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敬亭：西方文明標準可休矣，人類文明起源於中國

人類文明始於何處，西方學者是有定論的：人類文明始於蘇美爾。

所以能下這一定論，源於西方根據百年前人類科學考古才起步階段地中海東岸的考古實踐所提出的關於文明的標準，也就是文明三要素：文字、青銅器、城市。一個社會必須具備此三要素才能稱文明社會。

根據這一標準，西方眾口一詞認定，世界上最早的文明是蘇美爾文明。也是根據這一標準，西方普遍認為，中國的文明開始於商代。

但問題是這個百年前的標準，在全球範圍內科學考古普遍興起的今天，是否還有普遍意義，是個地方性的標準還是國際標準。要回答這一問題，首先必須搞清楚什麼是國際標準。國際標準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不僅能解釋西亞、北非的考古現象，同時也能解釋東亞、美洲、歐洲的考古現象。這個三要素論究竟能行還是不能行，我們不妨作一分析：

文字或者說二維文字與文明

印加文明是在南美洲西部、中安第斯山區出現的一個著名的印第安古代文明，與瑪雅文明、阿茲特克文明並稱為「印第安三大古老文明」。15世紀起勢力強盛，影響範圍北起哥倫比亞南部、南至智利中部和阿根廷北部，首都在秘魯南部的庫斯科。16世紀初由於內亂日趨衰落，1532年被西班牙殖民者滅亡。印加帝國是一個奴隸制國家，有一套完整的國家體系。印加王被稱為太陽之子、神的化身，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

一個無論人口和疆域都大大超過同時代歐洲國家的國家，算不算有文明？西方認為算得。但這個國家沒有文字，按照文明三要素，這個國家應該沒有文明。

中國北方游牧地區中國史籍記載最早的民族是匈奴族。匈奴族是個強悍的民族，彎弓躍馬，曾經宛如秋風掃落葉般，橫掃過歐洲大陸。

但匈奴族沒有文字，按照文明三要素，也沒有文明。直到突厥族創製文字，北方游牧民族都沒有文字。其後的北方游牧民族也多是在其領袖人物正式稱帝後方創製文字。

公元916年，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稱帝，國號「契丹」，建元「神冊」，神冊五年，命大臣和一些漢族士人參照漢字結構創製契丹文字，頒行使用。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統一蒙古高原，建立蒙古國，始命被俘的乃蠻掌印官用畏兀兒文字書寫蒙古語。

色雷斯人主要生活於公元前的巴爾幹半島北部。根據西方學者的考證曾經創造過一定高度的文明，擁有活躍的礦山開採和金屬加工技術，也曾建立過自己的國家，但這一民族直至公元後被同化、消亡始終沒有文字。

出於一定的需要，西方學者時而將文明與文字脫鉤，時而又將文明與文字聯繫起來，至於聯繫起來的主要理由則是：文明社會是分階層的複雜化社會，複雜化社會為了進行有效的管理，就必須有文字存在，如此方能上令下傳，下情上達。

但這一理由是以認定人類社會自古至今只存在一種文字即二維文字為基礎的。實際上，上古時代還存在非平面的三維文字。

現代研究表明印加人並非沒有文字，只是這種文字是一種與眾不同的三維立體的書寫體系，印加人稱作奇普。奇普是印加人結繩紀事用的繩子，由一根主繩串許多根副繩組成。主繩通常直徑為0.5-0.7厘米，上面系著細一些的副繩，一般超過100條，每根副繩上都結有各式各樣的繩結。就是用這種方式印加人傳遞信息、記錄歷史，有效地管理著一個比同時期歐洲各國龐大的國家。

根據中華元典記載，上古中國應該也存在這種情況。老子曰：「小國寡民，…使人復結繩而用之」。尚書序首句則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有此可以推斷，中國早期國家出現的時代，可能使用的也不是二維文字，而是三維文字，不然何來「小國寡民」、「結繩之政」之說。上古時期中國有「結繩之政」的文明時代存在。

北魏是最早統一中國北方的少數民族政權，據魏史所載「其後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莫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淳樸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結繩而已。時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記錄焉」。

則清楚地表明中國北方少數民族的早期國家，應該都停留在刻木結繩的三維文字時代，但似乎並沒有因此而影響他們在東亞大陸強勢崛起。

認為文字只有二維文字一種，又將二維文字與文明聯繫起來，認為一些國家因為沒有二維文字發現就沒有文明，一方面表明西方的自以為是，一方面也表明其標準的雙重性。

青銅器與文明

青銅器是被西方用來劃分時代的，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青銅時代被認為是世界文明的開端。西方有青銅時代的世界體系一說，認為早在五千年前的青銅時代就有世界體系存在，當然這個體系是以西方所稱的印歐人為中心的。

