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國家，直到笑出聲來

撰文/雲也退，專欄作家

「每當你要批評別人時，你要記住，世上不是人人都有你這樣的優越條件。」《了不起的蓋茨比》里的這句名言，把「別人」改為「別國」也很合適。面對一個國家，個人在批評起來總是「優越」的，因為他站在外部，見什麼評什麼，仗著各種現成在手的評價標準——況且國家也不會反駁。

2006年秋，青島，33歲的加拿大人亞歷山大·特魯多，看到幾個小官員腆著肚子走進一家飯店，和女店主頻頻捧杯。他看得饒有興味，不覺身邊的嚮導兼翻譯，一個名叫「薇媛」、常被簡稱「薇」的女孩，不屑地說了句話：「你看看中國官員拿公款在幹什麼。」——噢，這樣。亞歷山大應著，並沒有停下觀察的眼光。十年後，他在自己的遊記里寫道：我看到的是這些人享受輕鬆的交際，鮮美的海味，涼爽的啤酒，他們是從眾的力量、按命令行事罷了；我無法像薇一樣，對他們有那種厭惡的體會。

亞歷山大·特魯多

薇所痛心和責備的，亞歷山大常常暗自不以為然。這樣的例子，在這本遊記中還有不少。在坐船游長江時，兩人談起了三峽工程，薇說，三峽大壩的建造，是以「鋼筋混凝土方塊」來取代「江流間輕搖的蘆葦」，亞歷山大則說，工程之前，峽谷里逆流而上的貨船，長年累月都是用人力拉上去的，那一定是悲慘的生活吧？

亞歷山大「善待」中國，是出於一個信念：要擯棄個人的所有「臆想」來看中國的種種。這些臆想，不僅指關於中國的諸多陳詞濫調，還包含了西方人與生俱來的那些是非好惡。他說：「我發誓不把自己的共和思想帶到中國來，不管是何方神聖在引導這個國家，我都要開懷接受。」為此他格外地自律：「我要在每一次呼吸間都與那些臆想抗爭」。這本遊記的英文原版名為《Barbarian Lost》，「迷失的野蠻人」，作者自稱的barbarian來自他那位見多識廣的政治家父親的話，他告訴兒子，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是把我們這些白人看作蠻夷，看作「化外之民」的。

《神秘到開放》，亞歷山大·特魯多 著，湖南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

英文版封面

亞歷山大的父親皮埃爾·特魯多，1970—80年代兩度出任加國總理，1990年帶孩子們在中國走過一圈。2006年初，斯蒂芬·哈珀率保守黨入主渥太華，中加關係迅速進入冷淡，正是那年秋季，亞歷山大憑著文化人的獨立人格獨自來華，期望溫習兒時留下的中國記憶。在選中薇當他的中國嚮導時，他也是看中了這個25歲的山東女孩擁有與自己近似的品質：會思考，不逢迎，對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見地，還有一定的幽默感。

他走了這些城市：北京、濟南、青島、上海、重慶、廣州、深圳，他去過十三陵附近的滿人村莊，游過長江，訪問過血汗工廠，泡過夜總會，也見了多名商人，以及頂尖的中國公知。他是一個自覺拒絕「中國通」身份的外國人，他將自己親眼所見、親耳所聞和自己的聯想，將別人的觀點和自己的思考，都區分了開來。他寫到霧霾，噪音，寫到市民不良的品位和習慣，寫到落後的城市管理水平時，都用一種「是其所是」的筆調：它們在那裡了，我沒有什麼要評判的。他調出最重濁的筆調，來指出那個永恆的時代關鍵詞——「變化」——並非央視新聞里的陳詞濫調，或外國友人的日常阿諛：

「中國的幽深令觀者沮喪，它是最為深邃的地方。它迅速而猛烈地變化著，對本國人都不曾停步，遑論外國人。雖然並不危險，但它還是令人難以招架。」

亞歷山大·特魯多在中國

亞歷山大的中國行僅有六周時間——僅此，很多人就會對這本行紀降低期望：是的，他寫不出彼得·海斯勒那樣全面、翔實的田野記錄，然而，時間和見聞的有限，卻促使亞歷山大像一個難得放風的囚犯那樣，五感全開，去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東西。且看他筆下的上海：

「上海的街道十分混亂。所有曾因美觀而存在的東西都被城市擠佔了，可謂物盡其用。上海的路旁竭盡所能地種著樹。在蔓延的高樓腳下，有些街道和居民區仍保留了殖民時代的樣子。在那裡，石牆和低矮建築沒有被改動。法國梧桐和昏暗的燈光幾乎讓城市退卻了，形成一種靜謐的幻境。濃重的空氣中迴響著無數通風機和發動機震動的沉重聲音，而當深夜來臨，汽笛、喇叭、輪胎摩擦聲和人的尖叫聲消失時，這聲音顯得更加吵鬧了。夜空不是黑色的，彩色的燈光反射在濃厚潮濕的空氣里，讓它紫中帶粉。在上海，燈光是躲不掉的，它無處不在。」

這些話出自一個匆匆過客之手，值得好好欣賞。他那麼有心，那麼「貪得無厭」，不捨得放棄任何一種體驗，唯有如此，他才會去分辨通風機和發動機的噪音，並設法從中捕捉城市的精神。這一番窮究式的刻畫，所揭示出的城市的「充滿」感，「擠占」感，可以震動每一個怡然信步於幽靜小馬路的上海人。這真是非同小可的驚鴻一瞥。

