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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老派文人那裡,有中國人最好的樣子

港台老派文人那裡,有中國人最好的樣子

人間好多事呀,好就好在這個恰好還在。

01

19年前,也就是2000年,李安的電影《卧虎藏龍》上映。

在第73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上,《卧虎藏龍》獲得包括最佳外語片、最佳藝術指導、最佳攝影、最佳原創配樂四大獎項,成為歷史上第一部獲奧斯卡獎的華語電影。

這部電影古韻悠長,讓全球看到了過去中國人的樣子。在李安構思下,我們再次看到了昔日中國人身上那種飄逸,精緻,俠氣和內心原則。

李安曾說:

我一輩子都是外人,在台灣是外省人,到美國是外國人,回大陸做台胞,反而在電影的想像世界裡,覓得安身之地。

後來的十年里,大陸這邊,張藝謀拍了《英雄》、《十面埋伏》,馮小剛拍了《夜宴》,陳凱歌拍了《無極》,姜文拍了《讓子彈飛》。他們拍的都是過去的中國人,都拍走樣了。

電影里的人儘管穿著古裝、長衫,用過去的長劍、酒杯,男人騎著駿馬、女人塗胭脂,但他們的臉上,眼神里,完全看不到過去中國人的精氣神。

大陸的導演拍不出中國人的樣子,反倒是李安這樣常年寄居在海外的華人,拍出了那個由竹林,湖水,內心節制構成的中國。

過去的中國,經歷了幾十年的文化斷層,八十年代全民知識重構,過去中國人的樣子分崩離析。而那些漂泊海外的華人,陰差陽錯地躲過了文化斷層的衝擊,意外續上中國人的文脈。

十幾年前,中國開始探討,究竟什麼是中國人的樣子?

最後人們發現,過去中國人的樣子,就像《卧虎藏龍》里的李慕白、俞秀蓮:

溫良恭儉,重道義,知廉恥,既有野蠻生長的活力,又有學養護身的雅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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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虎藏龍》俞秀蓮、李慕白

02

中國人自古有武俠情懷,迷的不是裡頭的打打殺殺,而是中國人有分寸,有神采,有氣象的樣子。但從六十年代開始,由於歷史原因,人們對過去中國人樣子的嚮往,只能去海外華人身上找。

過去三十多年裡,中國文人無比迷戀西來的文化,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拉美的馬爾克斯,德國的尼采,奧地利的弗洛伊德,美國的福克納、海明威,法國的加繆、盧梭。而自漢唐至明清,自司馬遷到張岱、蒲松齡、曹雪芹他們骨子所流淌的傳統,被忽略和遺忘。

在當代的文人里,典型代表的70後許知遠。他畢業於北大,二十郎當歲就出了第一本書,成為作家。接下來他又開書店,做記者,給中國最有名的報紙當主筆,到四十多歲又因做節目紅遍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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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

同代的讀書人里,他算是最體面,最有文化修養的。無論是國內外文學經典,還是經濟、政治、歷史等綜合領域,都能侃侃而談。

這些年,他寫了一系列知識分子的書,《那些憂傷的年輕人》《時代的稻草人》《中國紀事》《我要成為世界的一部分》《這一代人的中國意識》等,永遠以精英的視角,對這個社會保持批評和質疑。

像許知遠這樣,可以出書,可以做生意,可以獲得讚美,獲得社會地位的,在當代文人里已經算是「成功」。但在06年,他到香港見到蔡瀾,第一印象:

跟蔡先生比,我突然覺得自己像個野蠻人。

兩人相見的那天,七十多歲的蔡瀾,穿著一襲料子很好看的黑衣,拄著一支精美的拐杖,銀白的頭髮梳得一絲不亂。見到許知遠,微笑、寒暄、握手,處處都有著過去中國人的待人接物,有分寸感,有克制的熱情。和蔡瀾接觸後,許知遠感慨道:

我們對過去人身上那種,典雅的東西,有分寸的東西,都已經被破壞的一乾二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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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瀾

