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魯：安娜的鈴蘭花

英國女作家朱迪斯·克爾的自傳體小說《希特勒偷走了粉紅兔》，是一部反思納粹歷史，講述 20世紀 30年代里希特勒和納粹統治德國時期，小女孩安娜跟著家人流徙異國他鄉，度過自己「艱苦童年」的故事。當時，年僅九歲的朱迪斯，並不明白「逃難」的含義，她離開家、離開自己的祖國後，仍然惦記著留在家裡的一隻粉紅色兔子玩偶，那是她小時候最心愛的東西。除了粉紅兔，她當時還有一隻玩偶小狗。「媽媽說每人只能帶一個玩具。」猶豫再三，她帶走了小狗，從此再沒見過她的粉紅兔子。

雖然故事發生在納粹時期，但是作家並沒有過多地去鋪排和渲染那場恐怖的人間災難，而是將小安娜和她的哥哥、同學、家人，在黑暗年代裡未曾泯滅的對美好生活的信念、希望與熱愛，作為整個小說的主線，書寫了這一代孩子直面「艱苦童年」、樂觀地走向新的生活的成長故事。

安娜的爸爸是一位有獨立思想、反對希特勒和納粹專制統治的猶太作家。在希特勒即將上台之前，他預感到，希特勒和納粹在德國可能會贏得大選。「假如出現這種情況，讓那幫人掌了權，他就不想在德國生活了。咱們誰也不願在這兒的。」媽媽告訴即將迎來自己十歲生日的安娜。

「因為咱們是猶太人嗎？」安娜問。

「不僅僅因為咱們是猶太人。你們的爸爸認為那時誰都不敢暢所欲言，他就無法寫作了。納粹不願意聽反對的聲音。」

果然，在德國大選前夕，安娜的媽媽給爸爸整理了一個小旅行箱，爸爸搭乘夜間火車去了布拉格，逃離了德國。如果納粹失敗，爸爸就會回來；如果納粹獲勝，那麼，小安娜這一家猶太人在德國就很難待下去了，到時候，媽媽會帶著全家人去布拉格，去瑞士，和爸爸在一起，「在那兒一直住到所有災難都過去。」

無論是爸爸、媽媽，還是其他親人、親戚，他們都有一個共識：雖然讓孩子們在童年時代從一個國家流浪到另一個國家，生活將會很難很難——就像小安娜看過的一本書上所描寫的「艱苦童年」一樣，但是，「不能讓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已經成了大家的流行語。

小安娜這一代猶太孩子生不逢時，他們註定要被迫離開熟悉的祖國，去陌生的異鄉流浪。因為，希特勒贏得了大選，他很快就控制了整個德國。正如爸爸預料的那樣，誰都不允許說個「不」字，誰如果反對希特勒，誰就會被關進監獄。

在這種境況下，媽媽帶著小安娜和她的哥哥，忍痛離開了祖國，星夜逃往異鄉。黑暗之中，火車轟隆隆地穿過德國，少女安娜的心裡卻一直在想著她在書上看到的那四個字：

艱苦童年……艱苦童年……艱苦童年……

臨離開時，孩子們幫媽媽捆紮書時，心裡還懷有這樣的希望：「所有的書還是要放回書架的！」可是接下來，「就跟悲劇里的劇情一樣，糟糕的事情一件接一件。」納粹不僅點燃了專制的大火，燒毀了象徵著自由、民主、和平的國會大廈，還在各地干起了瘋狂的焚書行徑，不單單焚燒了安娜爸爸寫的書，還燒了其他一些傑出作家的書，如愛因斯坦的書，弗洛伊德的書，喬治·威爾斯的書……

納粹點燃的瘋狂的大火，不僅燒痛了小安娜幼小的心，也燒毀了一代德國孩子童年的美夢。

在異國簡陋的鄉村小學校里，安娜雖然也在上課、念書、寫詩，可是，

她的心中藏著沉重的心事。她知道，她再也不能在自己的祖國、自己的城市裡生活和念書了，不能和家鄉的男孩子一起玩滑雪橇、溜冰的遊戲了。她很懷念在祖國的那些快樂無憂的時光。

但是，這樣的時光已經消逝了。她被迫著去承受童年生活和命運的重量。在異國他鄉，她甚至親眼看到了這樣令她費解的事實：

當她遇見一個同樣幼小的德國男孩時，本來覺得應該和他一起快樂玩耍、成為友好的小夥伴，可是，那個德國孩子的家長不僅僅不允許他們一起玩，甚至不允許他們說話。末了，德國男孩只能抱歉地做了個鬼臉，聳了聳肩。不是因為別的，就因為安娜是猶太孩子，而他們，是納粹的孩子。

看到德國男孩被他的媽媽帶著離開了，安娜感到十分迷茫和傷心。「不知那個德國男孩現在是怎麼想的，不知他媽媽都講了她和麥克斯什麼壞話，也不知他長大後會成為什麼樣的人。」安娜這樣在心裡想道。

作為「逃離希特勒的難民」，安娜在蘇黎世湖的渡船上，度過了自己的十歲生日。雖然也有爸爸媽媽和親人的祝福和禮物，可是小安娜還是覺得，「我還不太習慣當難民。」

那麼，如何給幼小的孩子去解釋這種災難呢？如何去安慰孩子迷惘和痛楚的心呢？

爸爸這樣告訴她生活的真相：「你在一個國家生活了一輩子，而這個國家突然被一群暴徒所佔領，你得到一個陌生的地方謀生，無親無友，一貧如洗。」

爸爸還這樣鼓勵正在成長的安娜：「猶太人遍及世界各地。納粹編造出可怕的謊言污衊猶太人，所以，咱們這樣的民族必須澄清謊言，這才是至關重要的。」

「怎麼澄清呢？」安娜問爸爸。

「要表現得比其他的民族更為優秀。」爸爸告訴她說，比如，納粹說猶太人不誠實，那麼我們不僅要和別的民族一樣誠實，還必須比他們更誠實；比別的民族更勤奮，證明咱們並不懶惰；比別的民族更慷慨，證明咱們並不吝嗇；比別的民族更懂禮貌，證明咱們並不粗魯。

