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傻瓜的數量是無限的，我們為什麼還要獨立思考？

任何無能（愚蠢或無知）達到一定程度後都很難與惡意相區分！

愛因斯坦曾說過：「有兩種事物是無限的，一是宇宙，二是人類的愚蠢，但宇宙我還說不準。」不管你承認與否，「傻瓜的數量是無限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正確的，因為沒有人敢說自己一點兒不蠢，因為我們早晚都會有些愚蠢的念頭，說些愚蠢的話，做點兒愚蠢的事，只是數量不定罷了。

1976年，卡洛·奇波拉的雜文《人類愚蠢的基本法則》中這樣定義愚蠢：愚蠢會損人，但並不會利己，甚至還會害己；蠢人的潛在危害常常被低估；各種各樣的人中，蠢人是最危險的。這與王爾德的觀點不約而同，後者在《身為藝術家的評論者》中談到：「世間除了愚蠢，再無其他罪。」

那麼，我們到底應該如何，才能告別愚蠢？也許應該問問一個最懂愚蠢本質的人。義大利「國民科普爺爺」奧迪弗雷迪所著的《人類愚蠢辭典》，辛辣又不失幽默地揭穿了人類社會自欺欺人的263種愚蠢現象。

近期，他化身「叛逆的思想家」， 繼《人類愚蠢辭典》之後，推出《叛逆的思想家：在不科學的年代告別愚蠢》一書，再次怒懟形形色色的愚蠢思想，獻給每一個獨立思考的讀者。

奧迪弗雷迪最為推崇的人物是數學家弗里曼?戴森。戴森天賦極高、學識淵博、文采斐然又天性不羈，這些特性混合所爆發的能量使他贏得了2000年的鄧普頓獎，以表彰其在科學與宗教之間起到的橋樑作用；身為科學家又長於詩歌的戴森，1996年獲劉易斯·托馬斯獎；又因物理學領域的成就獲得1981年的沃爾夫獎；甚至1965年還與諾貝爾物理學獎擦肩而過，只因每次最多只能有三人獲獎。

弗里曼?戴森擁有一個叛逆的靈魂，戴森認為「擁有一個叛逆的靈魂與在嚴格的學術訓練下堅持探索並不矛盾」，而皮耶爾喬治?奧迪弗雷迪也是這樣一位叛逆的百科全書式的人物。

弗里曼?戴森

奧迪弗雷迪是義大利家喻戶曉的科普大牛，1950年出生，被譽為「義大利國民科普爺爺」，是義大利著名的邏輯學家、數學家，也是極其活躍的科普作家和評論家。他為義大利版《紐約書評》撰寫社論和書評，還是義大利版《科學美國人》的定期撰稿人，經常參與各種科學主題討論，錄製超過400期電視節目。由於奧迪弗雷迪在科普上的卓著貢獻，1998和2011年兩度獲得「伽利略獎」，2002 年獲得「裴諾數學獎」，2005年獲頒義大利共和國功勛獎章。

奧迪弗雷迪

在《叛逆的思想家》一書中，從甲殼蟲樂隊到梵蒂岡藝術，再到量子力學和懷疑哲學，奧迪弗雷迪「吐槽」式盤點哲學、文學、歷史、藝術、科學等8大領域的78種重要思想。

這本書不僅是一部單純的雜文集，更是一部真正的奧德修斯式的思想史漫遊。就連作者自己也很難準確定義它——它到底是一場噩夢，一出鬧劇，一則寓言，一篇諷刺文學，一場心靈遊戲，一場賭局，一句諷喻，一種觀點，還是對一切觀點的諷刺？

但是貫穿其中的是奧迪弗雷迪對智慧、理性、嚴謹與獨立思考的追求。——為什麼我們相信荒唐透頂的預言？為什麼我們迷信權威和名人？為什麼科學進步惟艱總被扯後腿？

我們到底應該如何，才能告別愚蠢？蘇格拉底說：智慧是最好的美德。也許你跟隨老爺子智慧而叛逆的靈魂遊歷了八大領域的諸多人類思想，便能找到答案！

文摘

傻瓜的數量是無限的

（愚蠢）

「傻瓜的數量是無限的」，在《福音書》的一版不靠譜的譯本里有這句論斷，譯者自己就是最鮮明的例證。愛因斯坦的說法更是犀利：「有兩種事物是無限的，一是宇宙，二是人類的愚蠢，但宇宙我還說不準。」至少他指出了宗教思想與科學思想之間的一個共通點。

