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1945年「慶祝抗戰勝利大會」史事鉤沉

1945年8月15日上午7時，中美英蘇四國同時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1在歷盡史上最艱難最黑暗的歲月之後終於從日本人控制的「牢城」中解放出來，上海和全國各地一樣頃刻之間變成了狂歡之海。

重慶的軍隊進城了。歡呼的人群排著隊向他們的英雄們致意。港口復甦了。當飛機在頭上盤旋時，汽船拉起了響笛，煙花爆竹與咆哮的引擎共鳴，所有的人都奔來看新到的部隊。日本人輸了。他們知道這個，也表現得不錯。他們的士兵默默地站在崗位上配合維持秩序。

他們的四周是勝利的中國，僅在日本大使館上面還飄揚著「太陽旗」。漸漸地，日本人和士兵們從街景中消失了。他們的商店關門了。日本人不見了。他們的大使館關閉了。他們會滾蛋：日本人滾回日本！美國青年、英國青年、上海姑娘們，加油吧！他們在加油。每一家夜總會都客滿。生活從天亮開始，永不衰落。誰在乎軍隊管制?戰爭已經勝利了。保衛和平！對任何一個世紀來說，兩場世界大戰已經太多。

美國、英國、中國、俄國這每四種旗幟中都有一面在窗戶或房頂上飄揚。集中營的大門打開了，牢房的門打開了。城裡到處建了牌樓。到處是蔣介石威武的委員長畫像。飛機飛行在上海的上空，這銀色的大烏能預示災難，此刻它們象徵著和平。美國人來了。旅館裡充滿了忙碌的生機和歡樂。1

這是一場來之不易的艱難勝利，為了慶祝這一世界性和歷史性的勝利，陪都重慶國民政府決定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勝利日(即9月3日)舉辦全國性的勝利慶典，並頒布《慶祝勝利實施辦法》，令全國各地一體遵行。上海隨即成立「上海市各界慶祝抗戰勝利大會籌備委員會」，並在戈登路(今江寧路)65號設立籌委會辦事處，具體負責上海市勝利慶典的籌備事宜。後因盟軍、國軍及上海市行政負責人於勝利日尚未抵滬，上海的「祝勝」大典遂改到10月10日與雙十節合併舉辦。慶典在跑馬廳舉行，場面與氣氛之熱烈，前所未有。這是上海在租界收回、市政統一之後首度舉辦的全市性「祝勝」大典，也是上海市首次以國家的名義舉辦的曠世盛典。本文即以上海為中心，依據相關檔案和報刊資料，對這一盛典的籌備、舉辦的具體過程略作鉤沉，並藉此討論慶典與政治之關係。

一、民間自發的歡慶狂潮

日本佔領時期的上海有一個家喻戶曉的代用語：「天亮」，指代抗戰的最後勝利。但這個代用語的流行反襯的卻是上海在那段水剩山殘的「驚心」歲月里的嚴酷現實。傅葆石在他那本出色的著作《灰色上海》中曾對這個現實做過精當的分析：

由於政治壓迫和物資匱乏，上海被拖入了「黑暗世界」之中，這個世界充滿無盡的恐懼、貧窮、不確定和痛苦。在日據的45個月里，上海變成了真正的地獄。經濟崩潰和通貨膨脹完全失控，囤積和黑市交易繁榮;大規模的失業伴隨著飢餓的蔓延，生存的焦慮成為上海的生活方式。正如一位倖存者寫道，「除了人命以外什麼都貴」。1942年夏天是三十年來最熱的一個夏天(氣溫高達103華氏度)，高溫造成了傷寒症和霍亂的流行，從這時開始上海被無法控制的物價上漲所折磨。與此時相比，孤島時期的經濟困難看上去微不足道。以1936年為參照點，日用品價格指數表明了一個反差巨大的跳躍，從1941年12月的1500元到1942年6月的2910元，再到1944年7月的400000元，再到1945年8月上海解放時的660000元。到佔領結束前夕，要花10000元洗一個熱水澡，花8000元看一場京劇，但這都是「奢侈的事情」，對大多數上海人來說，最大的威脅是食品價格的上漲。特別是1944年和1945年，根據統計，糧價分別是戰前價格的600和65000倍。2

在日軍的佔領和統治之下，這座亞洲頭號的世界之都變成了「步步荊棘的恐怖世界」，開埠以來歐美列強在上海建立的權力結構和利益格局，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由英美主導的「集團非正式帝國」秩序被日本炮製並由日本獨霸的所謂「東亞新秩序」所取代。外僑中的嫌疑者被拘禁到監獄，「敵國及敵性國」僑民被押送到集中營，猶太難民被集結到隔離區，上海不受管制的非日本籍外國僑民就只剩下軸心國公民、俄羅斯人(白俄、紅俄，還有俄國猶太人)，以及一些亞洲人(印度人、菲律賓人等)。上海已被日本「除去敵性」，而被「除去敵性」的上海，實際上等於被抽掉了國際化的內核，僅存一副「國際都市」虛幻的外觀3。所以，當勝利終於來臨，人們再也抑制不住內心的狂喜，盡情宣洩八年來飽受的屈辱、苦難與冤抑！從5月8日德國戰敗投降到8月10日日本乞降，從8月15日上午7時中美英蘇四國同時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到9月2日日本在「密蘇里」號戰艦上籤署投降書，再到9月9日日軍在南京向中國投降，這些標誌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邁向最後勝利的每一個歷史性時間節點，都曾激蕩出民間自發的如山洪暴發般澎湃的歡慶狂潮。

1945年5月2日，蘇聯紅軍突入柏林，希特勒自殺。8日，德軍宣布向盟國無條件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歐洲戰場以德軍徹底失敗而告結束。消息傳來，世界各地人民舉行狂熱慶祝，人們齊集街頭歌唱、跳舞、狂奔，以各種能夠想到的形式歡慶勝利，倫敦、巴黎、莫斯科、紐約、華盛頓等地的慶勝場面尤為熱烈。中國陪都重慶，蔣介石特地設宴招待盟國軍官，慶祝歐戰勝利。這一天，淪陷區的上海自然也是一派歡慶氣氛。德國無條件投降，同時意味著蘇聯衛國戰爭的徹底勝利，因此，當天夜晚更成了上海俄僑的「狂歡之夜」。陶菊隱在《大上海的孤島歲月》一書中寫道：

5月8日這一天，上海人民沉浸在一片狂歡的氣氛中。南京路上，霞飛路上，人上堆人，燈火一片;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此時上海未圈禁的外僑，只有白俄和無國籍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挽臂遊行，有的當街跳舞，人人精神煥發，個個笑逐顏開。什麼燈火管制，什麼防空演習，都不在上海人的眼下了。日本憲兵也都蜷伏在巢穴里不敢露面了。

霞飛路金神父路一帶本是白俄集中的小天地，當天晚上，他們從家裡走出來，成群結隊地在馬路上跳起華爾茲舞來，有的則醉酒高歌，不知唱的是什麼怪曲子，而馬路對面就是國泰大戲院和駐滬日軍的最高司令部。馬路上擁擠不堪，連日本侵略者的軍用卡車也通不過，而站在路旁的日本哨兵，卻呆若木雞，對此不敢過問。1

雖然歐洲戰場結束，「戰爭只結束一半」，亞洲戰場仍激戰正酣，但盟軍攻克柏林，德國無條件投降後，盟軍開始集中力量「與日本作戰」，所有關心戰局的人都已心知肚明，日本的失敗已為時不遠。此後，盟軍空軍不斷將炸彈帶到日軍盤踞的漢口、南京、上海、廣州及各交通線，向淪陷區人民宣告：「天快亮了」！對上海而言，美國B-29轟炸機在城市上空的頻繁出現，黃浦路2號的蘇聯領事館外沿外灘懸掛的展示歐洲戰況的地圖，都在強烈預示戰局的逆轉。隨著戰事的推進，上海街頭各種來路的小道紛傳：「美國軍隊要登陸杭州灣」，「我們的軍隊已在進攻了」，「日本人準備退出中國」……這些消息並不準確，但卻如同「黑暗世界」的一束光芒，點亮了淪陷區人心中的希望2。

然而，對於日本而言，戰局愈不利就愈瘋狂。儘管美軍已將戰線推進到日本本土，但被狂熱軍頭宰制的日本卻仍在「從根基開始動員」，實施所謂「一億玉碎」的自殺式「本土決戰」計劃。美國8月6日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8日蘇聯對日宣戰，9日美國又在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日本軍事形勢已四面楚歌，陷入絕境。在這種情況下，8月10日，極度惶亂的東京終於向中美英蘇四國發出「乞降照會」，表示「接受中美英三國領袖於1945年7月26日在波斯坦所發表，其後經蘇聯政府贊成的聯合宣言所列舉的條款」。當天17點35分重慶盟軍總部獲悉此訊，隨即向中國方面通報。日本乞降，預示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即將結束。這個消息透過電波和各種「號外」迅速傳遍全國，傳遍世界。全世界親歷過戰爭荼毒和洗禮的人民，尤其是經過八年苦戰的中國人民，莫不熱血沸騰地歡呼勝利，以連夕的狂歡慶祝這個「莊嚴而光榮的歷史時刻」。舒宗僑在戰後不久推出的一本畫史中，非常恰當地把這一天世界各地自發的慶祝稱作「全世界狂歡」。中國抗戰最早，被難最深重，犧牲最慘烈，因此更是舉國若狂，歡歌達旦：

日本乞降的消息像電一般傳遍世界，從東方到西方，從地面到天空，從後方到前線，從各國自由區到淪陷區，從一國的當局到一般的人民，從老年壯年到年輕的孩子，無不為這一消息震動得歡喜發狂。中國戰時首都重慶在下午6時許得到這一消息，立刻全市一百萬人發生大騷動，爆竹聲、號外聲、鑼鼓聲、廣播聲和全重慶人的歡呼聲響成一片。跳舞廳的音樂隊搬到街上演奏，無組織的火炬遊行開始在各街頭出現，美國兵在各個角落受著熱烈的歡呼，一輛吉普車上集著二三十個中國孩子，高叫「頂好，頂好，頂頂好」，商店將商品免費供給市民，都郵街、上清寺、小什子變成人海，人們只有笑、鬧、狂呼，不再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人十九都是嚴肅的，但在這一天晚上，他們也應用了從西方學來的禮節「接吻」，男的與女的，老的與少的，中國人與西洋人。他們彼此握著一雙汗手，抱住在街上與屋裡團團轉，把孩子舉到空中，這種狂熱、興奮、喜樂的情形，是中國立國五千年來所沒有的。