真是這麼回事嗎？

銅是什麼？銅就是一種特殊的石頭，一種礦物。那麼西亞地區是什麼時候開始有銅器的呢，非常之早，一萬年前就有了，還在前陶器時代。西亞人怎麼這麼聰明，一萬年前就在利用金屬了，太偉大了。否也，這叫以現代人之心度古人之腹，他們哪知道這類石頭是金屬，將來會被人當做寶貝，這不就是種特別點的石頭嗎，出門不遠到處都有。所以他們也是按照加工石器的方法來加工得，用石頭砸。

大約同時，一萬年前的東亞人，出門也發現了一種特殊的石頭，後來人們將他稱作玉，東亞人拿回家開始同樣也用石頭砸。

慢慢地，隨著時間的推移，了解多了，西亞發展起了金屬加工，東亞發展起了玉石加工。

無論是銅還是玉，都是特殊石頭，都是礦物資源。既然是資源在地球表面就不是均勻分布的，有些地方有，有些地方壓根就沒有；有些地方多，有些地方少；有些地方容易發現，有些地方不容易發現。在古代的西亞、北非金屬資源非常豐富，不僅有銅，還有金、銀等等。所以，地中海東岸那麼早就會有那麼多的金屬製品。

青銅問題首先是個資源問題，然後才能說是技術問題。資源多，利用早，當然會進步；資源多，當然可以大規模利用。資源少，或者根本就沒有，當然無法利用，更別說大規模利用。西方人閉口不談資源問題，大談特談技術問題，什麼時候出現銅器，什麼時候開始金屬冶煉，什麼時候開始大規模應用，什麼時候我已經文明了。

西亞1萬年前就出現天然銅製品，五千年前開始金屬冶煉，東亞大陸4千年前才出現天然銅製品，除了說明上古時期西亞擁有豐富的露天或淺埋藏銅資源，東亞則幾乎沒有露天或淺埋藏銅資源，還能說明什麼呢，什麼也說明不了。今日世界似乎沒人將富油國與發達國家聯繫在一起。

以一種特定資源的利用水平，用作為判斷世界各地文明程度的標尺，完全沒有科學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本無優劣可分。

可悲的是，近代以來太多中國人的思想已被西方中心論的陰影所籠罩，把西方看作真理的化身，習慣於依循著西方人的思想去思考問題，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

能拿來做世界性標尺的，只能是世界均勻分布的資源：石頭、土壤、樹木。石頭就是石器時代，土壤就是陶器時代。這叫在一條起跑線上，這樣作比較才有意義，才有價值，也才能讓人信服。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應該可以下這樣的結論：所謂文明三要素，其中兩要素不具普適性，真正靠譜的只有第三個要素：城市。文明起源的三要素標準充其量只是個地區性標準，根本不具普遍意義。

文明再定義與文明起源

何謂文明，文明就是不平等，有合法暴力的不平等。何謂文明社會，文明社會就是有合法暴力的不平等社會。人類進入了國家狀態，也就進入了文明時代。

文明需要具備三要素：分化、城市、合法暴力。

按照西方學者的觀點，地中海東部最早誕生的文明是蘇美爾文明。「在從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前2350年差不多1000年的時間裡，」在兩河流域出現了烏魯克、烏爾等十幾個城邦國家。

西方文明從誕生之日起，就是一種和中華文明完全不同性質的文明。中華文明是世俗文明，而西方文明則是宗教文明。蘇美爾人從早期的聚落至晚期的城市，無一例外都是以神廟為中心的。

烏魯克文化是由蘇美爾人創造的，最重要的遺址是烏魯克遺址（12～4層）。烏魯克文化晚期，蘇美爾各聚落神殿建築的規模都較前期有了較大的擴展，以神廟為中心，出現了有一定規模的聚落，並向城市發展，為蘇美爾時代的城市奠定了基礎。烏魯克遺址第4、5層時神廟的建築面積在2千平方米左右。

烏魯克3層（前3100年-前2900年）出土有一隻雪花石膏大瓶，描繪了長袍的祭司、短裙的僕人及一隊手捧酒罐、糧斗等物品的裸體平民，向穿長袍帶神冠的烏魯克女神伊南娜獻祭的場景。其他一些滾筒印圖也表現了相似的主題。這些藝術形象讓我們感覺到在烏魯克文化晚期或提姆杰特·那色文化時期，兩河流域社會階等差別已比較明顯，據此推測可能已經出現國家。

