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歐洲的崛起，奧斯曼帝國的蘇丹們都採取了哪些自救措施？
土耳其人原本是生活在中亞的一個突厥小部族，後來他們在奧斯曼一世的率領下，橫掃小亞細亞和巴爾幹半島，攻滅東羅馬帝國後定都君士坦丁堡（即現在的伊斯坦布爾），經過16至17世紀的軍事擴張，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的疆域曾經橫跨歐亞非三大洲，是唯一能威脅到歐洲基督教國家的伊斯蘭勢力。不過隨著歐洲國家相繼進入工業革命，拓展海外殖民，奧斯曼帝國的權勢日漸衰微。蘇萊曼一世去世後，他的後繼者們墨守成規，維護傳統次序，使得社會發展進入長期的停滯狀態。到了19世紀初，來自歐洲的威脅已經讓伊斯坦布爾的蘇丹開始坐立不安。於是從塞利姆三世開始，帝國的統治者們逐漸實行改革，企圖挽救岌岌可危的專制統治。
法國式的軍事體制改革
當時，奧斯曼帝國在歐洲的主要敵人是奧地利與沙皇俄國，政治上有句話叫做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作為俄奧兩國在歐洲大陸的主要競爭對手，法國一直以來都是奧斯曼帝國的「好朋友」，法蘭西的文化曾經讓奧斯曼的統治者心嚮往之。塞利姆三世在即位之前經常與法國國王路易十六有書信來往，他非常認可法國的君主專制，將路易十六視作是君主的典範。因此他在成為蘇丹以後立馬效仿法國的軍事制度，裁撤了跟不上時代發展的封邑制騎兵與老近衛軍，徵召了許多來自安納托利亞的青年，組建了一支新軍，人數從開始的600人擴充到30000人，以應對俄土戰爭的需要。在軍隊的管理上，他拋棄了奧斯曼軍隊的傳統，聘請法國軍官來指導訓練，採用西方戰術，士兵們統一身穿歐式軍裝，並配備西歐的軍事裝備。這支精銳之師分別駐紮在安納托利亞和首都伊斯坦布爾。
限制大維齊爾的權力，打擊包稅商
除了應對戰爭所需的軍事體制改革外，塞利姆三世還在政治經濟方面進行了整頓。他組建了御前會議，擴大了議員的權力，以節制大維齊爾的勢力；還縮短了地方行省長官的任期，防止他們大權獨攬，尾大不掉，對抗中央政府。而他在經濟方面實行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縮小了包稅制的範圍，從包稅商手中沒收了400處封邑，增加了國庫收入，也沉重的削減了舊貴族的利益。
這裡我簡單說明下什麼是包稅制。它原本是蘇丹為了更為便捷的向納稅人收取現金而實行的一種稅收制度。它規定奧斯曼蘇丹並不參與土地賦稅的直接管理，而是採取不同形式的租約和轉讓方式給包稅商，由他們包征包解，成為政府與納稅人之間的紐帶。起初包稅商僅僅充當一個徵稅人的角色，而且以3年為期限。後來隨著蘇丹的權勢受到挑戰，包稅商的職業逐漸變成世襲制，農民們從原先依附於國家轉變為依附包稅商，使得中央政府逐漸失去了對行省的控制權，開始動搖帝國的統治基礎。
奧斯曼帝國的「彼得大帝」
由於塞利姆三世的新政損害了舊貴族們的利益，引發了保守勢力的激烈反抗。1808年，他們擁立穆斯塔法四世為蘇丹，並派人暗殺了塞利姆三世，解散了新軍，重建老近衛軍團。這一年7月多瑙河地區的貴族拉克塔爾·穆斯塔法帕夏率軍攻佔了伊斯坦布爾，廢黜了篡位的穆斯塔法四世，扶持馬哈茂德二世成為蘇丹。
馬哈茂德二世被稱為奧斯曼帝國的「彼得大帝」，他的改革的範圍之廣，力度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他恢復了塞利姆三世時期的新政法令，重新組織了被保守勢力解散的新軍，轉而採用軍國主義化的普魯士模式來訓練軍隊，在他主政後期，新軍的規模已經遠超塞利姆三世時期，達到了6.5萬人。