勝利的捷報，任何人不能自私，消息很快地傳到西安、成都、昆明、貴陽、韶關、鉛山、蘭州以及各戰場，所引起的狂熱情形，一如戰都重慶。尤其是昆明和成都有美國軍隊的地方，情形更是瘋狂，昆明南屏街的熱鬧情形，造成美國兵到昆明後熱鬧的最高峰。

在淪陷區中，上海首先得到消息，十月晚間各國人士已在歡喜得發狂，他們不再怕日本人，甚至打起日本人來。其他在全世界各大城市與戰場，皆為日本的投降而狂歡，其熱烈的程度，實超過重慶。在紐約大廣場上數十萬人集在一起，會合成一片「人蟻」，—面拿著酒瓶，一面跳著蹦著唱歌，與不認識的男人或女人擁著跳舞和接吻。軍人成為寵兒，被群眾舉到天空，中國軍官在倫敦被抬在肩上遊行。在戰場上，官與兵，不再分將軍與下士，相互抱住跳舞、高歌，慶祝人類已重新由法西斯魔鬼手上獲得解放。1

陪都重慶的中央廣播電台播音員在廣播這一喜訊時，因感情激越，興奮逾恆，幾於不能吐辭。辭畢，告聽眾說：「諸君，請聽陪都歡愉之聲！」收音機里頓時傳來爆竹聲、鑼鼓聲、盟友的「頂好」聲，以及萬眾齊聲歡呼「中華民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之聲。這種震耳欲聾的「歡愉之聲」，發抒和宣洩的正是苦戰八年的鬱結之情。當時《新蜀報》記者任浪萍寫的一篇報道，標題就叫「像爆炸了的陪都」。曹聚仁和舒宗僑在戰後不久合著的《中國抗戰畫史》中輯錄不少當年現場拍攝的各地慶祝抗戰勝利盛大場面的照片，作者並為每幅照片寫了圖片說明，其中為「重慶慶祝勝利大遊行」照片寫的說明，極為傳神地寫照了陪都重慶「忽傳」日本乞降時的街頭情景：「全國對日作戰八年，四億五千萬人民心頭之積鬱，生活所受之壓迫，國家與人民之損失，均在此勝利時刻，獲得傾泄與安慰。他們和她們歡呼，他們和她們歌唱，他們和她們為中華民族之勝利解放而慶幸。」2

那是一個薄海歡騰、普天同慶的夜晚！據中央社報道：「成都、貴陽、西安、沅陵、昆明、恩施等地民眾無不歡喜若狂，興奮情緒達於極點，各報號外市民搶購一空，競相傳閱，鞭炮大作，歡聲四起，昆明青年學生更在街頭高唱國歌，沅陵市民並自動火炬遊行，交織成一片勝利交響曲。」延安也同樣如此，新華通訊社收聽到日本乞降的電訊後，整個延安頓時一片歡騰。幹部、群眾、戰士、學員們自發地紮起火把，從堖畔、窯院走出來，匯成一條條火龍游進延安城。

而在淪陷區的上海，日本乞降消息首先從蘇聯僑民中傳出，然後迅速傳遍整座城市，人們不約而同地從四面八方擁向街頭，「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擠來擠去。有些素不相識的人，由於興奮過度，也情不自禁地打招呼攀談起來。他們指手劃腳地交談戰地消息，談得津津有味，恍如來自沙場的戰鬥英雄一樣。一直到夜色降臨，繁密的星星在穹蒼中眨眼，輝煌的燈火吐射著勝利的光芒，街上的人流兀自熙熙攘攘，樂而忘返。這種情況比過大年夜還要熱鬧得多。」3次日，大小商店均停業一天，慶祝這一遲來的歷史性時刻。但上海仍在日偽勢力的控制之下，狂喜，卻無法盡情抒發。《新華日報》曾以「特訊」的形式報道過上海的這種情形：「十一日晨上海全市國旗飄揚，爆竹之聲整天不絕。熱鬧市區曾有幾千人的行列遊行示威……市民狂喜中看見敵軍，擁上去摘掉他的帽子，以泄多年來含辱忍垢的積憤，因而發生小規模的衝突，引起群眾更大的激怒。幾小時後，敵偽連忙趕出布告，要市民『嚴守秩序』，並派出崗哨監視。到十二日，敵寇並在交通要道架設機槍，五步一崗，十步一哨，不許市民懸掛國旗，同時偽上海市長周逆佛海等發表『告民眾書』要市民鎮靜，並聲言敵偽軍警將採取武裝彈壓，以維持治安，更使上海人民憤怒無已！」當天南京日軍總部還發布了一份聲明，聲明殺氣騰騰地說：「最近流言風行，無知之徒隨聲附和，殊深遺憾。本軍不論戰局如何轉變，決以嚴明之軍紀，向擊滅驕敵之途邁進。如曲解軍方真意，於治安上有不良行為或冒瀆日本軍威者，當予以最嚴厲之處置。」1

其實，8月10日日本乞降時，戰爭並未結束。8月11日，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代表中美蘇英四國正式回復日本，接受日本投降。8月14日，日本天皇召集御前會議，最後決定接受波斯坦宣言，並致電中美英蘇四國接受無條件投降。電文稱：

關於接受波茨坦條款之八月十日發出之日政府通告及八月十一日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所發之中關英蘇四國政府回答，日政府對四國政府通告如次：

(一)天皇已頒發關於接受波茨坦宣言條款之詔書。

(二)天皇準備對其政府及大本營授予實施波茨坦宣言及各項規定所必需之簽署許可權。又天皇準備對一切日本國陸海軍機構及在此機構指揮下的一切軍隊為停止戰鬥行為，移交武器及實施上項各條款，頒發聯合國最高指揮官要求之一切命令。2

8月15日上午7時，中美英蘇四國同時宣布：日本正式無條件投降。10時，即在日本天皇發表《終戰詔書》之前一小時，蔣介石親到重慶中央廣播電台，發表著名的《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書》廣播演說，其中說：「我們的抗戰，今天是勝利了，『正義必然勝過強權』的真理，終於得到了他最後的證明，這亦就是表示了我們國民革命歷史使命的成功。我們中國在黑暗和絕望的時期中，八年奮鬥的信念，今天才得到了實現。」3當天《大公報》以臨時製作的五個特大字和一個超大驚嘆號向世界報告：「日本投降矣！」次日又發表以「日本投降了」為題的社論，開頭即引杜甫的詩句「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來表達八年苦戰之後勝利終於到來之際中國人民的欣喜若狂。重慶《掃蕩報》亦以「偉大日子的降臨」為題發表社論激情歡呼：「戰爭結束了，勝利到來了，千秋史筆將鄭重寫下這輝煌的史頁：中華民國三十四年(西曆一千九百四十五年)八月十五日，中、美、英、蘇四國政府同時宣布：日本已正式接受波茨坦宣言，向中美英蘇四大盟國無條件投降，綿亘八年一個月又八天的民族自由戰爭乃告結束。」4

這一天，全國各地再掀歡慶的狂潮。傅斯年得悉日本侵略者向盟軍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就曾激動地跑到大街失聲痛哭;朱自清欣喜萬分，「興奮地走上大街，和老百姓一起狂歡了一整夜」5。一直困居上海苦持待曉的張元濟在終於盼到了「天亮」的時刻，自然也是興奮異常。他在致胡適的一封信中說：「弟在此抗戰期間，杌隉之甚，殆不堪言。天佑我國，幸聞勝利。此非我國之勝利，實世界人類之勝利也。」6

這一天，上海不必再有所顧忌，人們高舉中美英蘇四國旗幟和領導人的巨幅肖像，與盟軍一起歡慶這一偉大的勝利。大街上到處是歡慶的人潮，到處是飄揚的盟國旗幟，到處是歡聲笑語，到處是凌空飛舞的紙花，歡呼聲、爆竹聲、鑼鼓聲、汽笛聲和飛機的引擎聲，交匯成狂歡的勝利交響。場面之熱烈絕不亞於陪都重慶和革命聖地延安。

而對那些被日軍關押在上海集中營中的「敵性國」僑民和被趕入虹口隔離區的猶太難民而言，日本無條件投降，則更讓他們喜極而泣，永志難忘！事隔數十年之後，當他們回憶起那個勝利的時刻，依然如數家珍，歷歷在目。曾被關押在龍華集中營的「上海女孩」白麗詩(Betty)回憶說，她和她的難友是從1944年11月開始看到「勝利的曙光」。他們看到美軍飛機在集中營上空低空飛過去轟炸龍華機場。飛機帶著巨大的轟鳴，從頭頂擦過，人們甚至看見飛行員向他們揮手，人們終於看到了勝利的曙光，但真正讓他們感到已勝利在望則要到1945年4月。六十年後，白麗詩仍清晰地記得龍華集中營的難友們從盼望勝利到迎來勝利過程中的每一個細節：

1945年4月的一天，難友們突然發現，美國飛機在碧空藍天不時排成V形隊列低空掠過。Betty甚至都能以肉眼看到飛機尾部留在藍天的久久不散的白煙。

「看呀，大家過來看呀。那是什麼?」

「那不就像個V字母嗎?」

「對，是V。但那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Victory，勝利呀。」

確實，美國飛機在向集中營的同胞們傳遞聯軍在歐洲戰場獲勝的捷報！

難友們興奮無比。不過，對何時可以重獲自由，仍心中無數。不久，又輾轉傳來聯軍在菲律賓告捷的消息。但對這些被日本當局關押在集中營的西僑，生活，只是更顯難熬。不僅如此，各式謠言滿天飛。有的說，他們會被轉移至內地;也有說，在盟軍登陸前他們會被全部就地槍斃。

到了8月，和平的訊息已傳遍全營。人人歡欣鼓舞，振奮無比。1945年8月15日，在Betty母親的日記本上這樣寫著：「中午時分，瑞士方面接管了集中營，這最終證實戰爭結束了。天亮了！熬出頭了。下午7點，全體難友在室外露天作了感恩禮拜。在我家所在的F樓屋頂上，六面國旗迎風招展：美國、丹麥、英國、中國、比利時、蘇聯。難友們都涌到屋頂上歡聚，直到半夜。天是那樣藍！月亮是那樣明亮———一切是那麼好！那麼好！」

第二天，大家都走出平時戒備森嚴、不可越雷池半步的大門。走在窄窄的煤屑路上，感覺真好。為了享受好久未曾享受到的一種心情，Betty全家甚至在一個高高的可以望得到黃浦江的小坡上野餐。

接下來的幾天，成百上千的人從上海趕來這裡看望劫後餘生的老友們，大家相擁而泣。營內處處可見到這種催人淚下的場景。1

終於自由了，在集中營度過整整八百個暗無天日的日子後，白麗詩和她的難友終於重獲自由，大家都有一種「劫後餘生」之感。回憶中，白麗詩還特別提到自己在龍華集中營被關押兩年多後第一次踏出集中營大門時的情景：「我跨出去，又跨進來，再跨出去，再跨回來……這樣反覆了許多次，我自由了，我可以自由進出了。」2

