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遺囑庫白皮書（2018年度）》發布：四成61~70歲老人主動立遺囑

3 月21 日，中華遺囑庫發布《中華遺囑庫白皮書（2018 年度）》。其中顯示，2013~2018 年，立遺囑者平均年齡呈年輕化趨勢，從77.43 歲下降到71.26歲。特別是61~70 歲的低齡老人，立遺囑的意識比高齡老人更強，目前這一比例為40.55%，且有逐年上升的趨勢。專家分析認為，這是人們對於生死觀念的轉變所致。

另外，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逐漸提高，而工作和生活壓力也逐漸加大，一些中青年人會把在這種壓力之下可能帶來的健康甚至生命風險以及財產問題進行綜合考慮，於是早早地立下遺囑。這也是死亡意識開放的表現。

風俗在變，人們越來越不避諱談死亡

中華遺囑庫管委會主任陳凱表示，在人口老齡化速度日益加快的情況下，低齡老人往往在立遺囑方面的觀念更超前。廈門大學社會學副教授戴小力認為，當今的初老人群以及年輕人，由於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受傳統觀念影響越來越小，對於遺囑和死亡問題表現得越來越開放。

對於年輕人立遺囑的現象，有評論提出：「 立遺囑年輕化是一種社會進步。傳統觀念上立遺囑是老年人才會做的事情，而如今呈現出年輕化趨勢。中國人向來忌諱『死』這個字眼，哪怕是同音的『4』都被認為不吉利。中華民族重視家庭和親情，這也讓我們對死亡產生了逃避心態。立遺囑的普遍化和年輕化首先說明了我們不再忌諱死亡。」

也有評論認為：「 從事後糾紛到事前控制，防範意識的提高說明法制觀念的增強。身處高速發展變化的時代，職場競爭的壓力加劇、影響生活和生存環境的不確定因素增多，總是讓人有種『 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個先來』的感覺。為了解決後顧之憂，讓自己辛勤所得在如有萬一的情況下能有一個理想的歸宿，避免日後產生經濟糾紛，從法律程序上做好安排，這也是人們法制觀念增進的表現。」

年紀輕輕就立遺囑的，多為高學歷、高收入人群。江蘇省無錫市錫城公證處公證員高勇介紹了個案例：「我們目前做的遺囑公證中，最年輕的兩個當事人分別是1995年和1997 年出生的，她們都是長期生活在國外，而國內的財產種類比較多，數量也比較大。所以她們提前做好了財產後期處理的公證。」

此前，廣東省佛山公證處2016 年的一項統計顯示，60 歲以下立遺囑者佔比從2015 年的10%增加至13.5%，其中40~50 歲人群的比例從2015 年的4% 增加至4.5%。增加的人中大多是已經有了孩子的70 後「 成功人士」。廣東省公證協會做的一項抽樣調查發現，立遺囑的90 後人群以白領居多。

廣東省公證協會副秘書長周耀英表示：「現在年輕白領一族財產較多。我國4 個一線城市—— 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在這些城市中，不少年輕人起點較高，初入社會就從事高薪行業，也有一些年輕人通過創業積累了一定的財富。」

周耀英說：「然而在財富的背後，是這些年輕精英們要比同齡人付出更多的努力，犧牲更多的休息時間，消耗著自身的精力、健康，甚至生命風險在悄然逼近。一些選擇立遺囑的年輕白領的原生家庭也是中產以上，父母包括自身都擁有較高的學歷，立遺囑的意識比較強。所以他們在綜合了健康和生命風險以及財產現狀之後，會考慮立遺囑。」

廣東省佛山公證處統計指出，70 後「 成功人士」和80 後、90 後白領有個共同的特點：他們應酬多、出差多，特別是選擇飛機出行，認為危險係數大。而且他們中間已經有人出現了癌症或心腦血管方面的慢性病，出於健康和生命風險考慮，選擇立下遺囑以防萬一。

戴小力表示，社會轉型變革期間暴露出的各種矛盾，各種意外事故和疾病發生並被報道，增加了人們的不安全感。加之生活節奏快，工作壓力大，讓更多的人去面對原先不願面對的現實問題。

保健能力有待跟上社會發展步伐

從富裕階層低齡化、法制觀念提升和生死觀念轉變的角度講，立遺囑人群年輕化是社會發展的表現之一。然而發展往往伴隨著矛盾：個人養家糊口的生存需求和工作單位的利益有著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統一關係，對於打工者如此，對於創業者更是如此。為了生存，人們必須或不得不習慣於加班、出差和應酬，形成了「 生活即工作，工作即生活」的局面。為了經濟利益而開源節流的同時卻揮霍著身體健康，這就是矛盾的核心所在。

對於立遺囑者年輕化趨勢，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醫師黃磊表示擔憂：「這是否也反映出經濟和物質生活在進步，而人們的身體素質在退步；風險意識和法制意識在提高，而保健意識和能力卻跟不上趟？至少當今人們的運動量不足是個客觀的事實。」

生存要素至少包括經濟和身體（包括精神）兩方面，顧此失彼或許並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和進步。可喜的是，即便此消彼長，我們也不難發現，人們的體育鍛煉意識在增強，比如辦公區、商務區周邊運動健身產業悄然發展，正從側面反映著這一向好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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