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南北朝之後，隋唐之前，中原動亂長達300餘年？

三國爭霸事實上是由曹操所創建的體系最終完成了統一大業——實際完成統一的司馬晉政權在權力銜接上與曹魏集團一脈相承。可以說歷史最後選擇的是曹操與司馬懿父子的魏（晉）體系。

然而在公元280年西晉完成統一之後，中國歷史只保持十幾年的短暫穩定，社會秩序尚未完全恢復而再次土崩瓦解，進入新一輪更加血腥漫長的戰亂與殺戮。殘殺先是發生在司馬家族內部同胞兄弟之間、叔侄之間乃至夫妻之間的相互殺戮殘害，幾乎將中原族群的精力耗盡，而後便是少數民族對於華夏族群的屠殺。隨著此後「衣冠南渡」，中國社會繼而分裂為南、北兩大政治板塊，南北朝之間長達兩百餘年的分裂對峙，在南朝、北朝的各自內部也是戰亂紛爭不斷。

可見在魏晉集團終結三國亂局之後，中國歷史進一步陷入更加混亂的深淵，期間先後有三十多個大小王朝交替興亡，在更大的分裂、動蕩和混亂中持續跌宕長達三個世紀，這才重新歸於穩定而出現另外一番全新氣象。

三國一系列歷史事件本身不算複雜。問題的複雜性在於魏（晉）集團在終結三國亂局之後，卻再次引發愈發漫長而不堪收拾的更大亂局，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獨有的一大怪相。是什麼原因導致中國歷史上最大亂局的誕生？歷史已經通過其自身演變對魏（晉）集團的政治路線及其制度做出評判，但卻忽視了人治下社會官僚人才自身的因素。而官僚人才輸送出了大問題，則會動搖到社會穩定的根基。

中國歷史在東漢末期遇到的社會瓶頸，從根本上可以歸結為一點，就是其用人選拔制度出現了問題。曾經為兩漢政府輸送了大量優秀人才的察舉徵辟用人選拔制走到了盡頭，成為東漢末期政治黑暗、亂象叢生的源頭。

兩漢的察舉徵辟制相對於此前的「世卿世祿制」是一種巨大的進步，與幾百年後出現的科舉制相比，察舉徵辟制也有其獨有優勢。因為後來的科舉制始終未能像察舉徵辟那樣，能夠同時兼顧「以文取士」、「以德取人」。

然而，察舉徵辟制的弊病也是與生俱來的。其致命缺陷在於沒有確切的選拔標準，所謂的「孝廉」、「茂才」、「賢良」、「方正」由於缺乏考試環節，都沒有也不可能有確切的選用標準，其舉薦途徑無非是要經過公卿大員的訪問、考察，而不像科舉制那樣所有人都無須經過任何官員的公推舉薦，而是「投牒自進」、任何人都可以報名參加考試。而且，考試成績是選才用人的唯一標準，所謂「一切以程文為去留」。

察舉徵辟制的去標準化客觀上為官府大員的人為操作留下無限空間。東漢社會本來就是由豪門大族所控制，既得利益者為了維護其既有利益而只舉薦自己人，最終完全壟斷了教育、知識、輿論、人口、土地、權力，以及所有的社會和經濟資源，使全社會形成兩個相互棚架、互不交集的階級。

王公貴族高高在上，商家豪賈上下其手，基層民眾流離失所，終於形成大規模的民變。在鎮壓民變過程中，各地豪門豢養軍隊進而掌握了軍事資源，形成了此後的無法無天的門閥政治，這是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基本局面。

其實，東漢已經出現了科舉制的萌芽。按照宋人徐天麟在其所著《東漢會要》中對於「孝廉」注釋道：「西都止從郡國奏舉，未有試文之事。至東都則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無異於後世科舉之法矣。」也就是說到了東漢的某個時期，選官制度已經在原有的推舉基礎上增加了與學識和文案、申論有關的筆試，接近於數百年後出現的科舉制。

這應該是在造紙術出現以後的事情，因為察舉徵辟制缺失考試環節、沒有明確的分數標準，實在不是因為統治者不重視人才的學識文墨，而是在客觀上受制於當時社會的技術水平和基本條件。在紙張出現以前，所有書籍全部依靠刀刻、手抄而成，刀刻用的是竹簡，手抄則用錦帛，無論刀刻還是手抄，成本都極其昂貴，教育因而成為一項稀缺資源，遠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

按道理說，在東漢出現造紙術之後，印刷術的出現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中國的印刷術要比紙張出現更早一些，先秦時期的各類印章就是原始的雕版印刷。在紙張出現後，有人因而能把印章做得更大一些，已經接近於後來的印刷雕版。

紙張和印刷術的出現極大地降低了教育成本，科舉制的出現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這將使社會中下層有機會通過讀書、考試進入上流社會，「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全面打破血緣世襲關係和士族壟斷，激發社會活力。

然而，緣何在東漢已經出現雛形的科舉制卻於此後遲滯數百年，一直跌宕至隋唐時代才能夠全面鋪開？這便要歸結於東漢晚期以及其後混亂的社會局勢。

因為造紙與印刷術的成熟、普及需要有一個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分裂與戰亂意味著摧殘與毀滅，兵荒馬亂、生命如同草芥，更談不上技術的創新與構建。而自東漢末期之後的社會局勢長期動蕩，戰亂頻發，經濟凋弊，人人朝不慮夕，各方面都無法為造紙、印刷技術的成熟普及以及科舉制的全面完善提供條件。

這些情況自然是曹操、劉備、諸葛亮這些三國立志於爭霸的人物所意識不到。他們更不可能意識到解決東漢末期中國社會面臨問題所需要的技術進步，客觀上需要在兩漢之後再有一段相對穩定的時期。

中國歷史在漢末之後如果能有數十年的統一穩定，則完全可以支撐造紙術的成熟、書寫用紙的基本普及，並由此推動印刷技術的成熟進步，隨之而來的便是書籍成本的降低和教育在更大社會範圍的鋪開，進而對東漢察舉徵辟中的「試家法、課箋奏」予以完善而升級成為基本意義上的科舉制。

這樣便可以把漢末出現苗頭的門閥制度消滅在一個較淺層面，而不必要讓整個族群在此後三百多年的分裂戰亂、夷族入侵、北方淪陷的水深火熱中掙扎煎熬，最終通過永遠寧日的戰爭和殺戮使舊的制度毀滅而實現重生。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歷史在三國時期面臨的形勢和出路，更宜於改良，而不宜於通過大規模的戰爭和暴亂，破舊立新、從頭再來。若如此，魏晉南北朝三百年歷史將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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