集中營里的「敵性國」僑民如此，虹口隔離區里的猶太難民又何嘗不是如此！生於上海、長於上海的猶太難民瑞娜·克拉斯諾(RenaKrasno)為我們講述了在「經歷了多年恐怖和前途不明的日子後」那個欣喜若狂的時刻：

1945年8月11日，電話鈴響了，父親的朋友伏洛佳高興地對我喊道：「和平了！和平了！」其他電話也接踵而來。人們極度興奮，講話也不連貫了。傑克從虹口隔離區來我們家，告訴我們最新消息：猶太難民把各種各樣的隔離區標誌都撤了下來，日本兵沒有干擾。入夜，妹妹和我將燈火管制時使用的嚴實的窗帘拉開，多年來第一次看到鄰家的窗戶里燈光齊明，我們激動地尖叫起來。人們打破了宵禁，在街上大聲說話(珍珠港事變以來我們一直在逆來順受地小聲說話)，他們的香煙頭像螢火蟲般地漂游浮動———夜幕降臨後戶外抽煙本來一直受到日本人的禁止。母親開了兩聽準備重大喜慶時用的菠蘿罐頭，父親稍帶克制，他著重指出還沒有公開宣布官方的和平宣言。我們生氣地指責他這種不恰當的悲觀主義，父親承認，由於盟軍明顯的軍事優勢，抱有希望確實是有根據的。交談時，我們的菲律賓房客前來告訴我們，盟軍的廣播電台正不斷敦促日軍在未被全部殲滅前投降。

從日本的觀點來看，局勢肯定是極端危急的，但在我們最初的狂喜過去後，懷疑和不肯定的感覺又一次包圍了我們。深夜，當地電台報道日本人逮捕了6名蘇聯公民，沒有說明理由。這意味著什麼?如果日本人全面失敗的話，他們是否會向無依無靠的平民進行報復?上海人會不會被扼殺在最後一次突發的暴力事件中?

1945年8月12日，晨報上刊出了日本陸相阿南睦磯的宣言：「蘇聯終於以武力進攻帝國了，它要征服和控制大東亞的野心昭然若揭。面對這一現實，我們不再浪費言詞，唯有頑強地把聖戰進行到底。我們堅信，雖然這可能意味著嚼草根，吃泥土，但決心戰鬥肯定能得到擺脫絕境的出路……」暑氣逼人，熱浪穿牆入室，使人變得遲鈍。「嚼草根，吃泥土」這些話纏繞著我的心。我試圖閱讀一本兒童暢銷讀物———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使自己鎮靜下來，但是仍不能集中注意力。日本人會接受失敗嗎?他們該不會戰鬥至死以慰戰死軍人的靈魂吧?人人都說下一個新式炸彈將投擲在東京。

日本憲兵在虹口巡捕房拘留所外架起的巨大篝火堆里燒毀文件，也許是要毀掉他們實施恐怖政策的證據吧。西德尼來電告知他看到穿著平紋卡其制服的憲兵乘軍用卡車離去，他們把所有的憲兵隊標記都拿掉了。

1945年8月16日，上海人在靜靜地聽著前一天日本天皇在東京發表的講話。NHK(日本國家無線電台廣播)宣布「天皇陛下」將「向日本人民宣讀他的敕令」。在奏完《君之代》(日本國歌)後，天皇的「良好忠誠的臣民」第一次聽到了「鶴聲」。「諭旨」十分明確：最高層承認日本戰敗。上海所有的電台都重播了天皇講話的錄音，在我聽來這篇講話是用高音而單調的語言宣讀的，接著播出正式的英語譯文，與通常急促而聽不清楚的語言相反，英譯語法正確，用詞優美，我不知道敕令是否也用中文廣播了。

妹妹和我聽完新聞後激動地穿上我們最喜愛的鑲著雅緻花邊的紅衣服，來到霞飛路(今淮海中路)。大街上擠滿了欣喜若狂、縱情歡鬧的人們，陌生人之間相視而笑，握手擁抱，笑逐顏開。勝利屬於盟國！上海光復了！途中遇見格列布和他的朋友，他們講述了一個小時前他們目睹公開宣讀天皇敕令的情景。一個騎在蒙古馬上的軍官厲聲發出命令，日本軍人匍匐在灼熱的柏油路上紋絲不動，軍官攤開一捲紙軸，用粗暴而不自然的聲調朗讀了敕令，他就像一個具有語言功能的木頭人。

這晚，街燈大放光明，焰火噼啪作響，經歷了多年恐怖和前途不明的日子後，上海人在慶祝一個新時期的開端：和平到來！1

日本投降，抗戰勝利，和平到來，這是自鴉片戰爭以來備受屈辱的中華民族最揚眉吐氣的時刻，也是世界所有愛好自由與和平的人民在歷盡戰爭苦難之後最歡欣鼓舞的時刻。這種鐫刻在親歷者心坎上、歲月無法磨洗的共同記憶里，承載的絕不僅是自由和解放，更是為了自由和解放曾經經受的殘暴、屈辱、苦難，以及穿越這種殘暴、屈辱、苦難的殊死抗爭歷程。

二、祝勝大典：籌備、舉辦及餘波

9月2日，日本在停泊東京灣的「密蘇里」號美國戰艦上籤署投降書。曾經親臨現場的《大公報》記者朱啟平以「落日」為題記錄了他所見證的那個歷史性瞬間。落日，與日本「旭日東升」自喻的國旗恰成鮮明對照。這篇通訊最後以「舊恥已湔雪，中國應新生」作結語，寄託著經歷八年苦戰之後一個古老民族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憧憬與嚮往，令人過目難忘！因此，它在《大公報》刊出後，不脛而走，感動了千千萬萬讀者，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的經典之作。受降典禮結束後，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廣播演說，宣布9月3日為勝利日。這一天，蔣介石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雪恥的日誌不下十五年，今日我國最大的敵國日本已經在橫濱港口向我們聯合國無條件的投降了，五十年來最大之國恥與余個人歷年所受之逼迫與侮辱至此自可湔雪凈盡。」1

日本降書籤署後，天皇裕仁即發布詔書，命令日軍「速停敵對行為，放棄武器，著實履行降伏文件之一切條項及由大本營公布之一切命令」。首相東久邇宮亦向全國發表文告，呼籲「日本人民務必堅持鎮靜及秩序，盡量遵守政府及大本營所頒布之命令」。日本大本營秉承天皇之旨和首相文告精神通令國內外日軍司令使各武裝部隊立即停止作戰，放下武器，留居原處，向盟軍司令無條件投降。9月9日，中國戰區受降儀式在南京中央軍校禮堂舉行，中方由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接受日本全面投降，日方則由駐華日軍最高指揮官陸軍上將岡村寧次代表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在中國戰區投降書上簽字。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本日為革命第一次在廣州起義紀念日，而日本在南京投降典禮正於今日舉行，實為本黨五十年革命光榮與勝利的一日。」他還在當周的周記中，再次將9月9日稱為「我國最光榮、最快樂之一日」2。

這的確堪稱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最光榮、最快樂」的一天！但是，陪都國民政府並沒有將9月9日定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日，而是選擇與同盟國一致，將9月3日，即日本在東京灣「密蘇里」號戰艦上籤署投降書的次日定為勝利紀念日3，並決定以國家的名義在勝利日舉辦全國性的勝利慶典，懸旗慶祝三天。

陪都國民政府和蔣介石本人均對勝利慶典高度重視，從日本乞降之日即8月10日起，國民黨中央和重慶地方政府當局即開始著手籌備「陪都各界擴大慶祝勝利大會」，並專門設立「陪都各界慶祝勝利大會籌備會」，統籌勝利慶典的籌備事宜。8月14日，該籌備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會議決定：(一)重慶各界的慶祝大會，定名為「陪都各界慶祝勝利大會」，慶祝時間，依國民黨中央指示日期;地點，較場口廣場。慶祝大會主要節目包括：1.講演;2.通過向主席致敬電，呈主席致敬電;3.通過向盟國領袖致敬電;4.通過向抗戰將士及淪陷區同胞致敬電;5.通過向太平洋盟軍致敬電。(二)於會後舉行慶祝勝利大遊行，人數在10萬以上，分國旗隊、黨旗隊、聯合國國旗隊、化裝汽車歌詠隊、音樂隊、黨員隊、團員隊、農人隊、商人隊、工人隊、婦女隊、榮譽軍人隊(用汽車)、盟邦軍人隊(用汽車)及自由參加之市民。(三)招待盟邦駐渝軍人及使領人員，舉行盛大慶祝勝利舞會。(四)擴大慰勞抗戰軍人家屬4。

此後，陪都各界慶祝勝利大會籌備會又召開多次會議，反覆討論和落實勝利慶典的每一個板塊，以及每一個板塊中的每一個環節。8月19日，國民黨中央以電文形式頒布《慶祝勝利實施辦法》，具體辦法如下：懸旗三日，如備有聯合國美英蘇法等國旗者，應並予懸掛。放假一日(定為第一日);舉行慶祝會(定為第一日，慶祝會中應電主席致敬);鳴禮炮一百零一響(定為第一日正午十二時)，教堂、廟宇及工廠、輪船、火車分別鳴鐘擊鼓，鳴汽笛三分鐘慶祝(定為第一日正午十二時);各界火炬遊行(定為第一日於慶祝會後舉行);各地方有盟軍者，由地方軍政首長會同接待(定為第一日);發動各界徵求實物，組織慰謝隊，分赴各處，實地榮軍及抗屬(定為第二日);各戲院娛樂場所開放一日(定為第二日);各報紙出慶祝特刋等。辦法中還特別附錄了國民政府文官處擬定的標語和口號，標語包括：「慶祝勝利要鞏固世界和平」，「迅速建立國際安全組織」，「徹底肅淸侵略思想」，「鞏固中美英蘇合作」，「抗戰精神完成」，「恪守中央複員政令」，「擁護國民政府實施憲政」，「向抗戰將士致敬」，「向盟邦戰友致敬」，「迅速救濟收復區同胞」，「擁護偉大崇高的蔣主席」;口號包括：「抗戰勝利萬歲」，「世界和平萬歲」，「同盟國萬歲」，「中美英蘇合作萬歲」，「蔣主席萬歲」，「抗戰將士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中華民國萬歲」1。電文並稱：這個辦法「各地方適用」。也就是說，各地方應一體遵行。

