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是可憐之人，但也有可恨之處，大明在他手上滅亡絕非偶然

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明熹宗病死於乾清宮，年23歲。臨終前他還囑咐大臣們說魏忠賢「忠心耿耿，可以託付大事」。遺詔以皇五弟朱由檢嗣位，改明年為崇禎元年。

崇禎帝17歲登基，年輕氣盛，很想有一番作為。剛即位的確燒了「三把火」：第一，除掉了專權亂政的魏忠賢及其黨羽，為受害的官員平反；第二，起用幹練人才參與機務；第三，勤於政事，提高效率，不時召集廷臣議政。政局在短期內出現了一度好轉，這也給世人帶來希望。

因為崇禎帝的這些作為，遠勝於他的乃祖乃父乃兄，時人及後人有的便覺得明朝不該亡在他的手裡，或對他成為亡國之君，不得善終，深為惋惜。

然而，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全面和深入地研究一下歷史事實，完全可以得出符合實際的結論：明朝在崇禎帝時滅亡，絕非偶然，它也有無可辯駁的根據，及崇禎帝個人存在著致命的弱點和決策上的失誤。

關於崇禎帝，向來向來流傳一個說法，謂明之亡，與皇帝無關，「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崇禎自縊前仍堅持「皆諸臣之誤朕」，他將所有的責任都推給了臣下，使他的「自聖」達於極點。顯然，這些說法都是站不住腳的。

崇禎帝的失誤主要有兩點，一是對後金爭戰中，表現出對大臣、將領的不信任；二是在對待農民起義時認識不足。

先來說後金方面。崇禎二年（1629年）冬天，皇太極率八旗兵取道蒙古，由喜峰口入關，直抵北京城下，袁崇煥、祖大壽從山海關馳援。皇太極施反間計，謂與袁崇煥有密約，故意泄露給俘虜的明朝太監，借崇禎帝之手除掉了勁敵袁崇煥。

這件事暴露出了崇禎帝的輕信和寡謀，急躁與無知。試想一下，像袁崇煥這樣的高級將領怎能無緣無故地倒向被他打敗的對手，皇太極又何必千里迢迢繞道入關，如此高度機密如何讓一個被俘的太監偷聽而又能從容地回宮中報信。

崇禎帝此舉無疑是自毀長城，後來《明史》評論此事說：「自袁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由於袁崇煥在獄中寫信給遼東總兵祖大壽等部下，靠他個人威望說服關外明軍忠於明朝，才穩住了寧、錦戰線，推遲了清兵入關的時間。

再來看看崇禎帝在農民起義中的失誤。明末的農民起義，完全是以明朝為代表的封建統治階級對廣大人民實行殘酷剝削引起的。起義初起時，參加者主要是沒有飯吃不造反就得餓死的饑民，誠如御史王道直所說：「盜起於飢」。他建議崇禎帝多發軍餉銀買米，賑濟饑民以收拾人心，解散賊黨。

那時的崇禎只要稍肯讓步，拿出幾十萬銀兩買米賑濟饑民，平息起義誠屬易事。然而這個建議被他拒絕了。他自恃官軍兵多糧足，堅決與人民為敵，採取剿殺政策，但事與願違，農民軍越剿越多。

崇禎帝不肯花幾十萬兩銀子賑濟災民，而寧願向人民派加剿餉330餘萬，練餉730餘萬，加上遼餉900萬，合計為2000餘萬。毫無疑問，是崇禎帝本人把廣大農民逼上了鋌而走險的道路。所以儘管農民軍幾次陷入低潮，但都轉危為安，越戰越強。

崇禎十三年（1640年）秋，李自成接受李岩的建議，提出「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的口號，以取消三餉加派動員群眾，其勢不可擋。第二年，李自成攻下洛陽以後，取得戰略優勢，明王朝陷入被動挨打的局面。

陷入困境之後，崇禎帝又感慨滿朝無可用之人，而事實並非如此。應當指出，明末時不是絕對沒有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有識之士。有肯定是有的，關鍵是沒有形成足夠影響社會進程的勢力或集團。例如，徐光啟就是這種類型的一位傑出人物。

眾所周知，徐光啟是一個熱愛祖國的科學家。明末的社會危機喚起了他的愛國激情，一方面開動腦筋從事科學研究，另一方面也花費很大的精力關心國家大事。在他愛國主義思想中，富國強兵是兩個重要的治國政策，但同時又是統一的。

他強調，為了讓邊疆上的國防鞏固，必須使全國人民得以進一步發展農業、手工業。他提出：「富國必以本業，強國必以正兵。」在分析總結了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薩爾滸大戰中明軍失敗的原因時指出：除了戰略上的錯誤外，就是明朝軍備的腐朽。從敵我力量對比看，要打敗敵人，必須練就一支「得勝兵」，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徐光啟提出富國強兵的主張，並積極身體力行，付諸實踐，但在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和清朝的衝擊之下，基本上化為泡影。

儘管明朝滅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作為最高統治者崇禎帝是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絕不是像某些人所說的崇禎非亡國之君，而諸臣皆亡國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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