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先突破關鍵核心領域「卡脖子」限制，上海製造需要怎樣一套「新打法」？

近一段時間，「上海製造」成為一個熱點話題。話題熱度的升溫與上海上半年經濟數據有關——上海工業增加值下降2.4%，這較大程度上影響了全市經濟的增長速度。表面看，是工業增加值下降的數字吸引了各界關注，但從深層看，數字背後的原因以及與之相關的未來「上海製造」將向何處去才更值得關注。

對處在新舊動能轉換階段的上海而言，「上海製造」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上海進入新舊動能轉換的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實現從製成品輸出為主導，向生產性服務輸出為主導的戰略轉型，這也是發達國家進入高收入階段的發展特徵。新階段上海經濟的新動能，將主要是向區外輸出服務業，特別是與新興技術和產業領域相關的生產性服務業。因此，上海製造業轉型升級，關鍵不是培育形成大規模的新增長領域，而是通過「卡脖子」關鍵領域和制高點競爭的率先突破，形成產業鏈影響力，為上海向外輸出大規模新興服務業提供支撐。上海製造業的產業鏈影響力越強，上海向外輸出新興服務業的能級越高，上海經濟新動能的發展空間與發展潛力就越大。可以說，在新階段，「上海製造」需要一套「新打法」。

製造業將是上海經濟新動能的新動能

新階段上海製造業戰略轉型，需要實現從提升重點產業競爭優勢，支撐製成品輸出，向培育產業鏈影響力和控制力，支撐服務業對外輸出轉變。

（一）製成品輸出為主導的重點產業規模擴張，曾經是上海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

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是上海製成品輸出優勢的調整培育儲備期。以上海石化、寶鋼、上海大眾等項目為標誌，在調整中發展和發展中調整戰略的引領下，開啟了從輕紡工業到重化工業的發展升級，資本密集型重化工業規模擴張，成為上海走向改革開放前沿的重要增長支撐。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21世紀初期，上海製成品輸出優勢快速提升，在浦東開發開放和四個中心建設目標引領下，以發展、調整、提升戰略為導向，裝備、汽車、電子信息、鋼鐵、石化和生物醫藥六大重點產業快速壯大，東西南北中的工業新高地建設取得明顯成效，製造業成為上海連續16年兩位數增長的關鍵動力支持。

（二）進入製成品輸出能力下降階段的上海製造業，需要突破發展瓶頸實現轉型升級。

2008年以來，隨著上海製造業增長放緩，上海進入製成品輸出能力逐步減弱的發展階段。2008年—2015年，上海製造業年均增速6.0%，遠低於2000年—2007年12.9%的年均增速。同時，製造業佔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快速下降，從2010年的38.08%，下降為2018年的27.7%，平均每年下降2個百分點以上。

進入製成品輸出能力下降階段的上海製造業，面臨一系列重要瓶頸制約：

一是要素層面的瓶頸制約，主要是勞動力等初級要素成本上升，土地空間受限，環境約束進一步增強。二是技術層面的瓶頸制約，主要是關鍵核心技術對外依賴，特別是在底層操作系統、高端通用晶元等路徑依賴比較強的關鍵核心技術領域亟待自主化突破。三是要素逆流動的瓶頸制約，主要是資源要素向高回報、低效率服務業的逆流動，具體表現是金融、房地產等高收益服務業快速擴張，對實體經濟特別是製造業的擠出效應。目前上海第二產業實際勞動生產率是第三產業實際勞動生產率的2.5倍，在上海服務業中，除了由於價格因素快速上升的金融業之外，比重最高的依然是勞動密集型的批發零售業，佔全市生產總值比重為15.3%，而具有高效率特徵的現代服務業比如信息傳輸和計算機服務業佔全市生產總值在5%左右。四是路徑依賴型發展模式的瓶頸制約，曾經在上海製造業快速發展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的國有企業發展模式、合資企業發展模式、開發公司主導的產業園區發展模式，以及適應性融入國際產業分工的開放經濟發展模式等，已經不適應新的發展要求，亟待實現調整轉型。