以上辦法系經蔣介石親自核准後頒布，顯見蔣對勝利慶典的重視程度。但慶典舉行的時間卻尚未確定，直到9月1日國民政府才最後確定，電令各地自9月3日起懸旗慶祝抗戰勝利三天。電文並稱：「奉主席規定，9月3日為懸旗慶祝抗戰勝利之第一日，並著全國各地方同於是日上午9時正鳴放解除警報或汽笛10分鐘後，隨即鳴放禮炮101響，以歸一律。」同時對先前頒布的《慶祝勝利實施辦法》略有修正，新辦法如下：

中央：懸旗三日：9月3、4、5日三天，各界一律懸旗慶祝，如備有聯合國國旗或美、英國旗懸掛;放假一日：9月3日放假一日;遙祭中山陵：9月3日上午八時三十分，在國府舉行;和平之聲：9月3日上午九時施放解除警報十分鐘，教堂、寺廟、學校、工廠、商店、住戶並同時鳴放汽笛、鐘聲、鑼鼓、爆竹;鳴放禮炮：9月3日上午施放解除警報後，隨即鳴放禮炮一百零一響;慶祝大會：9月3日上午十時舉行;主席茶會：招待使節及盟國軍事長官，另候核示;主席廣播：另候核示;各界遊行：9月4日上午八時集合。

地方：懸旗三日：9月3、4、5日三天懸旗慶祝，備有聯合國國旗或美、英、蘇、法國旗者，並予懸掛;放假一日：9月3日放假一日;和平之聲：9月3日上午九時正，施放解除警報十分鐘，寺廟、學校、工廠、商店、住戶並同時鳴放汽笛、鐘聲、鑼鼓、爆竹;鳴放禮炮：9月3日上午九時解除警報後，隨即鳴放禮炮一百零一響。慶祝大會。有盟軍地方，由當地軍政首長舉辦茶會，招待盟軍軍事官員。各界遊行，火炬遊行。2

遵照這個新辦法，9月3日，重慶舉行聲勢浩大、規模空前的慶祝勝利大會。上午8時半，國府大員齊聚國民政府禮堂，文官著長袍馬褂，武官著戎裝，蔣介石則著特級上將制服主持遙祭國父孫中山儀式。在他率領下，文武百官向東垂首，面朝南京中山陵，遙祭國父孫中山。蔣親自宣讀祭文。上午9時正，「和平之聲」在重慶上空響起，市電力公司拉響解除警報的長音，各工廠、輪船亦同時鳴放汽笛10分鐘。接著從嘉陵江軍艦上傳來禮炮101響。「陪都各界慶祝勝利大會」在較場口廣場正式拉開帷幕。國民政府秘書長吳鐵城、國民參政會主席團主席莫德惠先後致詞。蔣介石沒有出席慶祝大會，但大會宣讀了他的《勝利日文告》：

全國同胞們！

日本已向我們聯合國家正式簽訂降書，世界反侵略戰爭至今已經完全結束了。我們中國八年來艱辛的抗戰，到今天，總算是達到了最後勝利的目的。今天是薄海歡騰的一天，也是我全國同胞在飽受艱維、備嘗痛苦之餘，應該慶祝鼓舞的一天。我們遙祭國父，告慰我們中華民國開國導師在天之靈，也可以告慰國民革命先烈和抗戰期中慷慨捐軀的軍民先烈之靈。

我全國軍民經過這八年來無比的痛苦和犧牲，才結成今日光榮的果實。這一個光榮的果實，是全國同胞每一個人所應該十分尊重和保持的，只可使之發揚光大，不可使之有所損害，以至於喪失！中正個人感懷過去全國的奮鬥，撫念當前的滿目瘡姨，更覺得感想萬千，不知所云！在此從戰爭到和平的緊要關頭，我們正與各盟邦結束五十年來日本侵略主義釀成的險惡局勢，共同締結東亞與世界普遍永久的和平與安全。我們更須在四鄰親睦，四境安定之中，收拾殘局，恢復秩序，救濟收復區被難同胞，撫恤死傷軍民的遺族，安輯閭閻，醫治疾苦，而且為使過去犧牲真正有代價，更須在此時際開創民主憲政的規模，鞏固國家統一的基礎。我全國同胞在過去曾經團結一致以支持抗戰，爭取勝利，在今後必能團結一致，使民主與統一共底於成，使民生主義的政策與計劃，在和平安定的社會環境之中，得以貫徹實施。

接著，《文告》並就「國民政府關於內政最重要最具體的方針」做了三點宣示：第一、與民休養生息的機會，減輕農民與工人的負擔，並「視此為實現三民主義之首要，引為政府今後最大之職責」;第二、還政於民，及早實施憲政，並「懇切希望全國同胞與各方賢達能一致真誠地為國為民，盡量協助政府這一個政策，促成國民大會的及早召開，以祈求民主政治的及早完成，而不可再加以阻撓」;第三、以軍隊國家化為前提，完成國家的統一。蔣《文告》最後說：上述三點是當前最低限度的設施和最為迫切的要求，希望全國同胞舉國一致，積極推進，期於完成1。

慶祝大會還通過了給蔣介石、三大盟國領袖、抗戰將士、太平洋盟軍、抗屬和收復區同胞的致敬電。隨後，即按預定計劃舉行遊行。遊行隊伍分為黨員隊、團員隊、農人隊、商人隊等，浩浩蕩蕩地從較場口廣場出發，向著預定的路線前行。11時54分，蔣介石率文武百官乘敞篷車巡視市區，車隊所到之處，街道兩旁市民爭睹領袖風采，夾道歡呼致敬。對此次巡視，《申報》有過詳細報道：

十一時廿分，蔣主席自官邸乘車馳赴市區巡視，接受市民之致敬，主席著草綠色軍服，佩長劍，戴手套，含笑坐於黑綠色之敞車中，顏色慈祥和藹，令佇立路側之千萬市民感覺一段溫暖，而不禁向主席歡呼，主席亦頻頻舉手作答。旋主席至軍事委員會稍作休息，其時軍委會門前之廣場上，已有無數市民恭候多時也。彼等見主席，或揮動小旗，或熱烈鼓掌，或歡呼萬歲，其歡欣鼓舞之狀，實非筆墨所可盡述。十一時五十四分，主席復乘敞車自軍委會出發，巡行市區，此為八年來之第一次，程代參謀總長坐於主席之側，主席坐車由摩托車三輛前導，其後有吉普車一輛，車上掌旗官手舉「軍委會委員長」大旗一面，再次始為主席所乘敞車，居(正)、戴(傳賢)、於(右任)三院長，吳鐵城、馮玉祥、白崇禧、吳鼎昌、呂超、陳立夫、陳誠、張治中、吳國楨、谷正綱、王縷緒、莫德惠、賀國光、方治、賀耀組、康心如諸氏乘車尾之。十二時主席抵達中心路口，軍樂大作，儀仗隊持槍致敬，市民則歡呼鼓掌，主席坐車徐徐通過勝利門，取道校場口、民權路，折向過街樓、林森路。主席所經各街道均人山人海，交通為之梗塞，僅餘一線孔道，容主席坐車通過。市民距主席較近者不過九尺。主席所予市民藹然可親之印象，實從未有如今日之深者。十二時四十分主席返官邸。2

這大概是蔣介石一生中最榮耀的時刻，他在當天的日記不無自矜地記道：「十一時半由軍委會起檢閱，沿途民眾其發乎內心之一種情緒，對余所表示敬慕愛戴之精神，狂歡熱烈，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卅年之苦心與奮鬥，惟見此略得寬慰耳。」3

據國民黨中央頒布的經過修正的《慶祝勝利實施辦法》，各界慶祝抗戰勝利大會，陪都重慶和全國各地應同時舉行，但實際上各地差異甚大，特別是淪陷區，涉及受降、接收、秩序維持和組織重建，9月3日與陪都同時舉行勝利慶典，時間上根本來不及。譬如，南京要到9月9日中國戰區受降儀式舉行、11日國軍新六軍抵達南京全面接防南京之後，勝利慶典才得以舉行。台北則更晚，要到10月25日台灣正式回歸祖國，次日才舉行盛大的慶祝台灣光復環市大遊行。上海的情況則比較特殊。早在8月19日，即國民黨中央《慶祝勝利實施辦法》頒布之日，中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就開始籌備上海各界慶祝勝利大會，原本當天下午即召開第一次籌備會，因時間過於倉促，不及通知，才改到22日下午4時假正行女子中學舉行第一次籌備會議，應邀出席者包括市黨部、兩路黨部、三民主義青年團上海支隊部、中宣部、地方協會、商工、教育、婦女、文化界等各團體各界代表數十人。籌備會由市黨部書記長葛克信主持，經過兩個小時的討論，議決通過了《本市慶祝勝利辦法》，具體辦法如下：

各機關，各商號，各學校，各住戶，一律懸旗三日，如備有聯合國英、美、蘇、法等國旗者，應並予懸掛。各公開場所一律開放三日，以供民眾免費遊樂。各播音台播送名人演詞，及各種遊藝、音樂，在各通衢要道安放大放送器以供遊樂。各報紙出慶祝特刊。各公共場所如通衢要道搭建彩牌樓。在會場門口，懸掛國父遺像及蔣主席放大肖像。各公司商號一律大廉價賤賣三日。拍攝各種集會、遊行、慰勞等紀念影片。懸放大汽球。徵集抗戰史績，舉行展覽會三日。

三日節目安排如下：

第一日

各學校，各工廠，各商號公司，一律放假一天。上午九時在跑馬廳舉行盛大慶祝會。中午十二時鳴放禮炮一百零一響，教堂、廟宇、及工廠、輪船、火車，分別鳴鐘擊鼓、鳴放汽笛三分鐘慶祝。晚上七時舉行提燈會及火炬遊行。

第二日

上午九時飛機散發傳單。中午十二時在×××歡宴新任官長、盟軍官長及中中國使節。下午二時慰勞隊攜帶實物，分頭出發慰勞。(甲)抗戰將士———分赴各駐地慰勞;(乙)出獄同志;(丙)烈士家屬，以上三項假座公共場所集團慰勞，事前登報公吿;(丁)盟邦僑胞。各戲院娛樂場所免費開放一日。晚上九時在跑馬廳燃放煙火花炮。

第三日

上午九時在跑馬廳舉行賽馬。下午三時在跑馬廳舉行各種球賽。

上項辦法如有提議添增程序者可於三日內向市黨部提出。1

會上正式成立了由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主導的「上海市各界慶祝勝利大會籌備委員會」，籌委會下設總務、宣傳、慰勞、徵集、遊藝等五個處，各司其職，積極籌備。為了提高籌備效率，同時便利各界聯絡，籌委會在戈登路(今江寧路)65號設立辦事處，集中辦公，分處辦事。8月28日籌委會通告各界：「本會為積極，並便利各界聯絡起見，特假江寧路65號為辦事處，所有本會總務、宣傳、慰勞、徵集、遊藝各負責人，希於即日起到辦事處，如承各界指教，請駕臨該處，或電話39674、39803、39716號等接洽。」2隨後，各處相繼成立，並以各處的名義公開發布「啟事」或「公告」。

