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與東漢都叫「漢」，但差別之大，可能要遠超秦漢、明清
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對西漢的歷史耳熟能詳，「楚漢相爭」、「文景之治」、「封狼居胥」，但是對東漢，除了光武大帝劉秀，然後一下子就到了漢獻帝，其他皇帝並沒有什麼存在感。
即使出了不少霸氣縱橫的名言，像「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為漢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等，但對於那些歷史，大家仍然不甚了了，馬援、班超這些名將，遠沒有衛青、霍去病、李廣來得有名。
一直到東漢末年的三國時代，名人又開始大爆發。
人們對這段歷史的了解，又超過了西漢。
看來，人們對歷史的熟悉度，從來不是連續性的，而是一段一段的。
東漢中間一大段歷史的存在感低，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原因，可能與東漢與西漢的巨大區別有關。
千萬不要以為兩漢的差別，只在於都城。
只存在都城區別的，是西晉和東晉，因為抵擋不住北方的進攻，被迫遷都，衣冠南渡，其社會結構、政治邏輯沒有什麼變化。
而西漢和東漢卻不一樣，之間的差別，在某種意義上，要超過秦與漢、隋與唐、明與清。
要說清這個，還得從著名的漢武大帝講起。
一、漢武征伐匈奴，給中原社會結構造成了巨大影響
按照秦制，皇帝一向推崇「編戶齊民」的，秦漢都規定家裡有兩個成年男子必須分家，因為只有這樣，老百姓才能只想著耕田納稅服勞役，不會形成大的家族力量。
但是，隨著長期戰爭，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
靠著文景之治留下的厚實家底，自己的雄才大略，還有衛青、霍去病等將領士兵的驍勇善戰，漢武大帝讓匈奴吃了了大苦頭，連歌謠里都哀嘆「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在我看來，戰爭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影響深遠的，真正把大漢的民族自信打出來了。
就像電視劇里說的，給了一個民族挺立千秋的自信。
以至於千年之後，北宋在游牧民族的逼迫下左支右絀，但仍然有人相信，我們可以戰勝他們，因為我們戰勝過。
這就是偉大先人們給我們留下的財富。
今天，我們相信民族可以復興，就是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曾經輝煌過。
但是，連年的征戰也讓中原人民很不好過，「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這些損失，可不完全是戰爭直接導致的，更多的是百姓拋棄田園，成為流民。
為什麼會這樣？
朝廷為了籌措軍費，徵稅征的太狠了。
「元豐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
流民會帶來兩個效應：一是土地兼并，那些被拋棄的土地，總不能永遠不給人耕種吧，它們會被更大規模耕作、能夠取得效益的人接受，或者被不用繳稅的人接受。
二是託庇豪族，流民也不能總流浪吧，總要找口飯吃，投靠大家族，或者為奴，或者為佃，只要擺脫了賦稅徭役之苦，低三下四或者被剝削，都沒啥。
這樣，豪族就有了很好的土壤，迅速崛起。
這個過程，一直延續到西漢末年。
西漢走向崩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豪族勢力越來越大，朝廷稅收越來越少，矛盾越來越突出，最終無法承受。
二、東漢朝廷，是一個共治系統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
對於王莽的道德探討，實際上並不重要。
作為收拾殘局者，王莽是眾望所歸的。可是後來，為什麼又牆倒眾人推呢？
觸動了豪族的利益。
王莽建立新朝，並沒有與豪強們達成共識，而是忙著實現自己的理想：
依照《周禮》，宣布土地為「王田」，實際上就是國有，不得私自買賣奴婢，鹽鐵、幣制、山川林澤等同樣國有，設五均六筦抑制物價。
這就大大壓制了豪族。
我們從來不從純道德的角度來看待古人，他們做什麼事，一定有這麼做的充足理由。
比如，王莽之所以得位，很大程度上，就是把自己塑造成維護周禮的「完美人格」，當了皇帝之後，為了權力的正當性，也得把周禮咬牙實踐下去。
自己樹立的人設，流著淚也要維持啊。
不管怎麼說，他讓豪族很不爽，於是人設崩塌，牆倒眾人推。
「穿越者」王莽，最終沒有實現自己的理想。
而「位面之子」劉秀之所以上位，正是靠了與豪強結盟。
豪族是劉秀賴以統治的基礎，所以東漢頂定都在了洛陽。
如果對比西漢和唐朝，你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當皇帝制約豪族時，就會定都長安，比如西漢、唐。
如果皇帝依靠豪族時，就會定都洛陽，比如東漢、武周。
劉秀定都洛陽，實際上等於告訴那些豪族們，我們是一體的，我不會控制你們的。
這是理解東漢政治的一個重要角度。
三、西漢為什麼親賢臣，東漢為什麼親小人
諸葛亮在著名的《出師表》中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信奉叢林法則的人，對此是不屑一顧的。
老生常談。
實際上，把這個話題代入西漢東漢不同的政治結構，就很容易解釋了。
先看西漢。
到武帝掌權的時候，漢朝建立時的功勛集團凋零已盡，而社會上的豪族還沒有形成勢力。
這時候武帝用的人，沒有強大的社會根基，也沒有豪強背景，不會對皇帝形成太大的制約。
在這種情況下，西漢的皇帝顯得比較「親賢臣」。
豪族塢堡模型
再看東漢。
士族對皇帝的制約是全方面的，特別是三代皇帝之後，官僚體系基本被士族所掌握，皇帝想要擴大權力，還有可依賴的人嗎？
有。這時候，幾乎所有的皇帝都選擇了兩類人：要麼外戚，要麼宦官。
這些人，尤其宦官的榮華富貴，都依賴君主的個人喜好，是一種偏私人的關係。
皇帝就是用他們，來對抗士族。
在這種壓力下，士族會越來越強調自己的「君子」身份，強調自身「賢」的一面，放大外戚尤其宦官「小人」的一面。
這樣，東漢的皇帝就顯得「親小人，遠賢臣」了。
所有的歷史事件，都是當事人最好的選擇，也是不得不做的選擇。這是判斷歷史的一個最基本邏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