上海製造業在國際國內發展地位的新變化，進一步強化了戰略轉型的緊迫性。從國際看，上海在汽車、裝備、航空航天、電子信息等產業領域，已經逐步形成了一定的中高端發展優勢，但是，這些領域都有一些關鍵核心技術難以擺脫對外依賴，晶元、航空發動機、工控系統等關鍵環節的「卡脖子」限制，使具備一定比較優勢的中高端領域難以形成競爭優勢，這也是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沒有取得預期效果的重要原因。比如，上海製造業規模最大的電子信息產業近年來發展放緩，一方面是中低端的組裝代工型產業領域向外轉移，另一方面是受制於集成電路晶元製造材料、工藝和裝備對外依賴限制，電子信息產業的中高端升級進展緩慢。從國內看，上海是國內最有條件突破關鍵領域「卡脖子」限制，代表國家參與國際產業制高點競爭的地區，但是，上海在一些新興領域發展中，並沒有站在國內發展最前沿。比如，在BAT主導的互聯網經濟領域，上海已失去前沿主導性，引領中國通信設備快速突破的上海貝爾，已經跟不上華為和中興的發展步伐。

（三）新階段，上海製造業需要以產業鏈影響力，為服務業輸出為導向的上海經濟新動能提供戰略支撐。

進入服務經濟發展階段的上海製造業，已經不可能培育形成類似汽車、電子信息等幾千億規模的新興產業領域，製造業的轉型升級，主要是高能級增量對低能級存量的替代，也已不可能在總量層面支撐上海經濟增長，上海經濟的新動能集中在服務業領域，主要是向區外輸出與新興產業相關的生產性服務業，包括研發設計服務、總集成總承包服務、數據信息服務、智能化系統集成服務等。

而從全球產業分工格局和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看，名義價格快速上升的高收益服務業對外輸出，需要以產業鏈的影響力和控制力為基礎。這也就意味著，如果上海製造業的產業鏈影響力和控制力越強，上海對外輸出服務業的增長空間就會越大。比如，向區外輸出智能化系統集成服務的上海智能製造系統解決方案供應商，是上海智能製造發展最快的領域，2017年營業收入比2016年翻了一番，在全國一枝獨秀，而集聚ABB、發那科、安川機電、庫卡機器人四大家族，佔全國產量一半的機器人產業，以及系統集成技術、增材製造裝備、製造執行系統（MES）和企業資源計劃（ERP）等製造業發展優勢，是上海智能製造系統集成商為全國提供服務業輸出的核心支撐。上海需要以規模和比重相對穩定，但是高端控制力和影響力較強的製造業，支撐與新興產業相關的生產性服務業對外輸出與規模擴張。就此而言，製造業將是上海經濟新動能的新動能。

如何提升「上海製造」的產業鏈影響力

新階段，要聚焦關鍵領域和制高點競爭率先突破，在新興化發展中培育提升上海製造業的產業鏈影響力。

一是推動新興技術領域的前沿突破，在參與國際產業制高點競爭中形成產業鏈影響力。上海要改變從中低端切入新興產業領域的發展模式，在工業互聯網和人工智慧等新興領域的制高點競爭中佔據主動地位。在工業互聯網領域，不僅要依託汽車、裝備、航空航天等優勢產業領域，建設能夠整合上下游企業的工業互聯網平台，而且要在工業互聯網系統架構、標準體系、示範測試等制高點競爭中，逐步形成一定的影響力和話語權；在人工智慧領域，不僅要發揮智能裝備等方面的基礎優勢，推動機器人的運用和企業的智能化系統集成，而且要在機器深度學習優化製造，人機融合協同製造等前沿領域率先確立發展優勢。

二是推動優勢產業領域的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創新，在率先突破「卡脖子」限制中提升產業鏈影響力。重點是在電子信息、汽車、裝備和生物醫藥等領域，通過關鍵裝備、核心元器件和關鍵材料的自主化突破，在突破「卡脖子」限制中，形成產業鏈影響力，比如，集成電路領域中的晶元製造及裝備和材料、民用航空發動機、重型燃氣輪機、高端數控機床等，通過這些關鍵性的突破，帶動全國製造業發展升級，支撐上海服務業對外輸出。