按計劃，上海市各界慶祝勝利大會應在9月3日與陪都重慶同時舉行，但由於盟軍和國軍尚未進城，戰後首任上海市長錢大鈞還沒有到任，蔣介石代表、上海市副市長、市黨部主委吳紹澍決定上海的勝利慶典暫緩舉辦，9月2日市黨部發出「緊急公告」：「查我國慶祝勝利日期，業經中央規定為9月3日至5日，本市慶祝勝利大會，以國軍尚未到滬，自應暫緩舉行，除另訂日期，再行公告外，仰於9月3日至5日間全市先行懸旗慶祝，概不放假，特此公告周知。」3次日，國民黨中宣部東南辦事處亦發布通告稱：「關於我國慶祝勝利日期，業已決定於本日起連續三日舉行，本市方面，因國軍尚未正式進駐，錢市長亦未抵達，為維持地方治安秩序起見，蔣代表吳副市長特決定暫緩舉行慶祝，一俟日期決定，當即發布通告。」4上海慶祝勝利大會雖未能在中央規定的時間內舉行，但仍呼應國民黨中央的決定，在9月3日至5日間「全市先行懸旗慶祝」。

9月7日，國軍第三方面軍總司令湯恩伯抵滬，並開始全面接防上海。9月9日，戰後首任上海市長錢大鈞到任，暫緩舉行的勝利慶典再度提到議事日程。9月10日，上海各界慶祝勝利大會籌備會游總組召集戲劇界編導會議，計劃於舉行慶祝會時，參加戲劇表演遊行。會議決定《岳飛》、《洪宣嬌》、《蔡松坡》、《妙峰山》、《葛嫩娘》、《抗戰第一年》、《梁紅玉》、《蛻變》、《最後勝利》、《希特勒的把戲》等12部名劇，屆時除在卡爾登演出之外，並用12部卡車，分別表演，隨隊進行。勝利慶典籌委會宣傳處以國軍業已先後到達，市政負責人員亦已來滬，慶祝會舉行在即，宣傳工作，應積極開展為由，9月11日下午5點在戈登路65號召開會議，加緊宣傳工作5。籌委會其他各處亦全面動員，進入最後衝刺狀態。9月14日下午2時，籌委會在戈登路65號召開第三次聯席會議。會議決定：上海市各界慶祝勝利大會定於10月10、11、12日舉行，大會會場設於跑馬廳1。也就是說，上海的勝利慶典將與雙十節合併舉行。

經過近兩個月的緊張籌備，10月10日，上海市各界紀念國慶、慶祝勝利大會在跑馬廳隆重舉行。司令台上，冠蓋雲集，第三方面軍司令官湯恩伯將軍、市長錢大鈞、盟國駐滬使節和軍事代表，以及各界數萬人，參與盛會。有關勝利慶典的盛況，上海報刊均做了大幅報道。《上海圖畫新聞》的報道以「八年來首次勝利國慶大遊行」為題，圖文並茂，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文字部分極簡潔、精確，要言不煩：

上海淪陷，為期八年，此次日月重光，河山收復，欣逢第三十四屆國慶紀念，全體五百萬市民，在天氣晴朗之破曉中，即聞爆竹聲，如連珠般此起彼伏，全市振奮，莫可名狀，慶祝會場設於跑馬廳，九時正，各機關參加隊伍紛紛進入會場後，大會由錢市長主持，儀式於隆重嚴肅聲中完畢後，繼於十一時開始八年首次大規模遊行，參加隊伍達五百餘單位，直到下午二時半始告完畢。遊行隊伍路遇之處，沿途市民熱烈加以鼓掌歡呼。入夜，慶祝牌樓及各機關各商店燈彩，大放光明，絢爛奪目，正所謂城開不夜，盛況空前。洵因上海同胞，一旦脫離敵偽壓迫，將過去八年中所鬱積的冤抑之氣，得以盡情宣洩;而愛國之情亦得以充分表達無餘，故倍形熱烈，決非言詞所能表達於萬一。

大街通衢，均札有各式牌樓，全市合計五十餘座，蔚為壯觀。入夜，燈火通宵，市民佇足而觀，幾途為之塞。2

《民國日報》則連續三天跟蹤報道了上海勝利慶典的全過程。10月11日，該報以「紀念國慶慶祝勝利，昨開盛會情況熱烈」為題，詳盡地描述了上海勝利慶典首日的空前盛況：

本市空前熱烈之國慶紀念及勝利慶祝大會，於昨晨天氣晴朗中展開。天方破曉，劈拍之爆竹聲，已此起彼伏，喚醒全市。八時余，市民已萬人空巷，佇立於遊行經過街旁，而是時參加遊行之軍、黨團體，方紛紛進入會場也。九時正，鳴炮一百零一響，全市工廠、輪船、學校、寺廟，汽笛聲、鍾罄聲，相互應和，至為偉大。跑馬廳內上海市各界勝利大會籌備會主持之國慶紀念及勝利慶祝大會，即於是時開始矣。大會由錢市長主席，程序悉照昨日公布之儀式進行，莊嚴熱烈，盛況空前。遊行於十一時開始，行列悉照預定之次序遊行，直至下午二時半始告完畢。遊行隊伍過處，沿途市民鼓掌歡呼，空前熱鬧。上午十一時錢市長在市府設宴招待本市中外各界貴賓。下午四時，第三方面軍司令部假華懋飯店招待中外貴賓及空軍部隊。梅蘭芳則在蘭心大戲院表演《費貞娥刺虎》。全市各娛樂場所一律半價招待觀眾，入夜慶祝牌樓及各機關各商店之燈彩，齊放光明，絢爛奪目，市民擁擠，途為之塞。軍警憲則在各處維持秩序，直至午夜，群眾始逐漸散去。3

慶祝勝利大會由錢大鈞市長主持，並「代表中央」致開幕詞。致詞中，他向各界同胞提出三點期望：

第一，大家在歡欣鼓舞的時候，應當想到我們得到歡樂的由來。八年以來，我國以劣勢的裝備，抵抗強大的敵人，經過長期的血戰和苦撐，卒獲得最後的勝利，其間將士的用命，人民的努力，和盟邦的協助，自然都是獲勝的原因，可是我們賢明的領袖蔣主席的領導，實為主要的因素。蔣主席的至大至剛的精神，考慮周詳的決策，堅定不搖的毅力，統籌全局的指揮，實為全球各國所讚美，亦為全國國民所擁護，蔣主席既已領導我們得到抗戰的勝利，今後必然能夠領導我們得到建國的成功。我們應當怎樣發揮過去的精神，繼續擁護中央，擁護蔣主席，以完成建國的大業。這是我所殷切期望於我各界同胞的第一點。

第二，大家在這痛定思痛的時候，應當想想我們所受痛苦的根源，我們作戰八年，單是將士的死傷，就已超過三百萬人，其他人民的傷亡，和物資的損失，現在還沒有正確的統計，至於人民的困苦，國力的損耗，更非統計方法所能計算和表示，這都是戰爭所加於我們的痛苦。而戰爭的起源就是因為侵略國家的存在，和侵略思想的蔓延，我們今後要根絕這種痛苦，就要根絕這種戰爭的再起。換言之，我們應當怎樣充實國力，發展國防，並怎樣努力與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互助合作，以消滅侵略，維護和平。這是我所殷切期望於我各界同胞的第二點。

第三，大家在這除舊布新的時候，應當想到我們今後所應負起的責任。我們不是為抗戰而抗戰，我們抗戰，乃是為了掃除建國的障礙以便達到建國的目的。現在障礙既已掃除，緊接著臨到我們面前的就是建國的大業。惟有建國，我們才能保障中國之自由與平等;惟有建國，我們才能維護世界的正義與和平。就上海而言，她是全國最大的商埠，與全國有重大的關係。經過這次戰爭的破壞，各方面均已趨於凋敝，我們今後應當協助政府，分頭並進，以恢復過去的繁榮，並促進將來的發展，這是我們所殷切期望於我各界同胞的第三點。

錢大鈞市長致詞後，由第三方面軍司令官湯恩伯將軍代表黨政軍首長致詞，他說：「今日上海各界慶祝勝利大會，在國慶日舉行，有二重慶祝意義，其一為慶祝三十四年之前革命先烈，推翻滿清專制，建立民主政治。其二，這次抗戰得以勝利，第一是蔣委員長英明領導全國軍民抗戰所致，第二是全國上下團結一致，第三是得到國際———尤其是盟邦美國———的協助。今後之建國工作，實較之抗戰更形艱巨，全國軍民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應舉國一致，建設新的中國，加強國際合作，建設世界和平。」此外，大會還通過了《上蔣主席、何總司令致敬電》，並由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委吳紹澍代表宣讀。

上午10時半，大會結束後，盛況空前的勝利大遊行正式開始，參加遊行的團體達五百多個，其排列次序如下：

引導車，電車，警備車，機器腳踏車，水槍車，大會橫額，童子軍樂隊，總指揮車，副總指揮車，總糾察車，傳令機器腳踏車，大石像車，一二一師一連，警局樂隊，黨國旗，護旗隊(即升旗隊樂隊及隊員)，八百壯士，中美合作所軍隊一百人，總理遺像，蔣主席肖像，聯合國國旗，聯合國領袖像，童子軍樂隊，各機關官長及各界領袖自備車，中美合作所，市黨部，兩路黨部，海員黨部，市政府及各局，三方面軍代表，三民主義青年團代表，九十四軍軍部，海軍，空軍，警備司令部，忠義救國軍，高等法院地方法院，童子軍樂隊，黨員，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童子軍，救護隊軍，孤兒院樂隊，市農會，市工會，市商會，市教育會，地方協會，市體育會整理委員會及體育表演車，救護隊車，郵政樂隊，中國輪機員合總會，台灣青年復興同志會，郵政工會，童子軍樂隊，學生團體，憲兵隊，救護車，華華樂隊，公司團體，警察，童子軍樂隊，同業團體，一二一師一連，救護車難童樂隊，其他團體，同鄉團體，童子軍樂隊，天主教婦女戰時服務會，中國公教團體，大德醫院，上海市理教會，銀錢業聯誼會，一二一師一連，救護隊車，學生團體。

