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前，被日本侵略者阻斷的「北平都市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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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良在任時期雖然短暫，但是民國北平市政建設的一個關鍵時期。

1933年6月至1935年11月，袁良擔任北平市長一職，時間雖然短暫，卻是民國北平城市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其間，由於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加之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以及袁良個人勇於任事，涵蓋市政、文保等領域的「舊都文物整理計劃」取得初步成效。不過，進入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之後，日本不斷擴張侵華範圍，華北危機日益深重。1935年11月，袁良去職，同年底南京中央軍事力量被迫撤出，北平徹底淪落為一座「危城」，「舊都文物整理計劃」無疾而終，剛剛開啟的北平重振之路被日軍侵華截斷。

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應運而生

1931年9月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控制東北之後，迅速將目標指向緊鄰東三省並同西蒙和華北接壤的熱河省。1933年1月1日，日軍進攻山海關，開啟進攻華北的序幕。3月初，熱河陷落，華北防線陷入危機，全國輿論嘩然，各方譴責南京政府的軍事外交政策，張學良亦成為眾矢之的，於是向南京國民政府請辭，獲蔣批准。12日，南京政府任命軍政部部長何應欽取代張學良，暫時代理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職權，同時抽調中央軍三個師北上，參加對日抵抗。何應欽到任北平後對平津附近的軍事防務布局進行了調整，其中一個標誌性事件是以中央軍楊傑第八軍團固守古北口抵抗日軍進攻，並負責北平附近治安，這是蔣介石嫡系部隊第一次深入華北，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5月3日，中央政治會議決議，設置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于學忠、徐永昌、宋哲元、傅作義等為委員，黃郛擔任委員長。黃郛與蔣介石關係密切，並與日方淵源頗深。5月31日，中日雙方通過談判簽署《塘沽協定》，兩軍停戰，在長城以南的冀東和平北的平原地帶划出一個「緩衝地域」，一度危急的華北形勢得到緩解，北平進入了一段短暫的平穩時期。6月2日，北平的《世界日報》以《平市人心漸趨安定，將重覓享樂生活》為題作了報道：

因了中日雙方連日的和平運動，極為積極，停戰協定並且在五月三十一日簽字，於是乎一般人們，都知道華北的戰爭，一時還不致再起，或者居然從此還會太平起來，也說不定。所以久經惶恐的人心，無形之中，竟安定了許多，各學校不但不打算遷移，並且各自籌備開學，通知各生，到校上課。那由東西兩車站如水一般流去的闊人，又復一批批的搬回來。想不到這國難的醞釀，竟好了鐵路上的買賣……總而言之，現在的北平，因為停戰協定成功，一切又漸漸的趨於安穩享樂的生活中去了！

停戰協定簽署之後，南京國民政府對於北平的地方機構進行了調整，其中的一個重要變化是設置了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作為行政院下轄機構，該會名義上下轄華北五省二市（河北、山西、山東、察哈爾、綏遠五省與北平、青島二市），但實際上無法過問各省行政事務，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不過，這一機構的設置對南京國民政府而言還是具有重要意義。政務整理委員會以辦理華北對日外交為主要任務，有利於中央政府與日本方面直接溝通。同時，在北平的張學良時代結束之後，國民政府在華北有了一個直接處理行政的機構，在一定程度上還可控制華北財政，明顯加強了對華北地區的影響力。

目標：「東方一最大之文化都市」

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成立前後，開始物色合適的北平市長人選，最終這一職責落到袁良頭上。

袁良（1882年-1952年），浙江杭縣人，早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回國後先到奉天巡警局任職，後進入北京大總統府擔任秘書，後任中央農事試驗場場長、奉天警察廳廳長等。1924年北京政變之後，袁良開始擔任段祺瑞執政府黃郛內閣秘書長，1925年任全國水利局總裁，1928年任國民政府外交部第二司司長。1929年赴上海任市政府參事、秘書長以及公安局局長。1931年之後又開始擔任江西省政府委員、省政府保安處處長等職，從政履歷十分豐富。袁良擔任北平市長與黃郛密切相關，袁為黃的嫡系，面對異常複雜的華北政局，黃郛也必須選擇一位可靠之人坐鎮北平。

袁良

自元代北京成為大一統王朝的國都以來，政治因素一直是驅動城市發展的核心動力。1928年北京國都身份的喪失以及由此導致的困境引發了官方和民間關於城市發展模式與路徑的大討論，可以統稱為「繁榮北平」計劃。當時各方的基本共識是當北平的政治屬性淡化之後，應將文化作為重要的籌碼，以帝都時代留下的各種古物遺存為依託，凸顯資源優勢，建設旅遊城市，吸引國內外遊客，提振地方經濟。不過，華北局勢動蕩，北平市長不斷變更，很多計劃只停留在討論階段。袁良上任之後，抓住短暫時機，逐步落實先前「繁榮北平」的一系列規劃。