同時期產生了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最早的象形文字。烏魯克遺址發現了一些泥板，泥板上刻畫著應該是表示各種事物的圖畫符號。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學者塞維斯依據學者們對世界各地一些尚存的原始部落的研究結果，提出了一種新的理論—酋邦理論，來解釋國家的起源進程。按照這一新理論，在國家誕生前的前國家時代不僅存在平等的氏族社會，同時還存在等級制的氏族社會。這種等級制的氏族社會被其稱作為酋邦。國家是自平等的部落經由不平等的酋邦演進而來的。酋邦依靠非暴力的神權權威進行集中型的管理，有能力進行規模化工程建設。酋邦與國家的根本區別在於無合法暴力支撐其領導權。而自國家誕生以後，合法暴力始終是國家最主要的標誌。

考古發現，西方社會從誕生之時起就是一神權社會。早在1萬2千年前，在今土耳其東部地區，便依靠神權的力量建造了被稱為哥貝克力石陣的世界上第一個規模浩大的神廟，至今宗教力量依然還在西方社會發揮著重要作用。由此觀之，5200年前的兩河流域應該完全可以依靠非暴力的神權權威建造一系列有一定規模的神殿建築。單憑宏大的宗教建築，證明等級存在的雪花石膏瓶，就認定5000年前的蘇美爾社會已經進入國家時代，而非尚處於酋邦時代，恐怕有些證據不足。

近代以來，我們一直以仰望的姿勢看待西方，我們一般總是相信西方的數據和推測是正確的。至於東方的數據和推測，我們不少的國人是一般的不怎麼相信的，尤其是突破了上限的。如果不得到西方的認可，總覺得心裡不怎麼踏實。事實上，百年前科學考古才剛起步，方法是否科學，數據是否正確，是完全應該打個大大的問號的。

古埃及按照西方學者的觀點，公元前3400年後進入了國家時代，在上埃及出現了幾個城邦國家，主要依據是「出現少數奢侈墓葬和表明權力意識的符號。」譬如耶拉康波利斯遺址發現了一座裝飾了一系列壁畫的磚室墓，其中可識別出一些殘存至歷史時期的表明權力意識的符號，如一人手舉權杖準備擊打另一人等。

接下來看看中國：

中國目前發現最早的城市有6200年歷史，是位於湖南省常德市澧縣的城頭山古城。古城坐落在高出四周平原2-4米的矮崗上，佔地面積近18萬平方米。

共發現有四次大規模築城的過程，形成相應的四期城牆，其中第一期城牆年代最久，在公元前4200年。城略呈圓形，城垣外圓直徑340米，內圓直徑324米，城高2-4米，圍繞城垣的護城河寬30-50米。城內發掘出大片台基式的房屋建築基礎、設施齊全的制陶作坊、精心鋪設的道路、密集而重疊的氏族墓葬、完整的祭壇和眾多的祭祀坑。

城頭山已是一座具有相當規劃性的古城，有東西南北四個門，兩兩相對。城內有通往東西南北四個門的十字型路網，城市功能區劃也比較明晰規整，城西偏南緊鄰城中心為居住區，城中心偏西是制陶作坊區，城中心偏西北是墓葬區，城東有一祭壇，近城中央發現有類似宮殿的大型建築基址。

在古城中，已發掘陶窯10座, 其中8座位於城址中部。陶窯、泥料坑、貯水池、制坯涼坯的工棚一應俱全，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制陶作坊區。陶窯燒制的陶器有一定的專門性，表明當時無論手工業還是商業都已有一定的發展，已出現規模化生產，已有完備的商品銷售渠道，已開始為貿易而組織生產。

城頭山在首次築城時就存在殺人祭城的現象。城東的祭壇使用時間在距今6000年前後，略呈橢圓形，面積約250平方米，平地堆築夯打而成，中間高，向邊沿傾斜，周邊有數十個堆滿祭祀物品的深坑。除發現稻穀、陶器、獸骨外，還發現人骨，表明存在人祭現象。

祭壇附近發現一組5800多年前的重要墓葬。主墓入葬者仰身直肢，頭朝東，頸戴兩件精美的玉璜，右手握一小鼎（在中國歷史時期，鼎一直是國家權力的象徵），骨架左側有一小孩頭骨，頭向相反，隨葬有20餘件精緻的磨光紅陶器。墓左側有2座女性陪葬墓，隨葬品分別為12件、13件，有極為罕見的黑彩單耳杯和珍貴的玉玦，亦仰身直肢頭朝東。圍繞主墓另有兩座屈肢葬殉葬墓。這是中國發現最早的殉葬、陪葬墓，表明城頭山已經出現明顯的階級分化，已存在合法的暴力。