遊行隊伍如五色斑斕的長龍沿市區主要街道蜿蜒前行，沿途市民萬人空巷，或駐足而觀，或鼓掌歡呼，或燃放鞭炮，以超乎尋常的熱情來迎接和參與上海「八年來首次勝利國慶大遊行」，以激情狂歡發泄過去八年來鬱結的屈辱與冤抑之氣1。

11日，即上海各界慶祝勝利的第二天，全市國旗飄揚熱烈不減，各種遊藝體育表演節目輪番上演。上午九時，大光明戲院，免費招待表演國術。中午，梅蘭芳仍假蘭心大戲院表演《費貞娥刺虎》，招待國軍長官及各界代表。午後三時，跑馬廳中華足球隊與集中營僑民組織之英美聯隊舉行慶祝友誼賽，湯恩伯、牟廷芳、朱敬民、呂承天等軍政要員蒞場觀戰。晚7時半回力球場舉行排球賽。女排：中華對西聯，男排：中華對英聯，觀眾踴躍，極一時之盛。入夜各馬路交通要道，彩牌樓凱旋門燈火輝煌。南京路依舊人山人海，擁擠不堪。市民紛紛自動排演龍燈，爆竹聲如聯珠於耳2。

12日，繫上海各界「祝勝第三日」，也是上海勝利慶典的最後一天。據報道，當天全市繼續懸旗慶祝，燃放爆竹，興奮熱烈之情緒，迄不稍減。入夜街頭火炬通明，照耀如同白晝，交通要道，遊人擁塞異常。各地鄉人，且有專程搭車來滬賞覽燈彩者。天蟾舞台，名伶名票舉行大會串。下午3時，跑馬廳球場舉行中華對西聯足球賽。晚7時起，回力球場舉行中華對美海軍精彩籃球表演，觀者如潮1。

盛大的勝利慶典落幕不久，市長錢大鈞和副市長吳紹澍即聯署頒布通令，限期拆除各界在通衢要道搭建的彩牌樓，清除各街各戶所貼標語廣告。通令稱：查自日本投降以還，本市籌備慶祝甚為熱烈，現本年國慶紀念業已過去，勝利慶祝亦經結束。凡我公務人員及全市市民均應從此努力實際工作，不必再事鋪張，以免虛靡人力與財力。茲特規定各處牌樓統限三日內拆卸完竣，各街各戶所貼標語亦限於一星期內一律清除，嗣後各機關布告著警察局規定位置不得任意張貼，致礙觀瞻，至懸掛圖旗亦應遵照規定，除過紀念日由警察局通知全市一律懸掛或各戶遇有慶典可以自行懸掛外，其餘日期無論門首或車輛之上一律不必懸掛，以符規定。除分令外，合行令仰遵照辦理，具報為要。此令。2此令一出，與勝利慶典有關的牌樓、標語、廣告悉數清除，節日般的歡慶氣氛逐漸遠去，人們開始從狂歡中回歸日常。但與慶典相關的還有三件事值得在這裡附帶說一說。

其一，為了紀念抗戰勝利，上海市政府決定在中正路黃埔灘口建造一座永久性的勝利門。為集思廣益、慎重將事，市政府於1945年11月21日制定並公布了《上海市政府建築勝利門徵求圖案辦法》和《應徵須知》，該辦法共18條，包括徵求目的、建築業主、應徵資格、報名手續、徵求圖案、建築材料、設計標準、圖案內容、圖案紙張、圖樣標記、繳圖手續、疑問解答、初步審查、評判、評判方法、揭曉日期、酬獎辦法、圖樣所有權等，其中每一條都做了具體的規定。自辦法公布之日開始報名，12月15日截止，共有報名者216名。至1946年1月15日繳圖，共收到應徵圖案66份。經初步審查，其中有5份圖案與徵求辦法所規定者不符，即行剔除，其餘61份提付評判。評判委員會由市府代表錢乃信、工務局局長趙祖康、工程師學會代表顧毓秀，以及上海著名建築師庄俊、范文照、王華彬和鄔達克等7人組成，於1月23日舉行評判。經過各位委員嚴格而詳密的評判，從中遴選出五幀設計圖案獲獎(不分名次)，最後按《徵求圖案辦法》第十五條之規定，分別評定甲乙，並加評判按語。茲將評判結果列表於後：

按《徵求圖案辦法》第十七條之規定，如第一名中選人為登記技師，並在上海領有開業證者，即由市府委任其為該門建築師，負責辦理該工程之進行，中選人只給獎金二十萬元。經查，第一名中選人戴念慈從中央大學建築系畢業僅三年，尚未領得經濟部技師登記證書，故該工程之實施，最後由市工務局負責辦理。由於「此勝利門之建築匪特為本市空前之偉大紀念建築物，亦吾國首先擬建之勝利紀念，其設計以及工程之實施，務求盡善」，為審慎計，市工務局專門成立勝利門工程委員會，具體負責勝利門的建造3。有意思的是，從現存一幀標有「勝利門奠基紀念」字樣的圖片可以看出，勝利門奠基於1945年10月，亦即市政府在徵求圖案之前，勝利門已經奠基。

其二，1946年2月11日蔣介石乘專機「美齡號」由渝抵滬作勝利巡行。早在1945年歲末蔣介石巡視北平後，即有來滬巡行之意，嗣因美國特使馬歇爾將軍來華，即行返渝，來滬之行，因而未果。這次來滬巡行，與去年赴北京巡行的意義相同，即慰問民眾，視察各般情形並訪求民隱。這是抗戰勝利後蔣介石首次巡視上海，也是他在闊別八年九個月之後重返上海。而且，當時蔣介石的聲望如日中天。因此，他抵滬的消息傳出後，全市懸國旗熱烈歡迎。上海市政府還以上海各界的名義為蔣介石和宋美齡舉辦了一場盛大的歡迎大會。隆重程度幾與在跑馬廳舉行的上海各界慶祝抗戰勝利大會相埒。據《申報》報道：

本市市民歡迎主席熱烈情緒，為勝利後所罕見，本市民眾自晨間獲得主席來滬消息後，即懸掛國旗，燃放爆竹，以表慶祝。群眾皆以為主席所乘之專機將於江灣機場降落，故午前北四川路、江灣路上，歡迎者即人如潮湧，江灣路一帶，自中午起即有軍警布設崗位，市民夾道相候，爭欲一睹主席丰采，然「美齡號」專機臨時改在龍華機場降落，十餘萬市民直候至薄暮始行散去。

當天上海出版的晚報還曾以顯著的位置，刊載滬市赤金因蔣介石蒞滬暴跌之消息，京市市場賣風亦盛，一般物價均見下落1。

其三，1946年5月5日，「國府還都」，上海市再度全市懸旗慶祝。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為此特別發表《吿上海市民書》，並致電蔣介石表示賀忱。電文如下：

國民政府主席蔣鈞鑒：欣聞明令還都金陵，薄海騰歡，率土同慶，疇昔軍興，移鎮西陲，抗戰到底，勝利已奠，唯仰鈞秉，驅彼日虜，邊圉重光，金甌無缺，大業中興，建國更始，來蘇已臨，謹電馳賀。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辰，支，叩。

上海市地方協會亦不甘人後，肅電蔣介石，電文這樣寫道：「南京國民政府蔣主席鈞鑒：八年喋血，強寇終摧，一怒安天，蒼生有托。此際獻俘吿捷，欣傳節鉞還都，依然踞虎蟠龍、仍是金甌無缺。中興快覩，薄海騰歡;謹貢微忱，伏乞垂察。上海市地方協會會長杜鏮曁全體會員同叩，江。」2此外，自即日起，加開夜快車一班，每晚10時由上海北站發車，翌晨6時30分抵達南京。當晚新任上海市副市長何德產前往上海廣播電台，向市民發表慶祝還都廣播演說：

國民政府還都南京，是我國勝利後的第一件大事，全國上下無不異地同時舉行熱烈的慶祝，今天在紫金山下舉行的還都大典，何等莊嚴隆重，錢市長專程晉京，也就是為上海四百萬市民而去躬逢盛會，我們慶祝還都，首先要感謝蔣主席領導全國軍民抗戰勝利的蓋世功勛。抗戰八年，淪陷後上海距陪都數千里，大多數市民過著隔離生活，不能呼吸自由中國的空氣。現在政府已經還都南京，可以說中央就在咫尺以內，我們上海市民旣有「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地理上特權，從此應該振作精神，對於中央法令，一知道就去遵行。現在雖是戰後建國時期，可是我們的國難還沒有完全渡過，所以我們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把上海工商業先進的人力物力，整個拿出來，協助政府推行各項有關國計民生的建設事業。明日的中國，將成為世界上三民主義的當強康樂之邦，上海市民的貢獻必為其實現的主要因素之一。3

在中國近代史上，曾經舉辦過多次盛大的慶典，如1893年上海開埠50周年慶典，1918年慶祝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慶典，等等，但沒有任何一次慶典像這次勝利慶典這樣莊嚴、壯觀、熱烈，薄海歡騰，令親歷者永生難忘！可是，慶典帶來的狂歡太短暫了，勝利有如幻象。伴隨勝利慶典而來的，不是人民殷殷嚮往的自由與解放，而是國民黨政府迫不及待的「劫收」;不是清明的政治與和平安定的生活，而是「兄弟鬩於牆」的內戰;不是百廢待舉的「復興建設」，而是另一種殘酷的「統制」。換句話說，人民衷心期盼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新局並沒有在戰後出現，獨裁如故，腐敗如故，亂離如故，物價飛漲如故，民生憔悴如故，抑且更勝於抗戰時期。勝利狂歡的喜悅瞬間即被內戰捲起的漫天烽火席捲而去，青煙般消散。

三、勝利以後：歷史的另一種選擇

就在上海各界慶祝勝利大會隆重舉行的當天，即10月10日，上海市長錢大鈞在《民國日報》發表了題為「慶祝勝利與克盡責任」的署名文章，這篇文章不長，雖是例行的慶祝文，但立意更在於「克盡責任」：

全上海的市民逢到這個富有重要意義的空前佳節，心裡的歡欣，是不待煩言的，可是我，求所有的市民，不要忘記勝利的淵源，和今後的責任。我們今天能夠獲得了勝利，乃是由於國父明確的指示，乃是由於蔣主席睿智的領導，乃是由於六十年來所有獻身國民革命的先烈和同志的努力，乃是由於八年來從事抗戰工作的將士和人民的犧牲。他們流過多少血，流過多少汗，為我們排除了一切建國的障礙，為我們鋪設了一條建國的坦途。我們應當怎樣感謝他們，應當怎樣珍重這樁寶貴的收穫，應當怎樣在這條坦途上邁步前進，才無負於他們的犧牲和努力，才無負於我們的責任和使命。1

