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職權來看曹魏侍中的重要性

曹魏時期的侍中，入主權力中樞，是隋唐門下省長官侍中權重之始。公元196年，曹操：

「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太祖大將軍，進彧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彧籌焉——《三國志》」

荀彧以侍中守尚書令的職位，既要接近漢獻帝，完成曹操控制漢室的使命，又為曹操謀劃軍國大事，處理日常事務，使曹操征戰時而無後顧之憂。荀彧以個人突出的才能使得侍中的重要性得以充分發揮。

在諸侯混戰的格局下，作為君主的謀士，侍中離君王很近，為其出謀劃策，逐漸成為曹魏官制中必須保留並加強重要性的職位。比如，有一次孫權上書稱臣，勸進曹操。侍中陳群就上奏說：「臣愚以為虞、夏不以謙辭，殷、商不吝誅放，畏天知命，無所與讓也」。所以，在漢魏交替之際，侍中有特殊的地位與作用。

魏國剛建立時：

「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王璨、杜襲、衛覬、和洽為侍中——《三國志》」

侍中是魏國初建時的顯要官職，構成了君權實現方式的關鍵環節。曹魏一朝，尚書令為首的尚書台逐漸外朝化，侍中、中書監、令一道卻逐漸成為中樞決策的重要職位。

一、輔佐君王決策

古代君主在對軍國大事採取行動前有一個決策流程，儘管決策結果最後由君王拍板，但交流信息、出謀劃策必須有個過程，這就是封建君王的決策流程。在這個過程中，君王經常會選擇一些既能參與機要，又沒有直接的軍政實權，並為其謀劃的人物。

曹魏時，侍中始終扮演著為君王謀劃的角色。曹丕代漢後：

「帝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侍側，因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乎？今者渡江……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沉吟，未便從命也——《三國志》」

當曹丕對局勢猶豫不決時，侍中董昭進言為之分析時局，幫他出主意。

侍中的輔佐帶有積極主動性，一是因為侍中常常陪伴君主，與之關係良好；二是因為侍中的本職工作中就有當面提建議的責任。因此，曹魏君臣討論百官職責與許可權時，杜恕上奏稱：

「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群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暗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

如果說輔助君主決策還僅為侍中權力行使的被動行為，那參與政務就是其積極主動的一面，這種職能建構從曹魏立國之初就已經確立。主要指侍中除了接受君主的詢問外，還要主動參與朝廷政務，主動對君主表達對時局的看法。具體表現為侍中不但有上疏權，還有奏議權。

曹魏政治中的奏議指部分官吏有資格主動參與朝廷軍國大事的討論。歷史記載，曹丕稱帝前夕，百官紛紛上疏勸進，在這中間，侍中辛毗、劉廙、劉曄等都是通過奏議上達天聽。曹魏的百官，擁有奏議權的不多，而擁有奏議權的侍中自然就成了皇帝的心腹和依靠力量。

「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漢晉春秋》」

由此可見，侍中已經成了君王危難之際所能仰仗的最後一支力量。

二、制定規章制度

《三國志》記載：

「魏國既建，拜侍中。博聞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恆典之。」

從漢朝末年，到魏國建立，維繫封建王朝的禮儀規章制度遭到戰爭的破壞。同時，曹家從過去名義上的漢臣到自己封王建國，禮儀規章制度需要與時俱進地修訂與建設。既能參與機要事務，又屬於君王心腹重臣的侍中，理所當然地肩負起重建封建禮儀制度的重任。

當時，漢獻帝在名義上雖是天子，但實際上只是魏王手裡的玩偶。魏王在形式上還是要對漢獻帝行君臣之禮，而朝廷百官既要對漢獻帝行「走過場式」的君臣之禮，又要對魏王行實際上的君臣之禮。

侍中完成了在複雜條件下各種社會禮儀制度的重建工作，也正是由於這些制度的知道作用，曹丕才順利地完成代漢程序。侍中王粲、衛凱等人的努力，才使得曹魏的禮儀制度得以確立並走上正軌。

曹魏代漢之後，侍中有承擔起適應形勢需求不斷地修訂、完善、捍衛制度的責任。侍中會經常與君主一起討論歷朝歷代制度的優劣，進而議論曹魏的禮儀制度，並加以損益增減。

如果大臣有作姦犯科的行為，侍中也有權提出批評建議。曹芳當皇帝時，王璩擔任侍中：

「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和，多切實要，世共傳之。」

對於曹爽這種凌駕於君主之上的權臣，侍中也敢於譏諷，足見朝廷賦予侍中針砭違法行為、維護舊有制度的職權。

三、出納君王命令

除了中書監、令等專任官職外，曹魏侍中也擔負著出納君王命令的職責。曹髦當皇帝時，「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俗，勞士民，察冤枉失職者」。眾多侍中被授權，代表皇帝到地方查看風俗民情，監督郡縣官吏，成為皇帝的欽差大臣。

「高平陵事變」後，司馬家已經是曹魏政權的實際掌控人，侍中出納皇帝命令的的許可權依舊，「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爽，使早自歸罪」。

侍中離皇帝近，佔據中樞，因君權隨意性的特點，決定了皇帝在行使君權時，往往難以完全遵循既有的制度。按照慣例，皇帝指揮身邊的親信行使不在職責範圍內的權利，因此經常會讓侍中享有出納王令之權，顯示出侍中職位的重要性。

四、侍中加官職增多

曹魏官吏中以侍中家官者有65人之多。曹魏時期，正值三國鼎立的對抗階段，皇帝經常親臨戰場，或在朝廷之處理軍國大事，這就需要身邊有眾多的親信大臣陪同，並為之出謀劃策。為適應這一形勢的需要，曹魏實行了東漢以來的官職設置慣例，重要的文臣武將加官侍中，即可陪伴皇帝左右。

於是，曹魏官制中大量出現以侍中為加官制。中書令、監的權力很大，掌握機要，但任然需要加侍中，才能常伴皇帝左右。如曹芳時的侍中中書令孫資、侍中中書監劉放，兩人經常出納王命，是曹魏時著名的大臣。如果不加侍中就不能常伴皇帝左右，或者即便見到皇帝，其權力也受限。

因此，曹魏的許多重臣，儘管權傾朝野，仍要加官侍中。如曹叡臨終前曾拜曹爽大將軍、假節鉞，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可謂獨掌朝綱，但曹芳繼位後，仍要「加爽侍中」，從此便可以常伴帝王，出入宮廷。

曹魏時，尚書省已經發展為獨立的行政機構，尚書省官員想常伴皇帝身邊，也需要加官侍中，形成了曹魏所獨有的侍中尚書僕射、侍中尚書令等官職。此外，還有侍中尚書中領軍、侍中廷尉等。以大量侍中加官，是特殊背景下曹魏官制中的一種獨特現象。

參考文獻：《三國志》《三國制度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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