袁良對北平的發展路徑有著清晰的認識，希望通過市政建設，改善城市基礎設施，並與文物保護與修繕結合起來，著重內生動力，謀求城市的長久發展。

他上任伊始，便將主要精力投入到市政領域。1933年11月，北平市公安局、工務局和社會局就當時北平急需辦理的市政事宜，分別擬定了改善消防計劃、挑挖前三門護城河計劃、首善工藝廠計劃，及擴充乞丐收容所計劃。1934年9月，袁良向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呈上市政建設三年規劃，將1934年至1936年定為北平市市政建設計劃初期，針對社會、工程、衛生、財政等多個方面的實際情況，逐步進行建設和改造，目標是將北平建成「東方一最大之文化都市」，而當務之急為「河道溝渠之整理及遊覽區之創設」。同年11月，北平市政當局在三年規劃的基礎上制定了更為具體的《北平遊覽區建設計劃》《北平市溝渠建設計劃》《北平市河道整理計劃》。後來，三項內容合稱「舊都文物整理計劃」。

對於北平而言，市政建設與文物整理的關係十分密切。由於缺乏重量級的工商業，只有文化是可以利用的資源，所以規劃最終便落實到文物建築方面。從這個意義上說，整理文物建築成為北平市政建設的重中之重。

1935年1月11日，舊都文物整理委員會成立，附設於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職責主要包括指揮監督關於執行整理舊都文物之各項事宜，如文物保護、修復等。主席由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兼任，成員還包括駐北平政務委員會內政、財政、教育、交通、鐵道各部門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代表，河北、察哈爾省政府主席，以及北平市市長等實權人物。

為統一事權、提高工作效率，北平市政府還相應成立了具體的實施部門——北平市文物整理實施事務處，袁良親任處長，工務局局長譚炳訓擔任副處長。該事務處成立之後，通過多種方式徵集道路、工程及古建築修繕方面的專門人才，進一步強調市政建設的專業化。此外，還創辦了市政問題研究會，主要成員多為北平市政府內部的工作人員，如工務局局長譚炳訓、統計股主任杜俊東、市政府主任秘書湯用彬等，出版會刊《市政評論》，旨為「灌輸市政知識，促進都市建設」，主要刊載市政方面的調查、短評、論文以及各大城市的市政消息等。

張恨水審訂《北平旅行指南》

「舊都文物整理計劃」是先前「繁榮北平」活動的一個延伸，發展旅遊業是其中的重要內容。北平城內外遍布帝制時期遺留下來的名勝古迹，對西方人很有吸引力，當時來平旅遊的歐美遊客絡繹不絕，大多採取「遊歷團」的形式。僅1930年北平就接待了五批遊歷團，每批人數達數百人。旅遊業不僅給經濟蕭條的北平帶來了可觀的收入，也有利於增進外國人對中國的了解，乃至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袁良還將北平遊覽區的建設提升到政治與國防的高度。

但是，北平發展旅遊業依然面臨著諸多障礙。首先是對外宣傳力度不夠，二是配套的服務設施落後。尤其是「九·一八」事變之後，華北局勢日益不穩，加之受歐美各國大蕭條的影響，來平的外國遊客數量明顯減少。

為了解決古迹保護與利用的問題，北平市政府做了比較詳細的規劃。首先劃定了遊覽區範圍。凡由北平為出發點而到達之名勝古迹，皆應劃入北平遊覽區之內，故北平遊覽區之範圍，除包括北平市區外，其它如八達嶺、湯山溫泉、妙峰山、潭柘寺等處，皆被包括在內，以便統籌整理。

北平雖然古迹眾多，但分隸於不同機關，各自保管，如故宮博物院隸屬於行政院，雍和宮、東西黃寺、前後黑寺、白塔寺、隆福寺、護國寺等隸屬於蒙藏委員會，天壇、地壇、先農壇、日壇、月壇以及市郊各祠廟均屬內政部壇廟管理所，五塔寺、團城均屬教育部在平所設的古物保管委員會，香山靜宜園則由香山慈幼院負責。針對這種情況，市政府也制定了新的方案，重新調整相關古迹的所屬單位，實行統籌規劃。

舊都文物整理計劃的涵蓋內容很廣，不僅包括文物古建的修復，還有與之配套的市政建設，如道路、溝渠、商業設施，以及實測市區全圖，改善市街房屋建築，完成行道樹等，為發展旅遊業提供硬體基礎。文物整理實施事務處成立後，還組織編纂了帶有導遊手冊性質的《舊都文物略》與《北平旅行指南》等書籍。《舊都文物略》是袁良應中國旅行社要求，委由市府秘書湯用彬編寫完成的，全書六萬餘言，附刊景物照片二百餘幀。《北平旅行指南》由經濟新聞社社長馬芷庠經四個月採集編纂，初稿完成後由小說家張恨水審訂。同時，北平市政府還很有前瞻性眼光，曾擬籌劃設立導引遊客的專門機構，類似今日的旅行社，但最終限於局勢變動未能實現。