以城頭山城址為中心，其周邊分布有數百處大溪、屈家嶺時期的文化遺址，這些遺址基本都沒有城防設施，聚落布局也沒有統一的規劃，應屬於城頭山中心城的附屬聚落。

這一切清楚地表明，距今6千年前後的城頭山已經存在嚴重的階級分化，已經出現王一類的人物，已經誕生城邦國家。城頭山是世界範圍內最早出現的城邦國家，城頭山完全可以改寫世界文明史。

從現有的考古發現看，城頭山古國並非孤立存在，5百多年後屈家嶺文化時期，在城頭山古國的影響下，長江中游出現了10多個古城：湖南澧縣雞叫城；湖北石首走馬嶺、荊州陰湘城、天門譚家嶺、應城門板灣、陶家湖等。這些古城的面積基本都在20-30萬平方米左右，最大的陶家湖則達67萬平方米，江漢地區進入了城邦爭霸時代。

幾百年來一直一枝獨秀的城頭山古國面對戰爭的威脅，不得不在不太長的時間裡連續趕築了三、四兩期城牆，形成了最後的城高2-4米，護城河寬30-50米的格局。但面對咄咄逼人的後來者，城頭山依然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取得最後勝利的是天門譚家嶺，公元前2600年擴展為一座規模達120萬平方米，約有3-5萬人口的城市，形成了長江中游區域性的石家河文明。

同一時期，長江中下游的社會形態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安徽省含山縣的凌家灘遺址，年代在公元前3800-前3300年間。目前已發現大型宮殿遺迹以及布局整齊的房屋、墓地、護城壕溝、手工作坊、集市等。凌家灘採用獨特的雙重環壕形制，居住區周邊圍以內城壕，壕溝外北側為墓葬祭祀區，再北為外壕溝，總面積達1.6平方公里，超過300-400年後的蘇美爾城邦，已是一座繁華的城市 。

遺址中發現大型祭壇一處，現存面積約600平方米，原面積約1200平方米，位於凌家灘遺址的最高處。在祭壇近頂部發現一座特殊大墓，年代在公元前3500年至3400年間。

墓上壓有一件用玉石雕刻的豬形器，重達88公斤，是中國陶器時代發現的最大、最重的玉製品。墓坑內擺放隨葬品共計330件，擺放整齊有序，顯然遵循著一些特殊規則，具有一定的政治內涵。墓主頭部位置放有一件翠綠色玉鉞，胸前擺放著10件玉璜，兩臂位置各放著10件玉鐲，胸部以下至腳部疊壓著玉鋮、石鋮、石錛、石鑿，部分部位疊壓2至6層，腳底豎立向上擺放著玉璧和玉環等。歷史時期鉞是王權的象徵。

儘管凌家灘遺址沒有發現人殉現象，但基於西方認定公元前3400年後埃及出現王墓，形成國家的主要依據，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宣布凌家灘大墓肯定是一座王者之墓，長眠其中的是一位集軍權、政權於一身的王。凌家灘進入文明時代的時間完全可能早於古埃及、蘇美爾。

研究歷史、研究世界各地的文明起源，必須遵循兩個原則：一曰同一標準；一曰同等對待。不能厚此薄彼，也不能厚彼薄此，杜絕所謂的特殊性，特殊性不就是高他人一等的代名詞嗎。我想這同樣也應該為西方世界，通常習稱的世界主流學術界所遵循。

儘管從現有的考古發現看，距今5800年左右，長江下游社會發展的程度還落後於長江中游地區，但其發展的速度卻明顯快於長江中游地區，5300年前便出現了區域性的良渚文明，誕生了良渚古國。

江蘇新沂花廳遺址北區墓地距今5300年—4800年，共清理墓葬62座，其中有大墓10座。大墓隨葬品有多達百件以上的，以陶器和玉器為主，8座大墓發現有嬰幼兒和青少年殉葬。出土陶器兼具大汶口文化、良渚文明的特徵，玉器則與良渚文明的同類器物相同，且飾有良渚文明特有的神人獸面紋飾。

過去我們通常認為，古埃及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區域國家，但不管完成統一的是蠍子王、納爾邁或者阿哈還是什麼其他王，時間不會早於公元前3200年。

而新沂花廳遺址的考古現象表明，5300年前，良渚古國已是一個橫跨長江南北，據有浙江、江蘇大部分地區，勢力相當強大的區域國家。良渚古國才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區域國家。

上述考古現象清楚地告訴我們：人類文明的起始地不是蘇美爾，人類文明的起始地在中國，在中國的長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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