鼓，風流雲散，不知所蹤了。祖父搭起的這個戲班子，也面臨著這樣多蹇的命運。不過，風中蘆葦最讓人欽佩的精神，就是它不屈不撓的韌勁：如果它倒下了，再也起不來，那就是它的生命走到了盡頭，否則，它一定會再度奮起，招展矗立於風中，臨風傲立，搖曳生姿。後來，當我拍攝《西遊記》的時候，我腦海中總是不時閃過祖父和父輩們走過的那些動蕩不安的歲月。路途漫漫，前路遙遙，要翻過多少座山，要涉過多少條河，才能走到那個完美的終點？對我們這個家族來說，似乎沒有終點可以到達。行走，行走，不管是踉蹌前行，還是疾風勁走，總是在路途中。安身立命之所，是對自身使命的堅信，對漸行漸遠的那些傳統的深深眷念。回憶雖然飽浸著些許泛黃的舊漬，但這些舊漬，也許是當年的心血凝成，今天的我們，又怎能淡然置之？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