三是推動傳統產業新興化發展，在平台化和服務化發展中重塑產業鏈影響力。重點是石化、鋼鐵、輕工、紡織等領域，需要推動新技術、新設備、新工藝和新材料的運用，特別是通過智能化和網路化技術的推廣應用和模式創新，實現傳統產業的平台化和服務化發展，重塑傳統產業發展新優勢。

四是推動跨界融合的新業態和新模式發展，在培育先發優勢中拓展產業鏈影響力。上海需要把成熟產業的發展優勢、新興領域的創新優勢與多元化的市場需求優勢有效結合，聚焦體現技術集成創新的新前沿，以及技術創新與模式創新整合的新領域，以科創型中小企業發展為重點，培育跨界融合先發優勢，培育形成跨界融合的產業鏈影響力。

為「上海製造」戰略轉型提供好的政策環境

具體而言，有幾方面政策措施建議：

一是發揮開放優勢，探索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化突破新模式。自主創新不是封閉創新，上海需要改變港口機械等領域成熟技術反向技術創新的自主化發展模式，充分發揮自貿區建設帶來的開放發展新機遇，探索建立具有自由貿易港製度條件的特定開放區域，以境內關外的特殊制度條件，突破創新資源的封鎖與限制，吸引國內外創新資源和不同區域的創新設備、材料和前沿技術集聚，在上海實現具有融合集成特徵的自主創新，通過開放化引進單項技術，本土化實現創新集成，探索技術集拼式的開放化自主創新模式。

二是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中，培育提升產業鏈影響力。培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國際領先製造業集群，比如，整合晶元設計、製造、封裝、測試產業鏈環節，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長三角集成電路產業集群；上海化工區與寧波灣一體化建設世界級化工產業集群。上海的科創中心優勢與長三角的產業集聚優勢相結合，實現從上海科創中心功能承載區、上海重點產業園區到長三角產業集聚區的產業鏈和創新鏈互動，比如，鼓勵機器人、高端數控機床、通信設備、軟體開發、自動化解決方案等企業與長三角高校及科研機構合作，組建輻射長三角和全國的智能製造專業服務平台。突破現有的行政區劃帶來的收益共享障礙，通過規劃、稅收、管理、政策和分配的一體化機制創新，構建創新研發收益和創新產業化收益的跨區域共享的創新鏈、產業鏈一體化發展機制。

三是上海需要在市場主體培育方面有新突破。上海實現關鍵核心技術突破，需要培育既能承擔國家戰略目標，又具有市場化運作機制優勢的新興市場主體，改變國有企業擁有創新資源但是創新動力不足，民營企業具有運作機制優勢但是難以承擔國家戰略目標，外資企業創新優勢溢出效應弱的狀況。需要推動國資國企改革，探索國企、民企和外企的新型合作機制模式，比如，國企與民企合作承擔國家自主創新戰略目標；探索平台型企業的合資合作新模式，國企、民企和外企聯合打造工業互聯網等新興領域的功能平台，通過平台合作，突破關鍵核心技術限制等。

四是以體制機制創新突破工業用地資源限制。在工業用地方面，一方面是上海需要重點培育的新興產業難以獲得工業用地支持，另一方面是一些中低端產業仍然佔用大量的工業用地難以退出，其關鍵是在園區二次開發和工業用地退出機制方面存在體制機制缺失，難以推動存量工業用地的優化調整，需要通過工業用地管理體制和收益分配機制方面的創新，突破土地流動障礙，為上海製造業結構升級提供有效的空間支持。

五是形成差異化的產業政策支持。上海新一輪的產業升級，需要根據不同類型產業和不同發展階段產業的發展特徵，形成差異化的產業政策支持。對於創新導向的初創型產業和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的重點領域，需要進一步強化政策支持，特別是國家和地方產業基金支持；對於逐步進入成熟階段的產業，應該逐步減少選擇性產業政策支持，強化包括技術平台建設等在內的功能性產業政策支持；對於技術應用和模式創新型產業領域，應該充分發揮市場作用，完善競爭政策，在公平有效的市場競爭中，培育具有競爭優勢的重點企業。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應用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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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欄目郵箱：shhgcsxh@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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