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論不止！張大千究竟有沒有破壞過敦煌壁畫？

文化 08-06

張大千（1890~1983年）與敦煌的情緣最早可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當時還在上海藝專求學的張大千曾在其師李瑞清和曾農髯那裡聽說過敦煌。然而，張大千老師敘述中的敦煌也只是一些有關經卷、寫本、文物和遺書的敦煌，而未談及敦煌的壁畫與彩塑。真正促成張大千敦煌之行的是第一位到達敦煌的畫家李丁隴。

張大千與敦煌壁畫的不解之緣

李丁隴，河南新蔡人。1937年，他為了保護和發揚敦煌藝術，帶領一行13人跋山涉水，前往天寒地凍的不毛之地敦煌。結果到達目的地時只剩下李丁隴孤身一人，其他人不是未能忍受路途疾苦，就是意志不堅，也有在途中不幸被捕的。李丁隴在當地人劉方的陪同下，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奇蹟般地臨摹了一幅高2米，寬15米的《極樂世界圖》。1938年，李丁隴率領十餘人沿玄奘取經路線再次到達敦煌，並最終完成《極樂世界圖》長卷臨摹和100餘幅單幅壁畫臨摹。1938年9月他在西安舉辦了「敦煌石窟藝術展」，獲得極大的成功。

1938年底，張大千輾轉到達成都，在老友嚴谷聲家見到了去過敦煌的嚴的侄兒嚴敬齋和馬文嚴。嚴敬齋和馬文彥聊到了敦煌精美的壁畫和多彩的彩塑，言明敦煌並未被盜一空。這次談話堅定了張大千前往敦煌的決心。

1941年，李丁隴赴成都和重慶再次舉辦展覽，在此期間結識輾轉來大後方的張大千。看過展覽的張大千極為震動對敦煌產生了深深的嚮往。

1941年5月，張大千經過長時間的準備，從成都出發，克服重重困難，最終到達敦煌。當晚，他不顧路途勞頓，挑燈進入石窟參觀。極度興奮的張大千在回到住處後，將原計劃3個月的考察臨摹調整為半年，後來該計劃延長為一年，最終他在敦煌待了三年之久。

張大千曾在其《臨撫敦煌壁畫畫集序》一文中描述了當時的心情:

莫高窟，誠千百年來之靈岩靜域也！大千流連繪事，傾慕平生，古人之跡，其播於人間者，嘗窺見其什九，求所謂六朝隋唐之跡，乃類於尋夢！石室之壁畫，簡籍所不備。往哲所不聞。丹青千壁，遁光不矅，盛衰之理，吁其極矣！今石室所存，上自元魏，下迄西夏，代有繼作，實先跡奧府，繪事之神皋。

張大千筆下的敦煌壁畫

面對如此輝煌壯麗的敦煌壁畫和彩塑，張大千展開了大規模的調查、編號、研究、考證和壁畫臨摹工作。

張大千為臨摹壁畫特地請來三位喇嘛畫師。在這三年時間裡，張大千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臨摹敦煌壁畫中的魏、隋、唐、宋壁畫近300幅。

敦煌洞窟都是坐西面東，只有上午才能靠照進洞來的陽光進行工作。一到下午，洞里一片漆黑，無法臨摹。到了冬天天氣特別冷，許多洞窟沒有窟門，在滴水成冰的日子裡張十千仍堅持工作。他一手提著煤油燈一手拿著畫筆，站在梯子上看一筆，畫一筆，還要上上下下地反覆看，這樣工作不到一小時脖子和手就酸得抬不起來。

張大千從成都帶去的臨摹壁畫用的絹、布和紙，張幅有限，不能臨摹大型壁畫，所以只能把一些絹或者布縫起來拼成大幅，但接縫明顯；帶去的顏料過於鮮亮，難以實現壁畫應有的陳舊感，為解決這些問題，張大千特派他的兒子張心智從塔兒寺請來會畫畫的喇嘛，喇嘛們先縫好畫布，再在上面塗上一層石膏加膠水的混合物，經這樣處理的畫布，畫上去就和古畫的效果十分相近；顏料經過磨製也接近壁畫應有的陳舊色澤。此外，喇嘛們的復筆重色的繪製本領也勝過普通畫家。這樣，張大千在敦煌臨摹壁畫的質量有了提高。

