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死了三百人的日本，其戰果為何遠超亡了五千人的中國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執意稱帝的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專心對內，無意參戰，怎奈日本政府要求中國必須要站隊、表現站在日本一起，所以，在日本的力主下，北洋政府硬著頭皮宣布參戰。加入了英法美日領銜的協約國一方。

然而，疲於應付內戰的中國軍閥哪有多餘的軍力管外面的世界，怎麼辦？

好在日本及協約國也並沒有看上中國軍隊，並不需要中國軍隊支援他們，他們看上的，是中國獨特人群：勞工。

有資料稱，一戰期間，中國政府向歐洲戰場派出了14萬勞工，也有說超過20萬，無論是14萬還是20萬，這都是不可忽視的一個龐大人群。須知，日本在一戰的作為，主要是在中國青島戰場對德作戰，參戰人數2萬3千人，整個一戰中日本在參戰國中陣亡人數最少，僅300人，而中國勞工在歐洲戰場上漫山遍野，陣亡了足有5000人之多。

為什麼協約國及日本對中國勞工情有獨鍾？

當時日本有個著名政論家，叫德富蘇峰，這個德富蘇峰在當時日本影響力，相當於梁啟超對中國的影響力。

德富蘇峰認為，中國不可忽視真實原因是因為有苦力的存在，那些在樹下彎著背、把腳踏在石頭上的人獸難辨的苦力們，才是使中國恆久屹立在世界上的原因。 他在赴中國《七十八日遊記》寫到：沒有一個李鴻章沒有關係，但是沒有苦力中國的影響就變成零了。

「在世界列強要被文明病所麻痹的時候，苦力以他們動物般的精力在世界的各個地方發揮作用，對中國來說，這比百萬大軍還要有力。而且，中國人的生命力和國民精神也在苦力的身上體現了出來，苦力是中國的恩人、救世主，也就是苦力大明神。」

當然，德富蘇峰同時指出，中國最便宜的是人命。他們任何時候都能拿物品和人命進行交換，廉價對待人命正是中國能夠在世界上形成一個可怕勢力的原因之一。

那麼，這種中國苦力的成因究竟來自哪裡？在於政府還是民眾自身呢？

德富蘇峰發現，在面對任何災難時，中國人幾乎都是個人主義者。中國人必須靠自己，因為政府指望不上。「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比中國人更不依賴政府的了……中國人是獨立自主。」在這種「獨立自主」背後，是一種深刻的無奈和放棄——「政府就連指甲垢那麼一點點關照國民的心都沒有」，國民則沒有興趣關注任何與個人無關的公共事務。

德富蘇峰甚至為中國勞工打抱不平——「把政府當作了整個國家，以為富政府就是富國，為了富政府，就可以不顧一切地使人民憤怒，使人民痛苦，這樣作難道合適嗎？」

德富還把日本人和中國人的生命觀做了對比：日本人珍惜生命，而且不拘泥於此，不怕死。中國人一邊把人命看得不值錢，卻又怕死。日本人像男子漢，懂得羞恥，所以強勢有力。中國人不像男子漢，不懂得羞恥，無論什麼樣的事情都幹得出來，所以也強勢有力。

此番對照，令日本人欣賞中國苦力的真實心態一覽無餘：不是出於佩服，而是因為他們可以替日本人去干「高貴人」不願乾的活。一戰中死了300人的日本，攫取的利益卻與英法不相上下，可謂遠東最大贏家。而付出5000人生命代價的中國，卻處處看要看他們的臉色行事。同樣的東方國民，不同的死亡價值，生命承受之輕重，可見一斑。

一戰死亡三百人的日本，其戰果為何超過陣亡五千人的中國？因為他們死的是戰士，我們死的是勞力，他們是打出來的，我們卻是只會幹活不能戰鬥的「木牛流馬」。

況且，一戰中自始至終沒有出一兵的中國，家門口的敵人還得靠「友邦」清除。青島戰役，日德交戰，而北洋政府就像日俄戰爭中的清政府一樣，在本國領土的爭奪中作壁上觀、成為瓜眾。

1919年，一戰結束，在重新排世界座位的巴黎和會上，儘管中國談判代表顧維鈞等表現很出色，但外交畢竟最終要通過國力來說話。會上日本與英、法、美、意並列五大國，和會席位5個，是擁有「普遍利益的交戰國」，而中國的地位連二等國塞爾維亞都不如，在「個別利益的交戰國」中，席位最少，僅有2個。 不僅如此，戰敗國德國的在青島特權還轉給了日本，付出重大勞工傷亡代價的中國雖然名為戰勝國，但勝利的戰果只是換個宗主。

事後，中國愛國青年掀起五四運動，把恥辱歸結為帝國主義，指責外交官是賣國賊。殊不知，舊中國的病源，從來都是先有禍國者，後來侵略者。這就像樹與蛀蟲的關係一樣，是樹朽了，蛀蟲才來，沒有樹未朽，而蛀蟲入的道理。當時中國雖已是民國，但卻並非民之國，而是軍閥土皇帝的天下。在他們眼裡，只有叢林法則，哪有什麼民命關天。試想如果北洋政府善待本國同胞，一戰不送他們當炮灰，或者出兵保護本國勞工，包括日本在內的國際列強們又怎敢視中國人命如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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