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體的並稱、滲透與融合

先秦以來，中國的文體分類日益繁複細密，逐漸形成了一整套文體分類方法，同時也產生了「體制」「體式」「體要」等批評術語。在文體學研究中，對文體風格的辨析佔據重要地位。徐師曾在《文體明辨序說》中說：「文愈盛故類愈增，類愈增故體愈眾，體愈眾故辨當愈嚴。」但與此相對，除了文論家強調的辨體之外，古代不同文體之間還廣泛存在並稱、滲透、融合現象。

依託類似的文體風格

從古代文體觀念發展變遷歷程來看，先秦時期出現了對各類文體用途及特點的初步總結，各類文體有了相對明確的分工，並形成各自的風格。宋人陳騤在《文則》中指出：「春秋之時，王道雖微，文風未殄，森羅辭翰，備括規摹。考諸《左氏》，摘其英華，別為八體，各系本文：一曰命，婉而當；二曰誓，謹而嚴；三曰盟，約而信；四曰禱，切而愨；五曰諫，和而直；六曰讓，辯而正；七曰書，達而法；八曰對，美而敏。作者觀之，庶知古人之大全也。」到了兩漢時期，針對文體風格的辨析開始逐步出現一些較為深入的論述，但辨體工作仍未完成。到了兩晉和南北朝時期，文體學中的辨體批評才發展成熟。

但我們也要看到，一方面，從先秦開始，文體分類日益繁複，文論家對文體風格的辨析也愈發精細；另一方面，雖然文體種類逐漸增多，但文論家卻並未對不同文體作出足夠清晰的區分。古代不同文體由於風格、功能、題材、使用對象的相似會出現文體的並列相稱現象。

曹丕說「夫文本同而末異」。「文本同」植根於對文學本質的認知，指一切文章均有共通性。在論及各類文體源頭時，劉勰有意識地將它們歸併於「五經」並指出：「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根。」顯然，劉勰之所以如此立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認識到各類文體之「同」。而這種「同」恰好就是不同文體能並列相稱的基礎。

考察古代文體之間的並稱現象，首先會注意到詩賦並舉。古人有「詩賦同流」之說。班固《兩都賦》說，「賦者，古詩之流也」。曹丕在《典論·論文》中將「奏議」「書論」「銘誄」「詩賦」四科八體並舉，也以「詩賦」並稱。其實，不同文體能並稱，與其在風格上的類似有關。曹丕所言「奏議」之雅、「書論」之理、「銘誄」之實、「詩賦」之麗，就是充分認識到了每組文體在風格上的相似性，故將其並稱在一起。

劉勰的《文心雕龍》將「頌讚」「銘箴」「誄碑」「論說」「章表」「奏啟」「書記」等並稱。在論及各類文體特點時，劉勰還採取了「章表奏議」「賦頌歌詩」「符檄書移」「史論序注」「箴銘碑誄」等四種文體並舉的言說方式（《定勢》）。在劉勰看來，每一種文體都有基本的規則，也即「設文之體有常」。（《通變》）劉勰認為，「章表奏議」要「准乎典雅」，「賦頌歌詩」要「羽儀清麗」，「符檄書移」要「楷式明斷」，「史論序注」要「師範核要」，「箴銘碑誄」要「體制弘深」。正因為上述每組中的四類文體具有大體相似的風格，劉勰才將其並稱起來。

立足相通的功能內涵

古代文體能夠並稱、滲透並融合，還與這些文體在功能上具有相通之處有關。比如漢代人常將「賦」「頌」並稱。這種並稱在漢代史書中大量出現，如《漢書·嚴助傳》說：「有奇異，輒使為文，及作賦頌數十篇。」王充《論衡》也在多處將「賦頌」並稱，如「以敏於賦頌為弘麗之文為賢乎？則夫司馬長卿、揚子云是也」。另外，《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司馬遷兩次言及司馬相如同一篇作品，但分別用了《大人賦》和《大人頌》兩個題目，原因即在於「此賦專頌大人也」。