1943年夏天，張大千回到蘭州，8月14日「張大千臨撫敦煌壁畫展覽」在蘭州三青團大禮堂隆重開幕。

當時在西北銷量最大的《西北日報》頭版刊登了《張大千臨撫敦煌壁畫展覽啟事》:

中國繪事，千百年來，六法多門，人物寢絕，宗師不作，一發難維。大千先生近數年間，寄跡敦煌，研治壁畫，黼黻丹青，追風千代，使敦煌石室之名隱而復彰，六朝隋唐之跡晦而復顯。比將歸蜀道出蘭垣，因請出臨摹之作，公開展覽，凡愛好古代藝術者，幸覽觀焉……

在畫展開幕當天，甘肅省各界名流出席畫展。展覽恢宏大氣，色彩斑斕，向人們展示了敦煌精美的壁畫藝術，引起了極大的轟動。

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

關於張大千在敦煌臨摹壁畫的方法問題，許多學者提出質疑，認為張大千曾破壞過敦煌壁畫，採用了貼壁臨摹和剝層臨摹的方法。貼壁臨摹或限於當時條件，但剝層臨摹的事情多有爭議。

張大千在《臨撫敦煌壁畫展覽目次》一文中有這樣的敘述:

莫高窟重遭兵火，宋壁殘缺，甬道兩旁壁畫幾不可辨認。剝落處，見內層隱約尚有畫，因破敗壁，遂復舊觀，畫雖已殘損，而敷彩行筆，精英未失，因知為盛唐名手也。東壁左，宋畫殘缺處，內層有唐咸通七年（866年）題字，猶是第二層，兼可得知，自咸通至宋，已兩次重修。

爭議大討論

正方

張大千在敦煌臨摹壁畫的時候，西北史地考察團也來到敦煌，歷史組負責人向達看到張大千的臨摹方式後，致信傅斯年：

「張大千……臨摹工作，任意勾勒原畫，以便描摹，損壞畫面，毫不顧惜。且以洞窟作為卧室，鎮日關鎖，遊人裹足。尤其令人憤慨者，為擅自剝離壁畫。張氏崇拜北魏、隋、唐，遂以為宋以下無一可取，凡屬北魏、隋、唐原開而經宋元重修者，輒大刀闊斧，將宋元壁畫砍去，以求發見隋、唐作品年號、題識……」

稍後以化名「方回」發表《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一文，寄到重慶，由傅斯年在文前編加案語，自12月27日開始在重慶《大公報》連載三天。

「千佛洞各窟往往有原是北魏隋唐所開，而經五代西夏以至宋元人重修的。第一層畫面偶爾剝落，便可看出下面還有一層或者兩層的痕迹。一位偏好北魏隋唐以至於五代的藝術家，便大發其歷史癖，大刀闊斧的把上層砍去，露出底下一層來供他們欣賞。……剝離壁畫，在技術上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在技術問題沒有得到滿意的解決以前，個人的意見，以為還是不要輕易去動手剝離的好……至於描畫時之不可任意將原畫加以勾勒，不可將桌梯之類靠在壁畫上，以免損壞畫面，那是學畫的人頂起碼的戒條和道德……」

1943年4月，張大千接到一封甘肅省政府主席谷正倫從蘭州給敦煌縣長陳儒學發來的電報。電文原文：

「張君大千，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頗有煩言。飭敦煌縣長陳，對於壁畫，毋稍污損，免滋誤會。」

關於這一問題，同在敦煌的王子云態度不同，他只對張大千臨摹壁畫的方法不同提出了意見:

對於敦煌壁畫的摹繪方法，我們與同往的張大千有所不同，我們的目的是為了保存原有面目，按照原畫現有的色彩忠實地摹繪下來。而張大千則不是保存現有面目，是「恢復」壁畫原有面目。他從青海塔爾寺雇來的三位喇嘛畫師，運用塔爾寺藏教壁畫的畫法和色彩，把千佛洞因年久褪色的壁畫加以恢復原貌。