馬哈茂德二世還將自己的改革之路延伸至教育體系內，他在保留原有的伊斯蘭教育制度的基礎上，大力推行世俗教育並且採用西式教育模式，進而在國內形成了二元制教育體制並立的局面。他派遣留學生前往西歐各國學習先進的軍事思想與技術，旨在為帝國培養優秀的軍官。
馬哈茂德二世在位期間最大膽最激進的一項措施就是開闢了奧斯曼帝國統治世俗化的先河。1826年，他任命伊斯坦布爾的大穆夫提（伊斯蘭教教法的說明官）作為歐萊瑪（指精通古蘭經注學、聖訓學、教義學、教法學，並有系統的宗教知識的學者們）的最高宗教首領。同時又命令瓦克夫事務部（管理宗教公產的行政部門）接管宗教地產，國家按時對歐萊瑪發放俸祿。這種明升暗降的調整等於實際上剝奪了歐萊瑪的經濟自主權，將其納入到世俗化的國家行政體系中。
來源於西方憲政思想的花廳御詔
馬哈茂德二世於1839年6月去世，繼承他事業的是他的兒子阿卜杜勒·邁吉德一世。他登基之初正值默罕默德·阿里在埃及的勢力迅速膨脹之時，開羅與伊斯坦布爾之間逐漸形成了水火不容的態勢。為此大維齊爾穆斯塔法·雷什德帕夏以邁吉德一世的名義在托普卡帕宮外的玫瑰花園廣場發布了史稱「花廳御詔」的敕令。這項敕令的內容主要是圍繞確立蘇丹的絕對權威來展開的。敕令強調蘇丹的生命、財產和榮譽是絕對不可侵犯的；要廢除包稅制，由中央實行直接徵稅；突破了宗教的束縛，將宗教權力納入到世俗權力的控制範圍內，無論你信仰什麼宗教都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權力等。可以說這條敕令帶有一些自由平等的西方憲政思想，有著明顯的討好西方列強的味道，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國內激烈的社會矛盾，爭取西方列強的支持以遏制默罕默德·阿里在埃及的進一步擴張。
坦澤馬特時代的全面改革
花廳御詔的頒布標誌著奧斯曼帝國進入坦澤馬特時代。儘管按照傳統的伊斯蘭教理論，沙里亞（阿拉伯語音譯，指伊斯蘭教法律）依然有著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宗教人士也一直在否認世俗的立法權。但在邁吉德一世的強勢改革下，宗教法依然被縮小到了一個相對比較小的範圍內。這位蘇丹在政府機構的改組方面幾乎全盤接受了西歐模式，這也被歷史學家們認為是強化奧斯曼帝國中央集權的時代。
司法權從行政權中獨立出來
邁吉德一世深受分權制衡理論的影響，因此他在國務會議的基礎上增設了司法會議，讓司法權從行政權中獨立出來。同時設立地方議會，由地方官員、歐萊瑪、穆斯林的民眾和非穆斯林的民眾組成，對地方行政長官彙報工作，負責討論農業生產、公共設施建設、商業貿易以及處理民眾的訴求。1864年，奧斯曼帝國還借鑒了法國行政區劃制度，將全國分為27個行省，下面設州縣鄉村各級政府，行省總督由蘇丹直接任命。
建立現代化的司法原則
在法律原則的制定方面，邁吉德一世史無前例的引進了人文主義思想的法律精神，在1840年頒布的《刑法》中首次規定了所有臣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1850年，帝國引入了法國商法典，13年後又制定了《海上貿易法》，與西歐各國建立穩定的貿易關係，後來甚至放開了土地政策，允許外國人在帝國境內擁有地產。此外奧斯曼帝國在稅收方面也廢除了原先向非穆斯林民眾單獨徵收的人丁稅。在商業法庭、刑事法庭和上訴法庭中均允許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法官共同組成審判團。
建立現代化的教育體制