03

蔡瀾祖籍潮汕,家學有古典國學底子。少年出國留學,後定居香港,躲過了大陸文化的劇烈迭代,所以骨子裡還帶著傳統中國人的精氣神。

在他的身上,依稀能看到自明清散人李漁、袁枚、沈復一脈下來的一代老中國人貴氣溫婉,有骨氣的樣子。

這樣的例子,遠不止蔡瀾,名單還可列很長。比如台灣的文人柏楊、張大春、白先勇,以及導演楊德昌、侯孝賢。

楊德昌祖籍廣東梅縣,1歲時就遷居台灣,70年代赴美留學,回台灣後把身家性命都搭到了電影里。他一輩子不知道如何說軟話、說假話,哪怕是對朋友也如此。

他有兩塊黑板,一塊掛在房間,用來梳理電影結構。一塊掛在心裡,給身邊人的行為舉止打分:長臉的事加一分,丟臉的事扣一分。誰的分扣完了,就和誰絕交,絕不啰嗦。

侯孝賢也是梅縣人,畢業後當計算機推銷員,最後師從台灣導演李行搞電影,也是著名的剛烈脾氣,眼裡揉不進沙子。

一次他拍完戲,深夜坐計程車回家。結果在車上和跟他年紀相仿的司機聊起政治,兩個人話不投機激烈爭辯,最後居然把車停在路邊廝打起來。然後,倆人整了整衣服上車,繼續往前開。

九十年代的台灣,構成一種奇特的性格,精英意識、懷舊,特別嚴肅、認真、純粹。我們現在的電影,大家都崇拜美國的好萊塢商業片、歐洲的文藝片,但是在九十年代,世界最重要的兩個電影潮流,卻是伊朗和台灣電影。

台灣電影之所以在九十年代能出一系列的好作品,就因為那個時代有像楊德昌、侯孝賢這樣的導演,身上有那麼一股子骨氣。他們不想被人看不起,不去計較個人榮辱得失,腳踏實地,用自己的專長為社會做事情,始終都是一個樣子。

現在,這樣老一代中國人的骨氣,隔幾代就蕩然無存了。

放眼望去,今天所有的文娛圈子,都從複雜變得簡單,簡單到只剩下名和利。整個社會也充滿了精緻的利己主義者,老師失去骨氣,學生學會見風使舵,從商業領袖到各式文人,從政府官員到販夫走卒,人們盲目追著慾望,而社會傲慢情緒無處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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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賢

04

我們過去普遍喜歡港台文化,說到底,因為裡頭有過去中國人的衣食住行。

在港片《無間道》里,有台詞說:站住別動,我是差人!

「差人」這個詞屬於古語,在港片里,香港的警察介紹自己,還會說「我是當差的」,這都是清朝的語言習慣。在管制文書里,語言如文言凝練,用語里不見「的」,以示莊重。律文中有時尚可見到「爾等居民」的用語,充滿古意。

香港的飯館茶樓,大紅大綠,大金大銀,語聲喧嘩,就像唐詩里世俗的熱鬧,鋪張而有元氣。陳丹青有次到香港茶樓喝茶,進門走來一位男士,前台問:您幾位?

那男士伸出三根手指,道:僅三位而已。

在中國過去一百多年的歷史中,香港還保留著過去中國人的風俗。連喝茶的百姓,日常口語還保留了過去的樣子。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流行文化一直保留中國的古意。過去的中文偏緊緻、清朗,所以港台用中文寫的詞中,很少有「的」字。「的」來「的」去,就失了中文的語體韻味。

在香港,凡有人處,皆能唱「黃歌」,黃歌指黃霑寫的歌。黃霑出生廣東順德,小時候養番狗、住洋樓,後隨父避難香港,大學期間師從國學大師饒宗頤。

黃霑寫歌詞,靈感是來自古書《樂志》和唐詩宋詞,他寫的歌詞《男兒當自強》《滄海一聲笑》《上海灘》里,連一個「的」都找不到,字字都是過去中文的節制之美。

同時代的港台音樂,哪怕是甜美的鄧麗君,唱的詞也是「今宵別離後,何日君再來」。哪怕是知性的梅艷芳,唱的詞也是「愛過知情重,醉過知酒濃」。哪怕是樸實的李宗盛,唱的詞也是「莫笑我是多情種,莫以成敗論英雄」。

