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清軍入主中原成頂級富豪家族，御用皇商為何被乾隆抄家治罪

長城的最大作用不是為了抵禦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而是用經濟的手段羈縻和牽制對手。隆慶五年，明朝對蒙古俺答汗開放互市，「四十餘年無用兵之患，沿邊曠土皆得耕牧」。

萬曆十一年，努爾哈赤的遼東以十三副鎧甲起兵後，明朝其先是「減車價」、「減貢數」，後又採取了「不許貢者二年」的處罰，結果後金人蔘「泡爛至10萬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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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經濟體粗放，一旦中斷與定居民族的貿易，生活會立刻陷入困頓。用「互市」的手段羈縻北方，明朝已有上百年經驗，然而到了明末卻突然失效了。後金不僅兵強馬壯，而且還有源源不斷的銅、鐵鑄造大炮。

為了打破明朝的經濟封鎖，努爾哈赤和皇太極一面通過蒙古獲得中原物資，一面又積極招攬張家口等地的商人來遼東貿易。史料記載：

「乃今狼子野心負思反噬，今雖斷絕貿易，而有等細人暗通財利，又聞沿邊諸虜，代奴轉鬻，易粟潛輸，趾錯於道。若不禁止，是明助敵以強盛之資，而誨奸人以通夷之路也」。

萬曆四十六年，努爾哈赤祭天誓師，發布了著名的討明檄文《七大恨》。後金攻佔撫順「時有山東、山西……蘇杭等在撫順貿易者十六人，皆厚貲費。書七大恨之言付之，遣還。」

《七大恨》由商人之手轉交明朝，可見地下走私貿易之盛，而對遼東貿易基本上被張家口的八個晉商家族壟斷。清軍入關後，為了酬謝八大商家，「親自召見，嘗賜朝服，編入『御用皇商』」。清朝歷史上著名的「八大皇商」因此而來，其中又以山西休介的范氏最為顯赫。

明朝建立後，為了抵禦北元殘餘勢力的反撲，明軍沿鴨綠江至嘉峪關先後設置九個軍事重鎮，史稱「九邊重鎮」。為了解決大軍的糧餉問題，朱元璋實行「開中法」，即往邊鎮運糧的商人可憑「倉鈔」換取「鹽引」。山西商人憑藉地理優勢捷足先登，很快壟斷了南北貿易。

范家則是眾多山西商人中的一個，史料記載，范家「始祖志綱公於前明成化年間由陝徙晉，寄居於介休城中。後遷於張原村。」明末傳到第七代范永斗時，因「市易邊成」而「家大起」，成為張家口的八大商家之一。

張家口本就為了羈縻蒙古而「開市」，軍事色彩始終濃重。天聰六年六月，皇太極率領後金軍隊直逼張家口，致書：「我今開誠相告，惟願兩國和好。戢兵息戰，兆庶敉寧。財貨豐足，互相貿易……」

為了避免戰爭的爆發，明朝被迫與後金「大市於張家口」。沒過多長時間，明朝與後金的貿易權就交到了張家口的八大商家之手。

范家的掌門人范永斗與後金合作最早，不僅獲利巨厚，而且與女真人建立了緊密的聯繫。後金政權在與明朝作戰時，大軍所需糧食、鐵器，甚至是情報等很多都是晉商提供的。

由於從龍入關有功，清朝問鼎中原後冊封了「八大皇商」，其中范永斗長期在遼東經商，與後金權貴建立了密切的聯繫，順治皇帝「稔知永斗名，即召見，將授以官，以未諳民社，力辭，詔賜張家口房地，隸內務府籍，仍互市塞上」。

「賜產」張家口讓范家得到了別人無法享有的政治和經濟特權。范永斗也借為皇室採買之利，廣開財路，除了經營河東、長蘆的鹽業外，還壟斷了東北的藥材生意和對日本貿易。

清朝平定準噶爾之亂是范家真正走向輝煌的重要契機。征準噶爾路途遙遠，且多經沙漠戈壁之地，為了確保大軍糧草供應，康熙曾親赴寧夏辦糧。范家世代來往於塞外，當即上奏朝廷願以官家三分之一的價錢承辦大軍的糧草供應。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范家多次為征討準噶爾承擔後勤工作，「力任挽輸，輾轉沙漠，不勞官吏，不擾閭閻，剋期必至」。軍糧貿易讓范家真正實現由商而官，並成為唯一進入《清史稿》的商人。

范家在康乾時期雖然風光無限，但因商業基礎完全依附於「皇權」，一旦清政府出現衰敗跡象，范家必然首當其衝。康熙時期，民間流通的銅錢奇缺，朝廷將從日本進口黃銅的特權賦予范家。經辦對日貿易讓范家的財富更上一層樓，但因只能以固定價格賣於朝廷，到了乾隆時期，因價格太低，黃銅貿易成了范家難以承受的負荷。

乾隆十六年時，朝廷已經察覺范家資不抵債，但因找不到合適的替補，拒絕了范家「棄產變價，告退招商」的要求。范家一直苦撐到了乾隆四十八年，朝廷發現范家已經完全失去了利用價值，果斷將其拋棄，不僅革除了范家在內務府、戶部的官職，查沒所有家財，還將掌舵人范清濟父子從重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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