與其計算一個只能在比喻意義上表現為無限的數字，我們更應嘗試理解「蠢人」的本質。這個詞在拉丁語中指的是驚訝的、震驚的、呆若木雞的、不知所措的、茫然的人。作為意義的延伸，還能表示失去行動能力，或至少失去正確行動能力的人，因為現實對其加諸擊昏效應，而使其暫時或永久性「茫然無措」。

根據愚蠢是蔓延至整個世界還是只停留在某些部分的邊界內，蠢人可以分為普遍的或者特定的。前者就像這個世界本身一般，是唯一的；後者則可以是各種各樣的，數量相當於世界被劃分的數量。從尤維納利斯到卡夫卡，諷刺作家一一針對各種類型和它們的子類型之愚蠢開火。

對愚蠢最完整的闡述出現在古斯塔夫·福樓拜沒寫完的遺作《布瓦爾與佩庫歇》中。按照作者的意圖，作品應該分為兩冊，一冊講述兩位主角布瓦爾與佩庫歇的故事，另一冊則是他們彙編起來的庸見詞典。實際上，當福樓拜於1880年去世時，第一冊的寫作基本已經完成，第二冊卻還只有一些片段。

兩冊書之間的區分其實並不是那麼清晰。主角的故事只是一個借口，用來引出分布在各個領域的大人物，每章涉及一個領域，包括農業、自然科學、考古、歷史、文學、政治、愛情、哲學、宗教、教育和社會改革。幸運的是，數學不在此列。

對福樓拜來說，不太明確的是：一方面，愚蠢是存在於話題本身還是存於對它們的大眾化闡述中？另一方面，究竟是布瓦爾與佩庫歇蠢到沒有能力對逐漸獲得的知識進行有效的利用，還是說這件事在客觀上的不可能實現就顯得很蠢？也許答案正是所有這些因素的集合，因為作者曾想用「科學方法的失敗」作為作品的副標題，並在寫給路易·布耶的信中談道：

愚蠢之處就在於想要得出結論。我們明明是一條線索，卻希望了解情節。

同樣不太明確的是，福樓拜自己是置身愚蠢之外的旁觀者，還是一位當局者？他對馬克西姆·杜·坎普如是說：

我想要製造那樣一種疲憊無聊的感覺，讓這本書的讀者相信作者就是一個蠢蛋。

而雷蒙·格諾的《符號、數字和字母》（Segni, Cifre e Lettere，由卡爾維諾彙編的義大利語譯文集，1981年出版）一書的再版序言提出：

布瓦爾對哲學和世界的思考，對宗教和哲學態度的批判，正是福樓拜自己的觀點。

因此，福樓拜可以說「布瓦爾先生就是我」，就像他曾經對《包法利夫人》的表示一樣。實際上，他曾用其他的方式表述說：

布瓦爾與佩庫歇充斥著我的頭腦，以至於讓我變成了他們！他們的愚蠢就是我的，是我引爆了愚蠢。

恰如薩特為其撰寫的傳記之標題，福樓拜自幼就被視為「家族中的白痴」。顯然，愚蠢與「白痴」有很大的關係。「白痴」（idiot）在希臘語中表示「私人的」，形象地描述了一個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而不管大眾之世界的人。

因此，愚蠢的不僅僅是布瓦爾與佩庫歇，還有作者自己。而他們為百科全書式的愚蠢詞典所收集的各種蠢事不外乎一些思維定式、流行思想以及所有人都認同並且不斷重複的愚蠢想法。如此看來，根本不可能做出一個完整的目錄，因為它將會與埃施朗公司（美國的一家全球網路管控服務公司）的檔案一樣龐大，記錄了全人類所有的談話。即便有什麼遺漏也不必擔心，它很快又會重新出現在書籍、報紙、廣播電視節目和網路上。

一旦了解了愚蠢的普遍性，對其進行理論化就變得容易了。第一位嘗試者是沃特·皮特金（Walter Pitkin），1932年他出版了《人類愚蠢史導論》，闡明了三條愚蠢的基本法則：