舊都文物整理計劃並非北平地方政府能夠獨立承擔完成。由於管轄權以及經費等問題的限制，整個計劃的成敗與中央的態度關係甚大，尤其在經費方面，甚至中央要負擔三分之二。另據報道，英商通濟隆公司派員向袁良表示，願做商業投資，以助籌措建設費。

袁良為黃郛親信，深得其信任。同時，作為南京中央在北平的代理人，被賦予了更多的權力。袁也與國民政府上層有密切關係，多次往返南京與北平之間，為北平爭取各種政治資源與經濟資助，中央對北平的扶植力度明顯超過先前幾年，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文物整理計劃的有效實施。

拓展北平市界的嘗試

袁良擔任市長期間對於北平市界的拓展也付出了很多努力。民國建立之後，華北行政區劃變動頻繁，北平內外城面積較小，城市邊界的拓展一直受限。舉例來說，與公用事業關係密切的北平自來水總廠設在孫河，電燈公司總廠設在石景山，電車發電廠則設在通縣，這些區域由於不屬市轄，造成諸多不便。因此，北平特別市在1928年建立之初，地方當局即開始謀劃將上述區域併入北平市界，擴大市域範圍，但因河北方面反對，未能實行。

在舊都文物整理計劃實施過程中，這一矛盾更加突出。比如南苑作為農業區，距內城不過二三十里，湯山遊覽區距內城也不過三四十里，但這些區域並不歸北平市管轄。與此形成對比的是，處在北平市管轄範圍之內的西郊，離城竟有七八十里之遙。而在市區之內，除東交民巷使館區外，紫禁城佔據城區約十分之一，農事試驗場周圍以及天地日月壇、黃寺、雍和宮等，都不屬北平市的管轄範圍。此外，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也佔有較大面積，北平市區因此被形容為「破碎的疆域」。

1934年10月24日，蔣介石攜夫人宋美齡，生平第三次來到北平。蔣對北平建設成績給予高度肯定。袁良藉此契機，再次提出擴大北平市區面積的建議，得到蔣氏的首肯，袁氏也對外信心滿滿地表示不日即可實現。此次北平地方當局為擴大市界做了比較充分的準備，羅列出幾條理由：土地之天然形勢、行政管理之便利、工商業狀況、交通狀況、歷史關係、建設計劃，稱新市界之劃定皆依周邊各市縣之實際情況以及勘界條例為準，對於北平的城市發展關係重大。此外，為配合遊覽區建設計劃，北平市還提出壇廟管理委員會移歸市府接辦，並將農事試驗場的管理權收回。

中央方面確實對於北平市界拓展給予了大力支持，內政部將此列為急需解決的事宜，並派專門代表黃祖培、吳時中等赴北方協調。不過，擴展市域一事牽涉甚廣，雖有中央方面的尚方寶劍，又有南京、上海等地的成功先例，但限於華北區域複雜的地緣政治環境，推展過程並不順利。河北省對此態度並不積極，並向行政院提出異議。大興、宛平兩縣民眾代表也來到河北省政府所在地天津，向于學忠主席陳述反對劃入北平市區之理由。冀平雙方雖經多次協商，但始終未達成一致意見，最終陷入僵局。

日軍侵華阻斷北平重振之路

舊都文物整理計劃取得了短期成效，1935年5月陸續開工修繕的天壇、香山碧雲寺、西直門箭樓、妙應寺、正陽門五牌樓、東西長安牌樓、東西四牌樓、東交民巷牌樓、西安門、地安門、明長陵等項目先後完工。由於實行了舊都文物整理計劃，曾經作為帝制遺物的宮殿、城門、牌樓等經過修繕之後，呈現出新的時代面貌，北平市容也較之前有明顯改觀。

正當袁良躊躇滿志之時，不斷逼近的民族危機阻斷了北平的重振腳步。進入1935年之後，華北地區戰雲密布，何梅協定簽署之後，國民黨中央軍開始被迫逐漸撤出華北，此時，有限的資源逐漸向軍事方面傾斜。1935年11月，黃郛辭去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一職，袁良也一同卸任北平市長，一度頗有聲色的北平遊覽區建設計劃遂告中止。

袁良在任時期雖然短暫，但是民國北平市政建設的一個關鍵時期。1947年出版的《北平市都市計劃設計資料第一集》高度評價袁良主導的市政建設，稱其為開「北平市都市計劃之先河」。

本文轉自公眾號：「北京日報副刊」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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