從漢代文體發展實際來看，「賦」與「頌」之間存在的「賦」影響「頌」、「頌」對「賦」有依附關係、二者並稱混用三種關係源於「賦」與「頌」均具有鋪陳排比、讚頌帝王等功能。賦可「誦」讀，而「頌」同樣有「誦」之意。鄭玄注《周禮》說：「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摯虞《文章流別論》對「頌」評價說：「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正是因為「賦」「頌」有相似的功能，這兩種文體才被並稱在一起。

此外，由於「頌」具有讚揚、讚頌功能，因此「頌」體又與「贊」體形成了並稱關係。如《文心雕龍》就有專門的《頌讚》篇。「頌」體的這種讚揚功能還使其與「銘」之間存在並稱連用現象。如陸雲在《與兄平原書》中說，「蔡氏所長，唯銘頌耳」；曹植的《承露盤銘》提到，「使臣為頌銘」；沈約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也有「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的說法。

此外，像誄碑、論說、哀弔、箴銘、章表等文體之間也都存在類似情況。由此可看出，不同文體如果在功能及內涵上有相通之處，就會出現並稱現象。

吸納其他文體的特質

每一類文體的出現均受到當時多種文化因素影響，而一旦某種文體定型之後，其形式和內容則會呈現相對穩定的狀態。但隨著時代發展，文體又會發生諸多變化，故劉勰說「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時序》）一些原本居於文壇中心的文體會逐步走向邊緣，而另一些文體又會隨著文學風氣的轉變而由邊緣向中心移動。一種文體在由邊緣向中心移動過程中，常會吸納其他文體的特質從而豐富自身的內涵，而文體間的滲透、融合也就隨之發生。

不同文體間的滲透與融合是文體發展革新的動力。比如漢代的主要文體是賦，漢代人認為，辭賦來自《詩經》之「賦」。漢賦在形成發展過程中吸納了《詩經》的四言體句式和《楚辭》的韻律節奏。而「賦」過於鋪陳排比的寫作形式及讚頌帝王的功能又被揚雄調整為「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法言·吾子》），進而強調「賦」所應具備的諷諫功能。因此，漢賦在繼承詩歌抒情性因素的同時，又進一步承擔起詩歌的美刺功能，從而發展出大賦、抒情小賦、駢體賦、律賦等不同的類別。由此，《詩經》《楚辭》對漢賦的滲透促進了其發展。漢賦中很多作品可被視為有韻的散文，所以，漢代以後散文的逐漸駢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詩」向「文」滲透並融合的具體表現。

而唐宋時期的「以文為詩」則可視為「文」向「詩」的滲透與融合。趙翼在《甌北詩話》中指出：「以文為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作為古文運動的倡導者，韓愈的「以文為詩」可視為古文家在詩歌創作上的具體實踐，並進而影響到宋代文人的詩歌創作。嚴羽反對這種創作傾向，指出「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這固然是一種批評，但也從側面反映出當時文壇上不同文體互相滲透與融合的狀況。

此外，古代不同文體互相滲透與融合還體現在「詩」與「詞」及「文」與「詞」之間的複雜關係上，所以有以文為詞、以詩為詞等現象。宋元以後，戲曲、小說創作興起，話本、章回小說、戲曲等文體之間也出現相互滲透與融合的現象。

總體而言，古代文體之間的並稱、滲透與融合是文體學研究中非常值得重視的現象。這種現象從先秦時期各類文體誕生以來就一直存在，並在不同歷史時期呈現出各異的形態，由此也衍生出相應的文體批評方法。這些現象反映了不同時代的文學風尚，體現出古人獨特的思維方式和審美追求，成為中國文學和文論研究不可或缺的環節。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文體觀念文獻整理與研究」（18ZDA236）、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項目「中華思想通史·文藝編」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人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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