這些歌詞,無不有著中國過去的古意之美,也有傳統文人對漢字的羞恥感,擇境鍊字,用錯一個字一個詞,都會感覺很丟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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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霑

05

在港台文人的身上,常常還能看到過去中國人待人接物,身上那種對他人的敏感,對他們的考慮,對他人的照顧和周全。

六十年代,金庸自辦《明報》,連載《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等,大獲成功。火到什麼程度?小說緊要關頭,國外報館為搶先刊登,直接用地下電台拍電報傳內容。

金庸出身浙江名門,祖上是進士、翰林,家學淵博,所以哪怕經商,骨子裡流淌的也是過去的文人氣。

他這麼一個報業大佬,絕不當面訓人,言談點到為止,絕不贅述。甚至一直以紙條治報,凡事都寫紙條給下屬。有一次,一個員工在報紙上用了「若果」二字。第二天,收到金庸傳來的紙條:本報不要用「若果」,這是廣東方言,不是正統的普通中文。

寥寥二十幾字,就事論事,言簡意賅,點到為止。

台灣的林清玄,在全職寫作前,曾在報社當記者。那時他追熱點,寫一個小偷的事件。文章末尾,他感慨道:像心思如此細密,手法如此靈巧的小偷,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會有成就的吧!

寫完也沒多想,直到很多年以後,林清玄去一家羊肉館吃飯,老闆拿出一張20年前的舊報紙,指著林清玄的文章說:你還記得我嗎?我就是那個小偷,是你的這段話引導我走上正路。

這些,都是過去中國人的樣子。商人有商人的風度,文人有文人的悲憫心,就連小偷也有小偷的羞恥感。士農工商,販夫走卒,三教九流,各有各的道,各有各的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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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從前的中國人,喜歡稱自己是「江湖兒女」。只因這四個字里,有過去中國人有情有義的樣子。

最像江湖兒女的人,是港台的老文人、導演。他們的名字,今天聽起來甚至有些陌生,但有情有義的樣子,卻令人無比熟悉。

六十年代,張徹是香港最有名望的導演。他出生杭州,其父是浙系軍閥,曾在國民政府從政,與蔣經國交好。六七年,執導《獨臂刀》,為邵氏創下票房破百萬紀錄,由此,人送外號「張百萬」。他年輕時風光無限,但在晚年卻落得凄涼收場,人氣不再,寫了一百多部劇本,也無人問津。

2002年,張徹因病去世,他一生沒有子女,葬禮由眾弟子幫忙操辦。其中一個弟子叫姜大衛,70年代的著名影星,長得玉樹臨風,帶著師兄弟們向張徹的遺像叩首。

在葬禮的籌備採訪里,姜大衛還不忘給張徹拉投資人,抱著那摞劇本,見人就說:有意投拍者,請聯繫。

另一位和張徹齊名的導演胡金銓,是老北平人,家族屬漢八旗的藍旗,是翰林。他七一年執導電影《俠女》,在第28屆戛納電影節獲最高綜合技術獎,把整個華語電影拉高一個檔次。但到了90年代,他的作品不再符合市場,票房慘淡,無人買賬。

當時他的同行吳宇森,已經拍出《英雄本色》,叫好叫座。吳宇森為人仗義,看到胡金銓籌拍新片預算不夠,立馬解囊相助。但就在新片開拍前夕,胡金銓突然病逝。他君子一生,死前無存款,連自己生前期望下葬的墓地,也沒著落。

吳宇森得知,就捐出一部分自己的墓地,為胡金銓辦了體面的喪事。要知道,香港的墓地寸土寸金,能為別人捐自己的墓地,哪怕是親兄弟都未必肯。如此待人,全靠有情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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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宇森

07

在台灣,六十年代的文人,古龍寫暢銷武俠,最為名利雙收。古龍是混黑社會出身,後來靠著寫武俠小說,過上了上流生活,寶馬香車、美女如雲,掀開加長林肯後蓋,碼著滿滿的XO。

然而在當時,還有300多個沒成名的窮文人,還在靠著寫武俠小說,賺一點稿費艱難為生。

古龍大火後,很多開始冒古龍的名,賣盜版書來賣錢。有一天,好友林清玄拿著一本盜版書,來找古龍說:我知道這個冒你名的同行是誰,我們去舉報他!

