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赦，為什麼明朝最吝嗇？

大赦與特赦，歷史上早有先例。

周朝設「司刺」之官，其職能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其中的「三赦」，明確為「赦幼弱，赦老旄，赦蠢愚」，就是對小孩子、70歲以上的老年人以及智力有缺陷者犯罪予以赦免，不進行處罰。由此可看出周皇室用刑之寬和人性尺度，其大赦已經有了一定的法治雛形。

繼之而下的秦二世，奉行暴力政治，雖在胡亥執政時赦免了20萬驪山刑徒，但也是迫於形勢所壓，並非出於寬簡用刑的本心。

漢朝統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訓，大赦、特赦、減贖三類赦免並用不息。其中，高祖朝赦免9次、武帝朝赦免18次、東漢光武朝赦免19次。到了政局動蕩的東漢末年，赦令幾乎是一年一次甚至一年數次。

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大赦頻密，甚至到了泛濫的地步。東晉期間頒布的83次赦令，可能是目前可考的大赦之最。

比及隋以前的各種赦免，唐朝的赦免制度則已經有了成熟的法治精神。《唐律疏議》對責任年齡及能力問題、不得赦免等問題，已經有了詳細的法律條文，成為赦免制度最成熟和最健全的歷史時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唐太宗在貞觀四年、貞觀九年兩次下詔大赦天下，赦令中都特別申明：官吏枉法受財者不在赦免之列。之後唐宋諸朝歷代赦令，亦都強調這一規定。

和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濫赦效果不一樣，宋朝也濫赦，但宋的濫赦對啟發社會善性作用積極，宋朝皇帝的開明和用刑的寬簡柔性，使皇權的穩定和頻密的大赦達到了高度的協調統一。最高3年的徒刑，使社會底層的刑事案件並未爆發，反使底層感戴、行事溫和。即使偶有作惡殺人如《水滸傳》中的梁山好漢者，也是選擇出去避風頭，然後老老實實地等天下大赦。

受耶律楚材的影響，元帝後來同意以辦佛教儀式的名義釋放重囚。但這樣的赦免，也因為法律的不夠謹嚴、條件的過於寬鬆、有人從中包庇弄權舞弊而漸變為姑息養奸的代名詞，被赦免的僧徒重囚竟有「上午出獄，晚上殺人」的現象。

朱元璋立明後，嚴厲推行「重典治亂世」原則，並明確告誡後代子孫，必須對官民犯罪行為給予嚴厲打擊，因此，明朝統治200多年內，很少實行赦免，大約是平均5年多才來一次大赦。不過也有例外，公元1385年，朱元璋震怒於因郭桓案對明朝政權的影響，一怒之下處死了牽連此案的數萬人，由此導致舉國大怨，不得已，朱元璋才下詔大赦天下。其後的胡惟庸、藍玉兩案也輾轉牽連了不少人，朱元璋又特地下詔大赦。

清朝統治時期，大赦非常少，據統計，平均14年多才會大赦一次，其法條更加完備、大赦方式也有變化，不是把罪犯的罪行全部赦免，而是給予普遍的減刑。

新帝登基、冊封皇后皇子、皇室大喪、改年號和尊號，是古代大赦的幾個主要理由，大赦可以「免刑免罪」雙免，它們無一例外地烙上了皇室的威權和恩義，是皇帝或者皇室的個體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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