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門之變與貞觀之治：對古代中國儒家及法家學說的靈魂拷問

回顧歷史，唐初最為濃墨重彩的歷史事件莫過於「玄武門之變」，這場殘酷而血腥發政變發生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由唐高祖李淵次子秦王李世民發動，以太子李建成與齊王李元吉的慘死而宣告結束。千百年來，史家與學者總是熱衷於爭論和探討這場政變的來龍去脈和具體細節，卻忽略了這場政變的真正性質——李世民及其麾下武將集團所發動的「玄武門之變」，直接挑戰儒家與法家兩大學說的底線，甚至不啻於是一場靈魂拷問。

眾所周知，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最終脫穎而出的是要屬儒家與法家兩大學派，其中儒家學說由孔子所創，經漢代董仲舒提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成為國家意識形態，後經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等流派發揚光大，成為古代封建王朝的正統思想。相比儒家，法家學說在先秦時期就已成型，經秦朝李斯、漢代張良以及歷代封建王朝而日臻完善。封建統治者雖然推崇「外儒內法」的治國理念，以儒家學說統治國民精神、以法家學說規範民眾行為，然而他們又屢屢踐踏這兩大學說，最為典型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所發動的「玄武門之變」。

當朝開國太子在上朝途中於皇宮禁內突遭皇弟伏擊，一箭穿心而亡，全家上下數百口更被昔日屬下屠戮殆盡，同時血濺魂飛還有齊王與其家小。多年之後，貞觀朝諸臣為維護李世民的「明君」形象，開始在史書上極力貶低李建成並拔高李世民，將這場血腥政變美化成正義、被迫且無奈之舉。後代文人遮掩不下去，又將其轉述為統治者內部爭權奪利，完全罔顧該事發生的歷史背景。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突厥屢屢犯境，李元吉隨李世民屯駐於豳州，取得了一定軍權。另一方面，高祖李淵曾想派秦王李世民守衛洛陽，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卻一致認為這會使李世民在洛陽建立自己的勢力，於是出面反對，此事遂作罷。這兩件事都使李世民軍權旁落，於是他不顧外敵入侵和國家危亡，悍然發動政變，血腥屠殺兄弟嫂侄，還逼迫父皇李淵禪位，自己登基稱帝，而這一系列動作也導致李建成舊部在各地發動叛亂，狼煙再起，突厥也乘勢兵臨長安城下。從傳統倫理、民族大義與國家根本利益來看，李世民以弟殺兄、以子逼父和以臣犯君等政變行為極其可恥，對比李氏父子所推崇制定的儒家道德標準與法家朝綱法度，顯然極為諷刺。

武德及貞觀年間，李淵及李世民為免重蹈隋朝覆轍，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此後歷任統治者不斷對其加以完善，使唐朝法律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空前完備的存在。武德二年（公元619年），高祖李淵命太子李建成、戶部尚書劉文靜等人對隋《開皇律令》進行增刪，制定五十三條新格，於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正式頒行，是為《武德律》。該律共十二篇、五百條，此後唐朝統治者又制定了《武德式》和《唐律疏議》等嚴密法典。然而這些完備法制在封建強權者李世民手中，仍舊淪為一紙空文。

從法制角度來看，李建成無罪當誅，即使是被貞觀君臣歪曲篡改過的大唐史書，也沒有可以判處李建成極刑的罪責。事實上，唐史對於李建成的描述可謂自相矛盾，頗有些欲蓋彌彰的意味——李建成在唐初起兵反隋之時，軍功政績極為優秀，定西河、下絳縣、攻永豐、駐潼關、破長安，功績並不遜色於李世民。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建成又在其弟李世民二次兵敗山東河北之時，臨危受命率軍出征，以恩威並施之策平定了勾結突厥的劉黑闥。這一系列軍事活動無疑證明李建成軍功顯著，是一位合格的統帥。除此之外，李建成對於監國理政也極為擅長，他積極與李淵一起推行「均田令」及「租庸調製」，大力發展關中農業，有效恢復國民經濟，為李世民的四處出征提供了堅實的物質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太子李建成性格仁慈寬厚，曾多次阻止三弟李元吉對李世民的刺殺行為，對於父親李淵的打壓行為，也是再三求情阻止。可惜的是，李世民並沒有感激兄長的仁厚愛護，反而無端生事向李淵告密，還沒等到李淵與朝臣處置，自己就以親王身份「越殂代庖」擅殺兄長，屠戮嫂侄。何況此事又發生在李建成與李元吉與李世民上朝對質的路上，這一系列撲朔迷離的舉動，恰巧說明了李世民膽怯心虛，不敢與兄長對質於朝堂，自己也的確是在處心積慮地誣陷太子，玩弄詭計以便奪得皇位。

可以說，「玄武門之變」將封建王朝的法制「軟肋」徹底展露出來，李世民以弟謀兄當屬「大逆不道」，逼父禪位又是「謀權篡位」。然而唐高祖李淵再怎麼悲憤傷痛的，也無法問責得到武將集團支持的李世民，事後還不得不對李世民的強權暴行妥協認命，「玄武門之變」也就極大地拷問著中國長久以來的儒家理論與法家學說。李世民殺兄屠弟和逼父退位行為在違背儒家君臣父子之道的同時，顯然也不合法家朝綱律法。更可悲的是，深受儒家和法家理論影響的天下大儒，在李世民的強權之下背棄原則，四處為李世民歌功頌德，著實讓人無法理喻。

總體而言，中國古代雖然有著長久的法制史，但在封建王朝時期終歸屬於「人治」。如此「無法無天、禍亂朝綱」的行為，在統治者有意掩蓋粉飾下，逐漸被世人遺忘，很少有人會對李世民予以指責。至於儒法禮教觀念根深蒂固的普通民眾，在朝臣大儒的歌頌下，容忍了李世民「以臣謀君，以子逼父、子弟殺兄」等不忠不義不仁不孝的行為，還將空洞無物的「貞觀之治」視作李世民的最大政績，將其奉為聖君。

殊不知，若非太子李建成仁慈賢德，監國時推行的輕徭薄賦政策，李世民與其眾臣未必就能創造出「貞觀之治」。假如太子李建成順利登基，憑藉其出色的經濟建設才能，在朝臣輔佐下也未必不能創造出又一個盛世王朝。李建成的仁厚之心正是李世民所缺少的，而這也致使其永遠也成為不了「千古一帝」——生性淡泊好殺的李世民，晚年卻也像父親李淵一樣，目睹眾子奪嫡而骨肉殘殺，這也許就是因果報應，乃是上天對其弒兄逼父的懲罰。

參考資料：

《新唐書·太宗本紀》《新唐書·列傳第四·高祖諸子》《資治通鑒·卷第一百九十一·唐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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