古龍就說了句:這人我早就知道是誰,而且我也知道他全靠著這個養家糊口,我們舉報他,他一家人就得挨餓,不要這麼干。

古龍有朋友叫於東樓,專門給人當槍手糊口,幾乎幫所有名家代過筆。後來於東樓寫了一部《槍手·手槍》,古龍為了讓他多賺點稿費,就主動說:你就署我的名吧,能多賣點。

今天的人,是把利益看得比情義重。而過去的人,是把情義看得比利益重。

六十年的香港,最紅的女星是林黛。她出身名門,父親是李宗仁秘書長程思遠。連張大千都曾被她美貌打動,專門畫一幅「林黛小姐造像」送上。邵逸夫為請林黛到拍電影,開出競爭對手兩倍的片酬。61年,林黛以一部《千嬌百媚》,歌舞雙絕,令全港為之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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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

讓人惋惜的是,1964年7月,年僅30歲的林黛,因變故吃藥自殺,香消玉殞。她下葬的那天,全香港的人去送,造成萬人空巷,交通癱瘓了5小時,警局出動了400多名警察維持秩序。

2003年的4月,張國榮去世,他的葬禮上,徐克、張學友、梁家輝、林夕前去扶靈,上百位大牌明星前來送行,香港市民送出紙鶴多達195萬多隻,在非典泛濫的情況下,仍有四萬名香港群眾參加葬禮。

明星和香港民眾,都有中國人的樣子,相互掏心掏肺地敬重,既有了情,也有了義。義薄了雲天,雲天也因情義而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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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去世送葬長隊

08

100年前,國學大師辜鴻銘一言以蔽之,他曾形容中國人:溫和平靜,穩重節制,從容練達。

三個成語說盡古往今來的中國人樣子,溫和來自儒家教養,平靜來自道家修為,穩重用於入世,節制多為體面的羞恥感,從容是逍遙於江湖的自由人,練達則是懂了人情世故。

港台老派文人那裡,有中國人最好的樣子

辜鴻銘

但在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的樣子似乎卻慢慢消失了,「假裝情義」、「揣度他人」、「戾氣滿滿」、「好利急功」,「無利不往來」、「傲慢無節制」幾乎變成了社會主流價值觀和社會低落情緒。

有時,難免覺得失望,失望後,便會在紙堆和畫作中尋找。這幾乎是近幾代文人、導演、藝術家精神的重塑之路和必經之路。

李安找到了飄逸竹林,山河湖泊。在電影中找到了那個由竹林,湖水,內心節制構成的中國。

我也試圖在《二十四史》里去找中國人的樣子,試圖在諸子文章里找中國人的樣子,在《清明上河圖》里找中國人的樣子。後來發現,我試圖找到的中國樣子,都因過於遙遠,而具象模糊。

我的手指根本無法觸摸到遙遠的中國人。

而在港台文人、導演那裡,不經意間,一個動作,一個轉身,一次抬頭低頭,依然會感受到很中國的存在,依舊可以從那裡捕捉到傳統中國人的蛛絲馬跡,走路、行事、閑談,這些瞬間都很具象而細微。情義之間,也是真真切切,切切真真。

大陸,文化輪番更迭,社會多變動,價值觀也多重塑,回頭又會發現,我們丟得太多,也丟得過於徹底。所謂「中國人的樣子」,也就這樣在時代變革之中,作為代價犧牲掉了。

反倒是港台那些老派文人身上,一生多半四處飄零,卻意外地留住了過去中國人的精氣神,也留住了道德感和羞恥感。

他們身上,你還會捕捉到飄逸,精緻,俠氣、情義這些東西,都恰好還在,連內心的節制也是恰好還在。

人間好多事呀,好就好在這個恰好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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