一個國家的興衰在很大程度反應在教育體制的優劣上。邁吉德一世在1847年建立公共學校部，開啟了奧斯曼帝國教育體制現代化的進程。1869年，他們再次借鑒了法國的教育模式並制定了《公共教育法》，該法規定所有12周歲以下的兒童都必須接受世俗教育。分為四年制初級學校，三年制中等學校和省城設立的高等學校。初級學校開設宗教、歷史、語言、地理和算術等課程；中級中學開設經濟、邏輯、地理、歷史、物理、化學、繪圖等課程；而高級學校的課程則包括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外語、國際法及人文科學等。到了1895年，奧斯曼帝國共有初級學校學生89萬人，中等學校學生3.5萬人，高等學校學生5000人，軍事學校學生1.7萬人，大幅度提高了教育的普及率。
農業稅收改革措施
坦澤馬特時代的改革措施還波及稅收和農業方面，早在1839年頒布的花廳御詔中，邁吉德一世就廢除了影響中央財政狀況的包稅制，此舉旨在縮小免稅範圍，增加國庫的收入。1858年國家又頒布新的土地法，賦予了老百姓對於土地的所有權，確定農民對其所租種的土地擁有交易權，並將土地劃分為國有土地、私人地產、宗教地產、公共土地和荒地五大類。將原來繁瑣複雜的各類稅目統一成稅率為10%的什一稅。這些舉措不僅為農民們解除了宗教的枷鎖，還大大提升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
待遇優厚的移民政策
為了刺激經濟的發展與人口的提升，奧斯曼當局還於1857年出台了優厚的移民法來鼓勵外國人定居本國。他們向來自境外的移民分配土地，並根據各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給予差異化的優惠措施，比如定居在魯梅利亞的移民可以免除6年土地稅，而定居在安納托利亞的移民則可以免除12年的土地稅，但移民並不是只有權力沒有義務，他們必須保證土地處於耕作的狀態，且20年之內不得出售或離開所分配的土地。
一家之言
19世紀上半葉，西歐在文化科學上的狂飆突進對以農本社會為基礎的奧斯曼帝國形成了巨大的威脅。西方國家的現代化軍隊使得土耳其人被迫採用轉攻為守的軍事策略，而遠洋貿易的擴張則導致地處歐亞非核心地帶的奧斯曼帝國在經濟結構上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更為重要的是人文主義與憲政思想的廣泛傳播使得人心思動，原來看似堅不可破的政教合一的統治模式開始出現了裂痕。
值此變革之際，塞利姆三世、馬哈茂德二世以及邁吉德一世等立志富國強軍的蘇丹積極學習西方政治模式、法律制度和軍事思想，企圖重現奧斯曼帝國往日的光輝。儘管這些新政在某些地區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緩和了社會矛盾。但究其本質而言，它們依然是強化奧斯曼帝國中央集權，維護蘇丹專制統治的政治工具。這種不徹底的改革所形成的效果只不過是迴光返照而已。隨著各國民族意識的覺醒，原先受到奧斯曼統治者壓迫的人們紛紛投身於爭取民族自由的解放運動中。1804年塞爾維亞人率先掀起了民族解放運動的浪潮，1829年奧斯曼當局被迫承認希臘獨立，到了19世紀60至70年代，羅馬尼亞、波斯尼亞、保加利亞、門德內哥羅以及之前獲得部分自治權的塞爾維亞相繼擺脫了土耳其人的統治成功獨立，這無疑是為曾經盛極一時的奧斯曼帝國及其專制統治敲響了覆滅的警鐘。
參考文獻：
《奧斯曼帝國六百年：土耳其帝國的興衰》
《世界帝國史話：奧斯曼帝國》
《奧斯曼帝國通史》
《文明的十字路口：奧斯曼帝國的興衰》
文：蘭台令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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