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性創新：濃縮中國智慧的創新範式——以中國景泰藍製作技術的發展為例

史技

歷史借鑒，技術前沿，社會與組織變革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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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RCTI_THU）

作者 | 陳紅華、陳勁

4689字 | 9分鐘閱讀

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發展形成的包容性的創新思想，對中國的技術創新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元、清時期，中國南北民族和文化的大融合，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匯聚帶來思想與觀念上的大衝撞，加速了不同文明和技術的匯聚，也促進了技術的不斷改良與創新，並最終助力中國在全世界長時期保持領先的生產力。

隨著20世紀後中國國力的衰弱及西方國力的增強，近年來中國的創新研究都以西方的創新理論為基礎，既導致創新成果因國情、政體的不同而水土不服，又影響了中國原創性創新理論的再發展。

文章在中國新時代創新驅動背景下，梳理中國20世紀前關於創新的思想、理念及方法，並以景泰藍製作技術發展為例，總結中國處於興衰不同時期的技術創新經驗，提煉中國創新思想為基礎的全新創新範式，為中國新時代背景下科技創新實現偉大復興提供中國原創理論支撐。

以下文章為刪減版。原文刊發於《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9年第05期，作者：陳紅花，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訪問學者，贛南師範大學商學院副教授；陳勁，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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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創新思想體系

縱觀中華民族5000年的發展史，關於創新的思想、理念及方法並不缺乏。這些思想和理念熠熠生輝，幾千年來不斷地指導著中華民族的技術創新，使中國在全世界長時期保持著領先的生產力。

第一，居上位者高度重視創新是中國技術創新得以發展的前提。《詩經·大雅》記載：「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即周文王稟受天命後，將其革新的使命昭示天下(周振甫,2016)。湯之《盤銘》刻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亦表明了商君主成湯激勵自己自強不息，創新不已。此後的在上位者也多提倡創新思想，對技術創新作出了較大的貢獻，如宋徽宗時期的汝瓷和明萬曆年間的黃花梨櫃等。在中國大一統體治下，居上位者以身示範向世人們展示革新的姿態，倡導技術創新氛圍，並在資源配置上進行了傾斜，極大地促進了新技術的提高。

第二，包容不爭的創新思想是中國技術創新得以發展的基礎。老子在《道德經》中提到「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窪則盈，敝則新」「江海所以能為百穀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穀王」，以此啟發人們要有虛懷若谷、兼收並蓄的胸懷，像水一樣滋潤、包容萬物，甘願處下以獲得盈滿，去除破舊以獲得更新，才能包容各種不同的事物成為集大成者(陳鼓應,2003)。中華民族包容性思想體現在對外來民族和文化的吸收，不斷容納來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各種要素與資源，不管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只要對我們有利，我們就吸收(季羨林,1999)。

第三，持續實踐的創新理念是中國技術創新得以發展的保證。《荀子》中「道雖學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以及「鍥而不捨，金石可鏤」，來教導人們只有持續不斷地實踐才能檢驗學習到的知識，並取得期望中的結果。孔子在《論語·泰伯》中說「守死善道」，孟子在《孟子·盡心上》中說「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也都表明了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要腳踏實地和堅定持續。朱熹《朱子語類》中「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強調知識與實踐是相互依賴、相互促進的，只有知識和實踐結合才能接近真理。

第四，舉一反三的創新方法是中華民族在創新中保持先進性的手段。孔子在《論語》中「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和「聞一以知十」，倡導人們要努力思考，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同時，孔子認為應「多聞闕疑」和「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以及善於向他人學習，「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並「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不斷反省自己來修正不足，並提高自己的水平和能力，真正做到《中庸》中詮釋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王國軒,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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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藍技術在中國的發展變遷

景泰藍（Cloisonne），亦稱「銅胎掐絲琺琅」「嵌琺琅」。製作景泰藍需用金屬絲掐成圖案花紋，焊在銅質（或陶瓷、玻璃等）胎型上，再把琺琅質地的色釉填充在花紋內，經高溫燒制、磨平、鎏金而成。因在明朝景泰年間盛行，使用琺琅釉多以藍色為主基調，故而得名「景泰藍」(楊伯達,1981)。本文認為在傳入中國前叫掐絲琺琅技術，在傳入中國以後就稱為景泰藍技術。

