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壇上的洋人除了赫德，這一位作用也很大，在高官中人緣頗好

文｜王學斌

蒲安臣（Ansan Burlingame）半身肖像照

在來中國前，蒲安臣一直以開明進步的形象聞名於美國政界。他出生於紐約州波士頓市的一個拓荒者家庭，自小接受良好教育，22歲進入美國著名的哈佛大學法學院深造，畢業後成為一名律師。

1848年，蒲安臣進入政界。作為一名熱血青年，他積極投身廢奴運動之中，為反對南方種植園主虐待黑奴而呼籲奔走。1860年，蒲氏為支持林肯競選總統，可謂不遺餘力，甚至因此失去了眾議院的席位。也正因此事，林肯與其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所以，派蒲安臣來中國這片未知大陸拓展外交，便顯得順理成章了。

初入中國，蒲安臣的印象並不佳，「當我於1861年抵達北京時，『武力政策』佔據著主導地位。西方人普遍認為中國人是野蠻人，若想納入西方文明之內，按照當時流行的說法，你必須扼住中國人的脖子」。當然，蒲安臣文中所指的「西方人」，是通過兩次鴉片戰爭率先攫取中國利益的英、法等國。作為後來者，美國的政策自然因時制宜，與其不同，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西沃德（William.H.Seward）訓令蒲安臣在涉及中國的一切重大問題上，盡量與英、法等國「協商合作」。作為向來頗有主見之輩，蒲安臣把這一「合作政策」進行了修正，擴大為「既與西方列強合作，也與清政府合作」。究其實質，所謂「合作政策」，就是美國在有限制地照顧清政府利益的同時，為自己謀取在華的各種利益。這在三件事情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體現。

第一件事是「白齊文事件」。白齊文是美國人，參加了以華爾為統領的「常勝軍」，協助清軍鎮壓太平天國。華爾被太平軍擊斃後，蒲安臣原本舉薦白齊文領銜常勝軍，孰料白很快就因毆打江蘇糧儲道楊坊而與清政府發生衝突。其後白齊文反覆數次投靠太平軍，故意與清軍作對。蒲安臣對此事極為憤慨。在清軍攻克漳州時，白齊文被生擒。按照治外法權，清政府應將白交由美方處理。但鑒於白對清廷的數度冒犯，本著「合作政策」，蒲氏同意由清政府進行審判。

蒲安臣與中國代表團，1868 年攝於華盛頓。1868 年，蒲安臣率領中國外交使團出使西方各國，於6

第二件事是「阿思本艦隊事件」。為了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清政府通過時任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李泰國在英國訂購了7艘兵船。李泰國在兵船造好後，聘請海軍軍官阿思本擔任管帶，並私自與之簽訂合同，大致規定「李泰國將自中國皇帝方面，為阿思本獲取充任歐、華海軍管帶時一切行動所必需之許可權的授予；阿思本承擔依照李泰國徑行傳達至皇帝一切諭旨行事；阿思本並約定對於經由其他途徑傳達任何諭旨可置而不理；李泰國方面約定對於任何諭旨，其合理程度不為其本人認為滿意時，將拒絕居間傳達」。如此無視清政府權威的合同，自然引來了恭親王等諸位大佬的反感，於是雙方就艦隊問題產生了巨大分歧。這時候，蒲安臣在調停中、英兩國政府所處的尷尬關係時，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他一方面代表總理衙門向英方轉達遣散軍艦、罷免李泰國總稅務司的要求，一方面又為了避免好朋友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受到牽連，特意請求西沃德將事情始末轉告英國政府，撇清卜魯斯的責任。總算使得中、英兩國擺脫困境，也保證涉事首腦相安無事。

第三件事是「納爾斯頓」事件。1867年，國務卿西沃德訓令蒲安臣，讓一家美國公司承包在華修建街道煤氣燈項目。之前美國商人納爾斯頓就曾聯繫蒲氏能否向清廷引介這方面工程。這次西沃德推薦的美國公司，名義上是納爾斯頓，其實幕後負責人是蒲安臣的岳父。然而蒲氏並未徇私情，公開反對親屬插手中國項目，他致函西沃德，強調：「我堅決反對任何一家公司花錢來冒險。雖然作為一個愛國者，我希望美國公司在中國鋪設第一條電纜，但我堅持我的立場」。此事遂到此為止。

總之，「合作政策」是就美國而言最有力的策略，它可以使美國於列強和清政府之間從容周旋，大搞均勢外交，保障中國始終對外開放，從而便於美國繼續拓展在華利益，抬高在華地位。

阿思本艦隊，從左到右為「金台號」「一統號」「廣壽號」。

正因為蒲安臣這種看似不偏不倚的形象，使得他在清廷高層官員中人緣頗好。比如蒲氏與總理衙門大臣董恂關係甚篤。為了練習中文，蒲安臣將美國著名詩人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人生頌》（A Psalm of Life）翻譯過來，隨後他將譯作拿給董恂審閱，請其指正。董恂一時技癢，加以潤色並改成七言律詩。董恂後來給他寫了不少詩。當蒲安臣於1865年返回美國做短期停留的時候，董恂特意將《人生頌》的中文譯詩寫成扇面，請蒲安臣將其送給朗費羅，以示友好。董恂之所以知道朗費羅的重要性和具體信息，無疑同蒲安臣的大力推介有關，否則其不會貿然請蒲安臣帶禮物給這位美國詩人。蒲安臣顯然成功地履行了這一文化信使的職責，因為朗費羅深為這把寫有其詩句的中文譯文的扇子所打動，他請蒲安臣代他致謝，並轉達對董恂的敬意。董恂在聽到蒲安臣的敘述之後甚感欣慰，當即為此情此景賦詩一首，感謝蒲安臣的功勞。

在一次私人交談時，蒲安臣曾指出，如果將來中國向西方派出公使，董恂可堪大任。董氏雖未置可否，但至少說明：清政府已開始考慮派遣使團事宜，而此事也未對蒲安臣保密，甚或徵求過他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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