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是如何編成的？

乾隆三十七年，朝廷下旨，從全國徵召圖書，準備編纂《四庫全書》。過去歷代太平時期，往往有編修書籍的習慣，在印刷不算髮達的時期，這種做法可以讓很多珍貴孤本書籍可以重印再版，得以抄錄保存下來。

對於這個文化工程，乾隆頗為上心。他讓全國各地上繳書籍，還給出具體的辦法，對於那些在市場上可買到的書籍，按市價買回。如果是家藏書籍，由官方印刷裝訂，原稿或者抄寫的孤本，借來抄錄後，原本照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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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辦法還算公平。可是，乾隆詔諭頒布一年多後，各省仍沒有上繳多少書籍。乾隆一再催促，河南、安徽才上繳一些書籍，數量還是很少。按照原本十年編纂《四庫全書》的計劃，這個速度肯定遍不成。

乾隆自此琢磨後才回過味來，其實是下面的人擔心自己上交的書籍中，如果有皇帝不滿意的內容，會受到懲罰。所以，乾隆再次頒布詔諭，告訴各地督撫和藏書家，即便書籍中有隱射內容，也跟他們沒有關係。

半年內必須上交，否則將來被舉報發現的話，就要論罪處理。這道詔諭頒布後不久，乾隆又給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浙江巡撫單獨頒布詔諭，再次重申上述內容，並提到書中即便有忌諱的內容，也不會牽連到他們跟那些藏書人。

最多是毀棄那些違禁書籍。乾隆的真實想法暴露出來了。不知道當時是否有人意識到，這個文化工程開始向毀書禁書的方向走。

江浙地區文化教育極為昌盛，藏書極多，也是曾經對清朝反抗最厲害的地區。清朝時的文字獄，鬧得人心惶惶，很多人都被搞怕了。但是，在乾隆的詔諭下，徵收書籍的工作很快有了效果。

乾隆三十八年，編纂《四庫全書》的班底基本組成，乾隆皇帝令紀曉嵐、陸錫熊、孫士毅為總纂官，陸費墀為總校官。這些人下面還設有纂修官、監造官、分校官，能各司其職。算上抄寫人員，人數一度超過四千人。

乾隆招募這麼多人，自然是徵召了數量可觀的書籍。第二年從各省徵召的圖書達到上萬種。在當時這已經是一個種類非常龐大的書籍。可是乾隆發現，在這些書籍中，並沒有發現什麼違禁書籍。這本身是一個非常蹊蹺的情況。

乾隆自然不會相信，所以，他給各地官員下詔：「豈有裒集如許遺書，竟無一違礙字跡之理？況明季造野史者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詆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斷不宜置之不理。 」

乾隆又圈出哪些內容屬於違禁、忌諱的內容。在皇帝的一再命令下，各地官員開始張貼告示，以壯聲勢，隨後派出專員到士紳讀書人手中查訪。

為刺激鼓勵檢查違禁書籍的熱情，查繳書籍的數量又跟升遷任用聯繫在一起。民間因為《四庫全書》，鬧得雞飛狗跳，堪稱一部荒誕鬧劇。

對於各地查禁上來的書籍，會跟編纂四庫全書小組發現的違禁內容，一起交到軍機處，由軍機處交翰林院查點，呈送乾隆批示後，集中到武英殿前點火燒毀。

乾隆認定的違禁書記中，以明朝書本最多。很多歷史文獻遭到修改刪減。但是，乾隆對明朝末年，大臣指責明朝弊病的內容，做了很多保留。換句話說，如果後來人閱讀這些內容，等於是接受了那些纂改污染的內容。

當然，對於那些更早以前，刪減較少的內容，《四庫全書》確實做了很多保存工作。紀曉嵐等人以經史子集的方式，進行編纂整理。

整個過程非常繁瑣。因為涉及到查找違禁內容的問題，所以分類以前，必須仔細閱讀一遍，才能進行編錄。編錄的辦法，大部分都是抄寫，少部分用木字印刷。到最後還得進行校訂，防止出錯。

乾隆三十八年，第一本《四庫全書》完稿。第二年，乾隆皇帝令官員將九千多本沒有妨礙的書籍歸還給各地藏書家。跟收上的書籍相比，乾隆編製的過程中，銷毀的書籍數量。

同年《四庫全書》已經完稿四部。可是，乾隆又發現，編纂完成後的《四庫全書》中，仍有部分屬於違禁內容，所以令編纂人員重新檢查。

期間有一些違禁書籍的作者遭到嚴懲。江蘇的徐述夔因詩獲罪，被乾隆下令剖棺戮屍，兩個孫子被處斬，生平著作都被毀禁。《四庫全書》到乾隆五十七年才完成，藏於閣樓中，而查毀書籍也一直延續到乾隆晚年，依然沒有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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