（1）蠢人的數量是無限的。

（2）權力基本上掌握在多少有些蠢的人手中。

（3）個人的能力及其愚蠢往往同時存在。

1976年，卡洛·奇波拉的雜文《人類愚蠢的基本法則》中法則的數量上升為五條。該文後來收錄於文集《愉悅不逾矩》。這五條法則是：

（1）蠢人的數量經常被低估。

（2）一個人愚蠢的概率獨立於他的其他任何特性。

（3）愚蠢會損人，但並不會利己，甚至還會害己。

（4）蠢人的潛在危害常常被低估。

（5）各種各樣的人中，蠢人是最危險的。

奇波拉第三法則，實際上是對愚蠢的一種定義，它的變式可以用來定義第五法則提到的其他各類人。準確地說，智者是那些能同時利人利己的人；輕率者是利他卻害己之人；掠奪者則是那些損人利己的人。

在這樣精確的定義下，損人損己的愚者是危險的，甚至是所有可能中最危險的。因為與優化利益的智者相反，愚者會破壞利益而擴大災難。除了是最危險的，蠢人也是最普遍存在的。這說明我們的世界，這片能與（伏爾泰筆下的）潘格羅士及與他同樣愚蠢的人和諧共處之地，是所有潛在世界中最糟糕的一個。

叛逆的思想家

（戴森）

在每個世紀，像弗里曼·戴森這樣天賦極高、學識淵博、文采斐然又天性不羈的人物，都是屈指可數的。

這些特性混合所爆發的能量使他贏得了2000年的鄧普頓獎，以表彰其在科學與宗教之間起到的橋樑作用；身為科學家又長於詩歌的戴森，1996年獲劉易斯·托馬斯獎；又因物理學領域的成就獲得1981年的沃爾夫獎；甚至1965年還與諾貝爾物理學獎擦肩而過，只因每次最多只能有三人獲獎。那年獲獎的是理查德·費曼、朱利安·施溫格和朝永振一郎，而非在年僅26歲時，便已能做出費曼圖，且能證明另兩位的運算實際上描述了同一個理論——所謂的量子電動力學（縮寫為QED）——的弗里曼·戴森。

這些獎項可能會讓人以為戴森是一位神學家、文學家或是物理學家，能自由出入另外兩個領域。但實際上他卻是一位數學家。泰倫提烏斯有一句名言：humani nihil a me alienum（凡人類之事我無所不通）。很顯然戴森就是這樣的多面手。他寫作了許多偉大的著作，每一本都閃耀著其智慧、學識、文采和個性。

戴森在《武器與希望》中討論了軍備問題，《生命的起源》中探索了生物學理論，《全方位的無限》中暢談了未來主義科學，而關於自己的生活他則用了一本《宇宙波瀾》來講述。

他的最後一本書是《叛逆的科學家》。之所以說最後一本，是因為年近九十的戴森公開表示不會再寫新書。該書是他的創作中內容最廣泛、最出色的作品之一，收錄了他給《紐約書評》的供稿。《紐約書評》是很有影響力的文化期刊，不拘泥於發表流行、簡短而膚淺的媒體評論，而是致力於以內涵厚重深刻的評論文章解讀作品和思想。

戴森的這個指涉自我又充滿狡黠暗示的書名完美地詮釋了他對於科學和科學家的信念。他所定義的叛逆，是「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對於本土優勢文化所設置的限制的反抗」。自然，有很多科學家，甚至可以說是科學家中的大部分，接受了或是屈從於「服務於人民」的理念，但這本書同他們無關。

戴森眼中的英雄另有其人。例如，電影《死亡詩社》中，與學校的既定教學方式及校長作對的虛構形象——老師。或者真實存在的詹姆斯爵士（Lord James of Rusholme），戴森從小就從他那裡學到「擁有一個叛逆的靈魂與在嚴格的學術訓練下堅持探索並不矛盾」。換言之，無論所謂的正派學者怎麼想，叛逆與專業能力在知識分子身上是可以共存的。

正如人們所想，書中沒有那些屈從於宗教或政治勢力的科學家的傳記，比如不情不願的伽利略還有自願奉獻的約翰·馮·諾依曼。它感興趣的是那些喜歡異端邪說的人，比如艾薩克·牛頓，或是反戰的和平主義者，比如諾伯特·維納。而關於作者自己，《叛逆的科學家》就是他的自我宣言。