對比一下他筆下的另一大城市——合肥：「從老南京路進入城區，看上去是個塵沙遍地的後工業時代的廢墟」，然後「它又搖身一變，成了玻璃大樓林立的商業區」。隨後，他去往廠區，發現合肥「又變成了巨大的居住-購物複合體……」而在離開廠區後，「又被列在道路兩旁的公寓樓和在建的商場包圍了。」隨著他的所到，城市一變再變，合肥縮影了一個超級大國難以把握的今天，但所有的描寫終要收攏到某一個時刻的個體：當晚高峰來臨，一個新城區的大十字路口，市中心的熱鬧，時髦的戶外燈光，與不堪重負的交通混響到了一起，作者那西方式的「存在之焦慮」和噪音同時達到了巔峰。

合肥

正因為時刻在感受中國的大，中國的複雜，書寫者才特別需要那種置身事外、不動聲色、不輕易投放感情的素質，以陌生化的視角，用無限的後退，來讓眼前的尋常事物顯出不同尋常的樣子。這些措辭都值得玩味：農村小男孩「生硬而友善地」回答了他的問題；坐鄉下的公交車，車上的乘客「老得沒牙的看見我覺得很新鮮，年輕力壯的則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毫不在意」；通往濟南的高速路，穿過「一片由精耕細作造就的慘淡田地」；上海的一家便宜賓館裡，工作人員「一般都很充足」，且「穿戴整潔、面帶笑容」。

亞歷山大對自己的要求，就是置身事外，他告訴薇：「我在你身邊，我會表現得……百無聊賴、心不在焉或者頭腦簡單」，「就像我根本不在那兒，像一個不經意走到你邊上的中國深度游遊客」。聰明的薇很快便懂得該如何做。他倆在十三陵附近的滿族人村落找水庫，村裡的人指著他問薇，那個人是誰？為什麼看著這麼嚴肅？薇說：「他是個遊客，就長這樣。」讀著想笑，但屬於英文里wryly那一式的：冷冷苦笑的，乾巴巴的，有一個無力地攤攤手的動作。

還有不少類似的wryly時刻。在深圳，這個扁長的城市，計程車司機因為他們要從東頭開到西頭而「心滿意足」；在合肥，一塊臭豆腐讓亞歷山大想起了百潔布，「它短期不會獲得我的好感了」。當然，書的主要讀者是加拿大人，因此「常識普及」也要的。吃臭豆腐那一餐，因為薇要他點一些「溫和」的菜，免得上火，他就順便談了下陰陽的概念；在蘇州，參觀絲綢車間時，他說到了絲綢工業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及當下的狀況。不能不說，西方人是無法脫離那些國際化了的中國符號來理解中國的。書中的好幾段對話，都會讓讀者產生「中國人時不時就要聊聊孔孟」的印象。

不過，對於這樣一位作者而言，常識性的東西只是神秘中國的一部分顯露罷了。接受一切中國的現實，不憑自己臆想、自己的是非觀去評判，這個態度是明智的，它為敘述的引人入勝打開了可能。那些在中國人眼裡，堪稱「無力吐槽」的東西，在亞歷山大寫來，都是對於探索和體驗的持續邀約：他寫北京國家體育館、游泳館、中央電視台，以及即將完工的「巨蛋」，「這些奇異的建築常被污濁的空氣籠罩，它們象徵著中國新的、未經探索的現實」，他寫到北京城裡「權力的象徵」時，斷言「真正的權力在別處，且相當低調……或許藏在古老的衚衕里，擠在傳統的宅邸中」。

當他基於有限的第一手觀察展開想像的時候，他總是一五一十地告訴讀者，這是他的「想像」。他見到了一位古建築保護人士，就想像她所出身的高貴家世；他見到一個袒胸露乳、放肆大笑的中年男人，就想像一名肉聯廠職工或重機械操作員日常的樣子；在距重慶六十公里之外的一個村莊，他被人口之稠密所震驚，便想像方圓幾十公里內，村鎮密布的場景，進而想像「數百萬人口一個摞一個」的重慶，進而想像從青島到重慶，一路上都是這樣的人口分布，最後，他想像著了一個十幾億人的國家大概是個什麼樣子，直到笑出聲來。

想像為旅行增添了趣味。尤其是在長江游輪上度日如年時，他只有想像水面下被淹沒的農田、城鎮，想像開閘放水那驚天動地的一刻，才能打發分外的無聊。也有想像不能的時候：在深圳的工廠，他看到收了工的年輕男女十分歡快、享受閑暇的樣子，很不確定地說：這些人，接下去，大概會在某個新商場里喝茶，饒有興緻地看著那些他們買得起、卻又不會買的高檔商品吧？

這一半是基於他對深圳商業發達程度和居民收入水平的認識，另一半則純是他對年輕人的美好祝願。這時，他同自己的嚮導難得達成了一致意見：他們都同意「現在在中國當年輕人真好」。薇說：「這是讓人振奮的時代，但基礎設施還要得到建設。工作是好的，但中國人不應該只為工資而工作，不應該只追求消費。」對這位女性而言，這幾句話有失檔次；不過它被放在了尾聲階段，作者是考慮給全書做個總結。

老特魯多是老來得子，五十歲後才相繼有了三個兒子。八十年代，老特魯多退出政壇，同夫人離婚，潛心撫養他的兒子們。長子賈斯汀成人後果然承其父業，現任加國總理，而亞歷山大同哥哥性格截然相反，他不喜社交，遠離政壇，只喜歡獨立行動與思考。2006年中國行後，他過了十年才寫出這本遊記，看書中所插的當年的留影，再看如今的他，發量、身材都有顯著的變化，而依然如故的，則是那種置身事外、若有所思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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