第一，景泰藍技術在元朝傳入中國。景泰藍製作技術何時傳入中國，在考古界尚無統一說法。經從南宋和元文獻史料和故宮博物院現存景泰藍等推斷，我們認為掐絲琺琅技術是在元朝初年傳入中國，途徑是被蒙古帝國擄掠的西域匠人將掐絲琺琅技術帶入元朝宮廷。元匠人逐步融入纏枝蓮花紋圖等中國傳統元素，但所使用的琺琅釉料仍然由西域工匠調製，顏色較少，質量較差，砂眼較多(李永興,2001)。由於元朝戰爭頻發、工匠「匠籍」受限和景泰藍製作成本高昂等原因，景泰藍技術在元朝時雖已初步形成但發展緩慢。

第二，景泰藍技術在明朝時的發展。明朝時生產景泰藍的宮廷機構「御用監」，燒制出的景泰藍外觀華貴，深得權貴們的喜愛。嘉靖年間，明政府改革匠役制，促進了景泰藍技術的快速傳播。明宣德年間已能自行調製釉料，並掌握了難度較大的鏨胎琺琅技術(李永興,2001)。明景泰年間借鑒了陶瓷釉料調配出了新的藍色釉料，為景泰藍的發展創造了新的境界。此時期的景泰藍在釉料色彩、花紋圖案和款識製作方法等都有改進。隨著明後期國力衰竭，御用監所生產的景泰藍數量銳減，民間景泰藍的製作作坊興起。但民間作坊技藝較差，製作的景泰藍質量粗糙，色澤灰暗。

第三，景泰藍技術在清朝時的發展。清朝鼎盛時製作景泰藍不計成本、工時，景泰藍技術得以快速發展。清康熙時期，創新了由阿拉伯工匠傳入的畫琺琅技術，成功燒制了瓷胎、玻璃胎和紫砂胎琺琅，尤其是溫度極難掌握的玻璃胎琺琅的成功燒制，代表著康熙年間畫琺琅的燒制水平達到了巔峰狀態。至清乾隆時期，景泰藍技術已實現了冶金、繪畫、雕刻等多工藝的融合，掐絲、磨光、鍍金都遠超明代，並解決了「砂眼」技術難題，形成了掐絲琺琅、鏨胎琺琅和畫琺琅技術群，特別是掐絲琺琅技術達到巔峰狀態(李彤彤,2010)。伴隨清朝國勢趨衰，景泰藍的製作開始走下坡路，宮廷琺琅器的燒造呈現質、量齊降局面。

從20世紀起至新中國成立期間近半個世紀，景泰藍技術隨著匠人的飄零漸逝而處於凋零沒落，一息僅存的狀態，直至新中國成立後，經政府對傳統工藝遺產實施緊急保護並鼓勵發揚，景泰藍技術才得以恢復及發展。目前，中國景泰藍製作技術包括8個大步驟共108道工序，景泰藍成為中國名片及世界文物愛好者的收藏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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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景泰藍技術發展的實踐啟示

第一，其發展得益於中國的兼容性創新思想及理念。首先，海納百川的包容思想。中國匠人對傳入的景泰藍工藝不斷改良與創新，逐步融入中國傳統技藝和元素，最終形成融合掐絲琺琅、鏨胎琺琅、畫琺琅三種技術的先進技術群。其次，不斷實踐的創新理念。元時景泰藍釉料需從西域進口，明時已可試製7種釉料，至清時已可調製20多種，這都是反覆實踐和大量試錯的結果。最後，舉一反三的創新方法。景泰藍技術借鑒並糅合了陶瓷、漆器和繪畫等技藝，並集合了雕、鏨、錘等多種技術，製作金胎、陶瓷胎以及玻璃胎畫琺琅器，無一不是舉一反三、觸類旁能方法的應用。