抗戰勝利，日月重光，河山收復，這當然是飽受屈辱苦難和飽經風雨滄桑的中華民族的一大幸事和盛事，但面對長年戰亂之後的紀綱殽亂、滿目瘡痍，「復興建設」是政府首先應當肩負起來的重責大任。可是，那些由重慶派來的接收大員，以及勝利後從「地下」突然冒出來的「工作人員」，他們最關心的卻是金子、車子、房子、女子、面子，所謂「五子登科」。陶菊隱在《大上海的孤島歲月》一書中直斥他們是當時中國「最大的貪污盜竊集團」，並對這個集團進行了「剖視」：

當時，國民黨的軍政大員以及重慶政府派來的財政金融接收大員，幾乎沒有一個不利用自己的職權，或者憑藉自己的特殊勢力，把上海各工廠、倉庫或生產機構里的大量物資，儘可能地化公為私，據為己有。第三戰區所屬第三方面軍總司令湯恩伯是上海地區的受降主官，他剛到上海，就把日軍移交過來的軍用大倉庫用封條封起來，派若干武裝兵把守，然後用軍用大卡車分批分期地把物資轉移出去，從此下落不明。上海市長錢大鈞也從偽中央儲備銀行提走大批大金條，用途也未說明。那些接收大員，只重視搬得動的值大錢的東西，對於搬不動的機器和廠房，則任其爛光、偷光，絲毫不加愛惜。接著，行政院長宋子文設立了敵偽物資管理局，通過這個機構，大刀闊斧地把敵偽八年來掠奪人民血汗建立起來的金融、工業機構搶到手，然後扎出一個毛人，以標賣的方法，盤得產權到手。這是一種明目張胆的盜買盜賣的行為。對於民族工商業，就用套黑帽子與查黑賬的辦法，強迫資本家讓出大部分股權，然後用增資、貸款等方式把工廠、公司的管理大權控制在自己的手裡。這是一種巧取豪奪的行為。因此，在中日戰爭結束後的很短時期內，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在全國產業資本中竟佔了百分之八十以上。2

這段話雖然不免過甚其辭，但當時的貪腐泛濫卻是不爭的事實。《大公報》的一篇「社評」就曾這樣評論官員腐敗所造成的嚴重後果：「短短二十天來，我們已經失盡了京滬兩地之民心。」3這張報紙在批評中甚至使用了「失地收復，人心喪盡」這樣尖銳的字眼，用以指控重慶官員腐敗的嚴重程度。不能說，蔣介石對這種狀況毫不知情，或放任縱容，聽之任之。這一點，從他10月26日給上海市長錢大鈞發的一封電報的內容，就足以說明。該電報稱：

余經可靠渠道獲悉，京滬平津地區軍政及黨務人員一直生活奢靡，沉溺嫖賭，並假借黨政軍機關名義，強佔巨宅大院，充作公署，他們無惡不作，不擇手段，及至敲詐勒索。傳聞滬、平情狀最烈。余不知此等官員自覺其行止否。汝有何相關見聞?於光復地區腐化至此等程度而無絲毫自重，在當地民眾而言，無異恥辱，亦是對我捐軀疆場英烈之不敬。余聞此情，為之痛心疾首，亦感愧赧……汝悉電即可著令所部嚴禁嫖賭，並關閉一切假借各機關名義設立之公署。一切敲詐勒索或非法侵佔民宅案件，蓋須一則由市府當局嚴辦，二則俱報本人。不得有任何徇私袒護罪犯情況發生。4

蔣介石看到了自己部下的所作所為，並為之「愧赧」，為之「痛心疾首」，發誓要「嚴禁」、「嚴辦」，但卻找不到治亂的重典、去痾的猛葯。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因此，他的所謂「嚴禁」、「嚴辦」，僅停留在紙面上，根本無從落實。國共內戰爆發之後，兄弟鬩於牆，蔣的心思更專註於內戰，對懲治官員腐敗，即使有心，也終究是第二位的了。蔣介石及國民黨贏得八年抗戰的最後勝利，卻無法贏得人心。而經不起勝利考驗的政府，自然更經不起內戰的殘酷「大比」。抗戰勝利之初，蔣介石可謂滿手好牌，卻被他自己一張張地打成了魚爛之局！《中國抗戰畫史》最後敘寫戰後中國時，已「臨紙惘然」，感嘆「勝利所帶來的希望，有如夢境，愈推愈遠愈渺茫了」！曹聚仁和舒宗僑寫這本書時，勝利才僅過去一年半時間！

對戰後國民黨的蛻變，許多有識之士早有預感。譬如，孤島老人張元濟在抗戰勝利之初就已意識到勝利背後蘊藏隱憂，惟其如此，他並沒有完全沉浸於勝利的喜悅之中，即使在舉國歡慶的時刻對和平的前途也並不抱太多的樂觀情緒。抗戰勝利後不久，他就曾平靜地對家人說：「不要以為天亮以後就有好日子過，國民黨的味道也不是好嘗的。」一方面是額手稱慶，另一方面又保持著特有的警覺，這就是張元濟對時局亦喜亦懼的心懷。

不幸的是，張元濟在抗戰勝利之時的預感很快變成觸目即是的現實，和平之境更迅速化為泡影！一批又一批國民黨「接收大員」從內地湧向日佔區，以各種各樣的名義接管包括工廠、運輸車輛、各種原材料甚至包括電話機在內的「敵產」。據統計，到1945年11月，上海幾乎90%的工廠被迫關閉，失業人員由20萬直線上升至50萬，而且有日趨惡化之勢。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全國20多個主要城市至少有27000家工商企業倒閉，僅上海一地1946年80萬產業工人中就有30萬人失業。與這種情形相比，另一些事更令人氣短。抗戰勝利之後，政府本應嚴懲漢奸，以舒民憤，然而，政府非但沒有照此辦理，反而委任周佛海為上海行動總隊總指揮，周氏乃大做廣告，聲稱政府已委任他為有權力之官。這與其說是一項荒唐的委任，不如說是對民族感情的玩弄。難怪張元濟憤然致書王雲五，其中寫道：「日本戰犯及本國漢奸，甚盼我政府從嚴懲治，一以舒人民之毒恨，一以杜日後之患萌，務乞我兄在內鼎力主張，至禱為盼！」1這封信寫於9月16日，離抗戰勝利僅一個月，而種種情形已令老人不忍目睹。隨著成批成批的「接收大員」的到來，張元濟的心情益發沉重了。他在9月30日致王雲五的一封信中說：「此間情形甚為紊亂。號稱奉命而來者，不知凡幾，任意強佔民居，物價比日寇乞降之始昂貴至一二倍，凡屬新貴，無不花天酒地，似此情狀，甚覺灰心。」2事實上，這並不只是他個人的感受，因接收而人心失盡的評論，在當時報刊中隨處可見。經濟形勢的急轉直下和物價指數的直線上升，以及國民黨「接收大員」的專橫暴斂，使抗戰勝利的喜悅迅速轉化為一種化解不開的鬱結，一種無奈與無言的憤懣，一種尖銳犀利的指控。在這種背景下，和平建設只能是一種幻想。

抗戰勝利後，張元濟本想重振商務印書館，因為那幾乎是他畢生的事業，其中寄託著他的理想和激情。但是，這一切都已不可能。國民黨政府的戰後政策不僅沒有「致民於生」，而且無往不在「致民於死」。與殷殷望治的民眾和渴望和平建設的實業家相比，出版業的處境更為艱難！不用說經濟的混亂和惡性通貨膨脹對它的致命摧殘，就是書報審查制度和出版禁令，以及出版特種稅與居高不下的印刷品郵資，就足以使出版業「奄奄一息」了。1945年一次作家座談會曾有人悲憤地言及在「致民於死」的政策下文化界的必然命運，其中說：「……文藝死了……科學死了……教育死了……出版事業也奄奄一息了。政治不民主，一切文化都沒有前途。」3

就商務印書館而言，在這種政策的摧殘下，已幾乎沒有什麼任何生路可言。本來經過漫長的戰亂歲月的洗禮，商務的處境本已極為艱難，瀕臨破產的邊緣，根本經不起任何方式的折騰。抗戰勝利後，張元濟就曾把復興商務提到議事日程，但從一開始就意識到復興之路困難重重。他在抗戰勝利後不久寫給王雲五的一封信中就明確地說，「復興艱巨」，要求他來滬商定諸事。此後他們之間的書信往返不斷，一個中心的話題就是如何復興商務，俾不使商務之業毀於一旦。1946年5月，王雲五棄商從政後，張元濟不得不以老邁之軀苦苦支撐著商務的殘局。與抗戰時期的商務相比，此時商務的處境更為悲慘！混亂的經濟，飛漲的物價，嚴厲的書報檢查，昂貴的郵資，無不使商務陷入絕境。「從前，編輯和出版教科書是商務印書館的驕傲，如今全部教科書的編輯出版權落入了政府主辦的正中書局之手，商務只有承印的份兒;從前，商務執出版界牛耳，它被迫加入了由國民黨政府發起並通過正中書局來操縱的『十一聯』，必須受政府指導，由政府配給紙張等原材料，吃一些殘羹剩飯;從前，商務印書館在各地的分館是擴展營業的強大力量，如今，隨著教科書編輯出版權的轉移，反成了不堪負擔的累贅。這樣在經受了戰時的深創巨痛以後，商務印書館的業務日趨黯淡，事事落後於人，令人目擊心傷。」1