但是否是原貌，還要深入研究，只令人感到紅紅綠綠，十分刺目，好像看到新修的寺廟那樣，顯得有些「匠氣」和火氣。

反方

1949年3月，甘肅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七次會議召開，在總結上年議案執行情況時，報告稱：

「省府函復：查此案先後呈奉教育部及函准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電復：張大千在千佛洞並無毀損壁畫情事。」

80年代初，文物工作者石湍(劉忠貴)發表了題為《張大幹並未破壞敦煌壁畫》的文章，說:

「我在敦煌莫高窟工作過10多年，據我親眼所見，張大千先生不僅沒有破壞過敦煌壁畫，相反對恢復和整理敦煌壁畫藝術做出了不可否認的貢獻。」

四川張大千紀念館終身高級顧問李永翹發表長篇調查報告，據當時的目擊者、後去了台灣的原敦煌縣國大代表竇景椿敘述：

「我隨於右任老由蘭州前往敦煌，……隨行者有地方人士，縣府接待服勤人員及駐軍師長馬呈祥等人。……從上面壞壁的縫隙中隱約可見裡層畫像的衣履,似為唐代供養畫像。大千先生向於老作了解釋,於老點頭稱讚說: `噢,這很名貴。"但並未表示一定要拉開壞壁一觀。當時縣府的隨行人員為使大家能儘可能看到底層畫像的究竟,手拉著上層張開欲裂的壞壁,不慎用力過猛,撕碎脫落,實則亦年久腐蝕之故。」

「適有外來的遊客,欲求大千之畫未得,遂向蘭州某報通訊,指稱大千先生有任意剝落壁畫,挖掘文物之嫌。一時人言嘖嘖,是非莫辯……」

張大千

張大千本人在上世紀80年代在台灣對記者說：

（由於）白彥虎之亂的損傷，加上白俄爐灶的煙熏，使壁畫破壞剝落。當時于右任先生路過敦煌去看我，有騎兵第五師師長馬呈祥相隨，見壁畫破落處下層知有前代畫跡，我就對於先生說：下層必然有畫。馬師長乃令其部下以石擊落上層燒毀的壁畫，赫然發現……

風波再起

2000年，隨著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誕生一百周年紀念活動之熱，新民晚報記者楊展業著文《張大千在莫高窟留下的問題——揭開敦煌寶庫一歷史謎團》，後被人民日報海外版摘選，引起海內外極大反響。一時之間，國內外的無數報刊、網路等新聞傳媒曾紛紛轉載或摘載此文。

「敦煌研究院陳列中心執行館長羅慶華在回答記者詢問時指出，張大千剝損的壁畫總共約有30餘處」

記者向羅華慶館長諮詢了兩個問題：

第一，如何證明這些壁畫的剝損是張大千所為，而不是別人呢？羅華慶回答，張大千在敦煌期間，僱用了幾名當地的喇嘛和農民為他打雜，而這些人親眼目睹了他剝損莫高窟壁畫的行為。

第二，張大千這樣做，算不算也是一種考古性質的舉動呢？羅華慶予以斷然否定。他說，考古的目的是為了保護文物。如果有必要對敦煌早期壁畫進行剝出，應該有相應的技術完整保存剝下的後期壁畫，但凡是被張大千剝掉的壁畫，都成了廢土，從此就毀滅了。

看到這樣的文章，張大千的兒子張心智非常「震驚和氣憤」，於2000年投書《中國文物報》，聲稱「這絕不是學術問題，而是大是大非問題」。

「我曾隨先父赴敦煌臨摹壁畫……在此期間自始至終從未見父親作過任何破壞壁畫的事。關於剝損兩面壁畫一事，也不是父親所為。……父親陪同於右任先生及地方人士約20餘人，……此時有隨行人員上前手拉著上面欲裂的壞壁想讓大家看清下面的壁畫，不料稍一用勁，壞壁隨之破碎脫落。當時父親雖然在場，但既未動口，更未動手，何罪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