第二，景泰藍技術創新的實現：兼容性創新範式。目前的創新模式研究中，用戶創新、自主創新、集成創新、開放創新、全面創新、包容性創新以及整合性創新，都是基於20世紀後的技術創新規律性的總結與提煉。中國景泰藍技術到20世紀時已有近800年的發展歷史，經歷了數度停滯、高漲、衰落和蟄伏，始終能保持強韌的生命力，歷時之久，耗資之糜，參與人員之廣難以想像，終發展成為中國獨特的景泰藍技術群，不能不說是中國技術創新方面的一個奇蹟。審視景泰藍技術的發展規律以及其內在的創新模式，不難發現景泰藍技術的發展特質與迄今提出的創新範式所包含的內涵都不盡相同。基於此，我們提出中國式的全新的創新範式：兼容性創新範式，並對其概念框架、特徵及影響因素作進一步的分析與探討，以總結及提煉中華民族千年來技術創新的內在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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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性創新的概念、內涵及影響因素

第一，兼容性創新的概念。本文認為兼容性創新是指在大一統的國家體系下，基於包容性思想而容納不同新事物新技術，並對其進行長期的自然帥選、逐步揚棄和改良，最終使此技術融入且超越原有技術的過程。

第二，兼容性創新的內涵。首先，兼容性創新的主體是有專業技術的匠人。景泰藍技術快速地實現「中國化」，得益於中國有大量專業的工匠，他們分布在瓷器業、銅器製造業、紡織業等不同領域，對中國兼容性創新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此外，兼容性創新的人員中還包括來自異域的技術匠人，如為唐朝製作金銀器的玻斯人和突勒人等。正是這些不同技術領域和文化背景的工匠們的碰撞踐行了中國的兼容性創新。其次，兼容性創新的核心是兼容並蓄，即完全容納和自然帥選。完全容納是指儘力吸收、包羅來自各方面的事物。自然帥選是指經過長期的實踐檢驗，「去其糟粕，取其精華」。最後，兼容性創新的過程是匯聚融合。中國五千年的發展歷程和不同民族大融合，有助於技術知識的遷移和不同領域的技術匯聚，從而為實現技術的改良和創新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第三，兼容性創新實現的關鍵影響因素。首先是政局穩定和經濟實力。中國技術發展中，除了為軍事用途而作的發明（如戰國指南針），大多技術都產生或創新於繁榮時期，如唐朝的印刷術和明清景泰藍技術，衰弱於歷朝各代的晚期。究其原因，中國各朝代晚期經濟下行，民不聊生，技術創新缺乏實施的土壤。其次是上位者的偏好與重視。中國曆朝都是大一統體制，居上位者具有聚合各類資源的能力以實現其優先順序的技術發展，如宋徽宗因偏好青色而興盛「汝瓷」、明宣宗喜歡銅爐而製作「宣德爐」和明代宗偏好藍色而調製釉料燒制「景泰藍」等。因此，上位者對某項技術的專註與重視會促進該項技術的快速發展。最後是專利制度。在海納百川的包容思想下，中國人一直在容納和改變。由於沒有專利概念，技術的流動沒有約束，從而促進了技術的傳播及創新。19世紀末，保護髮明專利權和實用新型的國際公約，極大限制了中國工匠們對流入新技術的改良及創新，成為中國技術創新發展的重要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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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發

從技術創新的角度，兼容性創新不是簡單的拿來主義，而是注重跨領域技術的內在融合；不是功利性的短暫行為，而是基於長期實踐留存的並賦予其強大生命力的再創造。相關啟發包括：

第一，中國的創新需要在高位者的高度重視。孔子說「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論語·子張》）。當今中國政治清明，國力強盛，需在上位者高度重視創新，做好技術的戰略安排，規劃好技術發展的優先次序，進行合理的資源調配，循序漸進，方能實現高效率地技術創新。

第二，重新提倡工匠精神，提高專業技術人員的社會地位及物質待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語·衛靈公》），意思是要使工匠們做好工作，一定要先讓他們有鋒利的工具(金良年,2012)，即要為工匠們提供良好的創新氛圍以及各項便利的創新條件。如出台相關政策，鼓勵專業技術人員進行跨領域的技術交流與合作，以縮短技術發展的時間。

第三，降低國內技術交易的成本，鼓勵技術共享。沒有專利制度的約束，中國古代技術創新發展良好。在當今形勢下，中國應一方面順應國際趨同積極遵守國際專利公約，合理引進國外技術及加強保護自身技術。另一方面則應在國內進行政策引導，加大國際專業技術型人才引進，增加技術流入的可能性。同時，促進國內技術的低成本交易和共享，如國家層面的補貼及獎勵，以減少專利制度對中國技術交流及創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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