爸爸也明白，這樣的要求，對孩子來說似乎太苛刻，「但我覺得很有必要，因為猶太是一個偉大的民族，身為其中一員是幸事。你們在瑞士代表的是猶太民族，當我和媽媽回來時，我相信我們一定會為你們的所作所為感到驕傲。」

爸爸的話，不僅給小安娜帶來了溫暖的安慰和鼓勵，更像是在黑暗中給小安娜點亮了一盞盞路燈，為她照亮了童年的小路。就像盛開在艱苦童年裡的春天的鈴蘭花，小安娜在一天天成長起來，堅強起來，成熟起來，散發出生命的芬芳。

當她看到，爸爸為了維持全家人的生活，拚命寫作，疲倦不堪，而且只要一閉上眼，就會不斷地做噩夢，夢見自己試圖逃出德國，卻在邊境被納粹攔了下來……安娜聽著爸爸在夢中的叫喊，心如刀割，她低聲祈禱上帝說：「求求你，讓我代替爸爸做噩夢吧！」

記得安徒生文學獎獲得者、以色列作家尤里·奧萊夫曾經呼籲，兒童文學作家要幫助和拯救那些「如履薄冰的孩子」，因為，大屠殺曾經是他童年的一部分；另一位應邀為國際兒童圖書節寫過獻辭的斯洛維尼亞作家鮑里斯·諾瓦克則直言，孩子們不僅僅生活在光明裡，同時也生存在陰影里，因此他希望，「作為一個不能再真實的警告，希望成年人不要把他們的童年變成地獄。讓我們都盡自己的一份力，讓孩子們免受苦難！」同樣是安徒生文學獎得主、奧地利作家克里斯蒂娜·涅斯特林格，談到她為兒童們寫作時的一個「精神支柱」就是：「既然他們（孩子們）生長於斯的環境不鼓勵他們建立自己的烏托邦，那我們就挽起他們的手，向他們展示這個世界可以變得如何美好、快樂、正義和人道。這樣可以使孩子們嚮往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這種嚮往會使他們思考應該擺脫什麼、應該創造些什麼以實現他們的嚮往。」

朱迪斯·克爾就是用這樣一本講述黑暗年代卻又充滿了溫暖和光亮的小說，回應和踐行著爸爸的期望。

每一個孩子，都是上天賜予我們的天使、寶貝和奇蹟。我們甚至會驚異地發現，越是在苦難、艱辛、瘋狂和黑暗的年代，在我們的孩子們身上，越具有一種如同芬蘭兒童文學作家托芙·揚森所謂的「非凡的自衛能力」：只有孩子才能將日常事激起的興奮，以及面對怪異而不慌不忙的安全感完美地平衡起來。

你們聽，在那天空中陰雲密布、災難即將來臨的日子裡，孩子們在雪地上玩雪橇時發出的開心的笑聲，是多麼美麗和爽朗！

你們看，當納粹正在到處製造人間地獄的時候，那開放在 5月里的一束束小巧的綠鈴蘭和白鈴蘭，正裝滿了籮筐，出現在街頭巷尾，給焦灼不安的人們送來美麗的希望！

就在這樣的 5月的早晨，小安娜看見，一位老者手中的報紙頭版上正登著一幅希特勒不可一世的講演照片。可是，老者把報紙攔腰一折，「希特勒就不見了」，隨後，他充滿感激地嗅嗅春天的氣息，微微一笑，把嘴裡僅有的一顆門牙露了出來。

「春天的氣息呀！」他說。

5月是橄欖樹返青的季節。嚴寒的冬天裡，橄欖樹的枝枝葉葉化成了泥土，但是，誰又能保證，那些死在納粹的集中營里，已經變成橄欖樹田的肥料的苦難者的骸骨，不在歷史的春天到來的時候，又化作青蔥的橄欖樹葉，來點綴那明媚的德國和歐洲呢？

在《希特勒偷走了粉紅兔》里，希特勒可以說是災難、邪惡、黑暗和魔鬼的代名詞，粉紅兔卻象徵了孩子們的美夢、熱愛、幸福、希望和信念。魔鬼最終真的能偷走孩子們的美夢、熱愛與信念嗎？不會的，永遠不會的！最終，所有的征服者、霸權者、災難製造者，也都將禍及自身。

「祝小安娜生日快樂！」

「祝 1935年快樂！」

聽，在艱苦的年代裡，人們都在舉杯祝願。

是啊，誰能阻擋歷史的腳步、春天的腳步呢？

2014年 12月 12日，東湖梨園

每一篇散文文字，都可能是作家自傳的片段，也是他生命和生活的旅程。徐魯最新散文選《蘆花如雪雁聲寒》收錄他近三年來發表於各大文學報刊以及私家珍藏的五十多篇美文，表達的正是作家的生活和情懷。其間文字表現的美澎湃而有詩意，內容所傳達的真親切而悲憫，是對一切美好事物的珍重，亦是對世道人心的關注，真實、真誠、真切，散發著散文的溫暖與現實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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