不過在一些傳記中，戴森也不吝筆墨地描繪他的同事身上所體現出的人性之複雜，羅伯特·奧本海默和愛德華·泰勒均在此列。因為對他們十分了解，戴森有能力將他們的形象描繪得立體而豐滿，而不僅僅是客觀中立地講述有關他們的故事。

叛逆者中的翹楚、令戴森傾注了最多個人情感來讚頌的，必定是理查德·費曼。年輕的戴森在致父母的一封信中將其描述為「一半天才，一半荒唐」。老年的戴森則在該書的「智者」一章中描述他是「一隻狐狸」，與如同「豪豬」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相反。因為：

狐狸有許多詭計，豪豬卻只有一個；狐狸對一切好奇，豪豬感興趣的卻不多；狐狸在地表奔跑，豪豬則喜歡往深處挖掘。

20世紀的科學界群星璀璨，但只有愛因斯坦和費曼（也許還有斯蒂芬·霍金）成了大眾偶像。戴森認為原因在於：

科學家要成為偶像，只有天賦是不夠的，還得善於在大眾面前表演，得到他們的讚頌，消除天才與普通人之間的阻隔。

但偶像還得知道如何傳遞智慧。戴森在費曼的兩本書中找到了智慧：《這個不科學的年代》，他為其寫了評論；以及《發現的快樂》，他在序言中承認「因偶像崇拜而愛上這個男人」。

前一本書中，費曼公開表示「要求學生無條件相信的宗教和認為一切皆可探討的科學之間存在矛盾」。他覺得兩者能和諧共存的唯一解決方案是令宗教模稜兩可，沒有精確的教義：這與天主教全然相反。

對於獲得了鄧普頓獎的戴森來說，這也是一個核心問題。在《叛逆的科學家》中有四分之一的內容有關宗教。他認同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史蒂文·溫伯格的觀點「善者行善，惡人作惡，欲使善者作惡，則需宗教」。不過他補充「要讓惡人行善也需要宗教」。

他關於科學與宗教之間矛盾的看法很明確：「科學探討事物，神學研究話語。無論在何處，事物的運轉規則是不變的，而話語卻不是這樣。」至於所謂神跡，往往很容易印證「利特伍德定律」：如果我們將一件發生概率低於百萬分之一的事件定義為神跡，那麼每個普通人身上發生神跡的節律是每月一次。可與此數據相較的是教會認證的盧爾德神跡發生頻率，即每兩年不足一次。

上面我們提及的關於科學史和宗教的話題佔據了本書約一半篇幅。另有四分之一內容是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問題，這個部分時效性相對較弱，因為其目的在於補充《武器與希望》，令蘇聯解體前受限的幾章文字得以面世。

最令人興奮的內容則散布在該書餘下的四分之一中，在那裡戴森將自己最具魅力的一面悉數呈現。關於最近發現的一封牛頓的書信，戴森講述了其中透露出的牛頓對洛克政治思想的影響，讓我們領略了他在專業領域之外的學識。他還提及了另一項最近的發現：在寒武紀生命大爆發時，地軸經歷了90°旋轉，交換了赤道與子午線。

至於他的未來主義想法，他曾夢想基因工程可以製造出能夠實現自我供給並代謝廢物的人造生物：例如，能夠從海水中獲取金元素，分泌出金珍珠的牡蠣，還有為消化二手車製造出的動物。又如，只要我們用無須大氣層亦可生長的樹木綠化了整個銀河系，宇宙中的生物就可以生存在彗星上。

《叛逆的科學家》還探討了許多有趣的話題，有許多值得記憶的文章。但最重要的是，它構成了身為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和叛逆者之一的戴森那激情澎湃的道德論辯。這位叛逆者勇敢地觀察到：

市場對基礎技術的評判，依據的是該技術達到既定目標所需的功效，但真正的問題在於那個目標是否值得達成。

這位科學家也敢於斷言：

為富人生產玩物的科學是邪惡的，為窮人提供必需品的科學才是好的。

總之，我們享用著他驚人的智慧，學習著他淵博的學識，讚賞著他雄辯的話語，也接受著他令人興奮的桀驁。此般頭腦世間少有，能與其著作媲美的書籍同樣難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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