商務的艱難處境，雖無明確的統計數字，卻可以從1947年2月28日張元濟致胡適的一封私人信件中窺知一二，信中寫道：「二十餘年前商務印書館曾在北平購得藏文經集，似即為吾兄所介紹。後為俄人崗和泰君借閱。歸還之日東方圖書館已毀於倭寇。故即寄存北平圖書館，匯為九十二包。」這些書都是海內僅存的孤本，因為印刷這些書的寺院已毀於戰火，經板業已無存。他請求胡適代為售出，以獲得一些資金幫助商務渡過難關，信中接著說：「東方圖書館恢復無期，且此間亦無要求閱讀之人，如能得價，頗擬售出，以療商務目前之貧。」2後來更落到不得不出售紙型的地步！一家曾經是全國最大的出版機構此時竟不得不靠出售一些善本書和紙型度日，這在當時或許算不了什麼，不是整個出版界都「奄奄一息」了嗎?但就出版機構而言，還有什麼比不得不出售善本書和紙型更悲慘的呢！到1948年，商務已債台高築，出版能力嚴重衰退。同年2月6日，經理李拔可寫給張元濟的一封信中說：「聞公司年終負債已達三百億，分館同人待遇亦照生活指數計算，而盈虧並計，【再】不努力，前途殊為可慮。」33月6日，張元濟在董事會第476次會議上又議及：「公司現在出版新書印刷費用過昂，成本收回不易，嗣後凡銷路較滯或份量過重者，可暫勿出版。」4總的說來，商務和整個出版界一樣，前景十分黯淡。從1947年起，張元濟就痛感「商務難以復興」。而在一年之前張元濟儘管已意識到「復興艱巨」，但還是有信心的。從「復興艱巨」到「難以復興」，張元濟認識上的這種變化，一方面固然是他對商務前途的認識，另一方面更是出於對時事的絕望。1948年8月1日他致胡適書說：「自去夏以來，默察館事日非，且大局尤見危險。數十年之經營，不忍聽其傾覆，遂不得不插身於此中，苦況殆不堪為知我者道也。」5正是在他的精心擘划下，商務在近乎絕境的悲慘狀況下，依然得到文化界一些有識之士的支持，出版了一批至今仍有影響的著作，這些著作包括：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馮友蘭的《新原道》、《新事論》，蕭一山的《清代史》，潘光旦的《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及譯著《性心理學》，王力的《中國現代語法》，羅根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陳恭祿的《中國史》，董作賓的《殷墟文字(甲編)》，許地山的《危巢墜簡》，連橫的《台灣通史》，楊端六的《工商組織與管理》，孫本文的《社會學原理》，林語堂的《啼笑皆非》，等等。可以想見，假使沒有爆發內戰，商務必能復興，為整個文化界和讀書界奉獻出更多優秀的精神產品。但是，在內戰的背景下，商務維持尚且困難重重，更遑論「復興」！這不僅僅是商務一個出版實業的悲劇，更是在嚴重的經濟衰退中中國整個出版業和文化界悲慘命運的寫照。

如果說國民黨政府的內戰政策對商務是一個致命的打擊，那麼對張元濟本人則更是一場從肉體到精神的雙重摺磨。他是一個自覺於天下家國之責並傾其全力在民間默默地謀求和推進中國社會進步的人。自戊戌以來，他就把「扶助教育」和「為國家謀文化上之建設」引為自己的終身事業，以自己的清明理智和文化良知把商務從一家小印刷廠逐步轉變而為全國乃至整個東方最大的文化機關，其所以如此，無非是為了提攜更多的國民和保存民族的文化資源，為國家增添元氣和樹立根本。而今，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幾乎傾注著他畢生心血的事業在內戰的烈焰和炮火中掙扎，卻拿不出任何有效的拯救之策，其內心的痛楚是可以想見的。明乎此，就能夠理解這場內戰對他精神上的打擊究竟有多大，就能夠理解他為什麼對內戰如此深惡痛絕！商務是難以「復興」了，他個人的生計也再次陷入困頓。從1946年8月起不得不重新「開始賣字」，並在1947年3月和1948年1月兩次提高賣字的潤例。即使如此，依然敵不過直線上升的生活必需品價格，常常入不敷出。1948年6月4日，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自述道：「入不敷出，弟垂暮之年尚須鬻字以助日用，凄涼身世真不堪為知我者告也。」1這種牢騷話，過去是沒有的。國事，館事，家事，事事不平，無往不在刺激老人的神經！城郭依舊，人事已非。本來經過劫難，民族國家元氣大傷，社會經濟凋敝不堪，人心浮擾紛亂，亟須有一個和平環境來治理戰爭所造成的民族創傷。而國民黨政府卻迫不及待地消滅異己，發動內戰，把國家弄到山窮海困、民不聊生的地步！張元濟再也按捺不住自己多年鬱積的悲憤之情，一改昔日之沉默，從低調走向激昂，對國民黨政府的內戰政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在他的批評中，只有一個主旨，那就是對天下蒼生的深切關懷，真正體現了一個垂暮老人的道義和良心。

張元濟和商務印書館的戰後經歷，由歡笑而憤怒而絕望，其實是那一代人的共同記憶。1946年8月10日，一個筆名「少夫」的作者在《申報·自由談》上發表雜文《勝利一年》，其中表達的正是這種無奈和憤怒：

去年今日，是個狂歡的日子，在重慶，人都像發了風，大喊大叫，到處是鞭炮，酒瓶和號外。記得下館子小酌，因為趙丹兄自新疆出獄歸來，特為他接風。飯後出了館子，馬路上便掀起一陣怒潮，美國新聞處的油印小型號外日本正式投降，在到處散發，我急急忙忙趕回報館，而趙丹兄回寓時，據說屁股被馬路上亂擲的酒瓶所傷，感情的迸發，八年來結的痛苦都得到一個宣洩，歡笑中流著淚，真不知是一種什麼滋味。

不僅是重慶罷，全中國各地的人們都會發生那樣的心理狀態———流著淚的笑，還有點無措的茫茫然。

一年以前的今日，對於未來的日子，我們是怎樣想的呢?不敢說那是一個美麗的夢，對於現實真能理解的，是不可能存有奢望的，然而總在相信未來的日子至少比過去八年要鬆動得多，這個最低限的信念總是有的，可是過了，這三百六十五天，卻連這點都打碎了，老實說，今天我們大家的痛苦，還在一年前以上。

我們並不怕通貨膨脹，不怕物價高，不怕生產停滯，我們所怕者建國大計不能進行，無期限的拖捱不生不死局面;所怕者貪墨橫行，社會風氣敗壞，人人到了失去信仰階段。這樣的勝利，勝利所帶來的是這些，卻不是我們所能想像，也更不是我們所能接受的。

勝利一年了，檢討一下這本爛賬，今日還是該流淚，恐怕流淚時不是歡笑而是憤怒了。

1947年10月10日，抗戰勝利後的第三個「雙十節」，《申報》發表的「社論」曾意味深長地對比了勝利以後的三個國慶節，並透過這種對比，清晰地看到了人心的變遷：

前年國慶節是，離勝利未久，但在國際上既充滿了和煦的陽光，樂觀的空氣，而且在國內也是氣象一新，全國的人民都沉醉在慶祝勝利的狂歡里。曾幾何時，一年易過，到了去年的國慶節，已由絢爛而趨於平淡，整個世界漸為愁雲慘霧所籠罩，而在國內又到處聽見一片殺伐之聲。但是去年今日，希望縱微，究還未絕。國際的陰霾並非不可吹散，國內的和談也仍盼其成功。今年則滿街市雖掛滿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一如往歲，而人們的心頭，大都蒙著沉重的暗影，人們的足下，大都帶著沉重的步伐！

抗戰勝利帶給上海人民的喜悅曾經是非常真實的，他們對領袖的敬仰和熱情也是非常真實的，這種喜悅和熱情里，有度盡劫波之後重獲自由與解放的歡欣，更寄託著對戰後和平與安定生活的憧憬與渴望。然而，由這種歡欣、憧憬與渴望匯聚起來的人心與民氣，就這樣在內戰的烽火和生存的煎熬中一點一點地被消磨殆盡，最後轉化成排山倒海而來的憤怒和足以衝決一切的力量。正是藉助這種憤怒和力量，中國歷史做出了另一種選擇！

注釋

1中國許多歷史教科書和抗戰史著作通常以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向各地軍民廣播《終戰詔書》(即所謂「玉音廣播」)作為日本宣布投降「二戰」結束的標誌，這是不準確的。日本天皇裕仁的廣播講話是講給各地日本軍民聽的，主旨是向國民解釋他接受中美英蘇四國宣言的不得已苦衷。他告訴國民：他接受中美英蘇四國共同宣言，是「鑒於世界情勢與帝國之現狀」，而採取「非常措置收拾時局」。因為「戰局未必好轉，世界之大勢亦不利於我，加之敵使用殘虐炸彈，頻頻殺傷無辜，慘害所及，誠不可測，且若繼續交戰，不但我民族終告滅亡，且人類文明亦必被毀。」《詔書》美化侵略，只承認向美英兩國宣戰，無一字提及「九一八」事變以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對自己的子民、則以「勇戰」贊他的陸海將士，以「精勵」譽他的百僚有司，以「奉公」誇他的一億眾庶，讚揚他們「各盡最善」。《詔書》中沒有出現「戰敗」、「投降」等等字眼，更沒有一絲一毫的歉意和悔意，只是為了保他的「億兆赤子」，才命政府接受共同宣言。更耐人尋味的是，上海日偽控制的《申報》刊登這封《詔書》時使用的標題不叫「投降詔書」，不叫「停戰詔書」，甚至也不叫「終戰詔書」，而叫「日皇頒和平詔書」，彷彿日皇成了人類文明的挽救者和世界和平的締造者。8月16日，仍受日方控制的香港《香島日報》甚至發表題為「日本與世安寧」的社評，胡說日本宣示接納美英蘇中四國宣言，是為了「與世安寧」。社評稱「為避免無辜的損害，日本秉其維護世界和平的決策，乃有今日世界歷史以來，全球各地共慶和平的日子。」這種是非顛倒的奇怪邏輯，後來竟成了日本右翼人士拒絕承認侵略、拒絕反省歷史、拒絕道歉謝罪的精神源頭和主要依據之一。所以，戰後幾十年間，日本官方認可的史書不提8月14日致盟國的同意投降電，也諱言9月2日在東京灣「密蘇里」號戰艦上籤降書一事，卻竭力突出8月15日天皇裕仁頒布的《終戰詔書》或「玉音廣播」，就不奇怪了。

2Eskelund，Paula，andSchiff.SqueezingThrough！ShanghaiSketches1941-1945，N.p，1945。轉引自[美]魏斐德：《紅星照耀上海城——共產黨對市政警察的改造》，梁禾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2-23頁。

3[美]傅葆石：《灰色上海，1937-1945：中國文人的隱退、反抗與合作》，張霖譯，三聯書店，2012年，第157-158。

4參見周武主編：《「二戰」中的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5年。

5陶菊隱：《大上海的孤島歲月》，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256-257頁。

6參見舒宗僑：《第二次世界大戰畫史》(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548頁。

7舒宗僑：《第二次世界大戰畫史》(下)，第614-615頁。

8曹聚仁、舒宗僑：《中國抗戰畫史》(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729、731頁。

9陶菊隱：《大上海的孤島歲月》，第260頁、第261頁。

10陶菊隱：《大上海的孤島歲月》，第260頁、第261頁。

11舒宗僑：《第二次世界大戰畫史》(下)，第618頁。

12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2《書告》，台北：台灣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年，第121-124頁。

13《掃蕩報》1945年8月16日。

14朱喬森：《我的父親朱自清》，《百年潮》1999年第1期。

15張樹年主編：《張元濟年譜》，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第514頁。

16《上海「二戰」淪陷期間日控集中營史料首次公布》，見httP：//www.enorth.com.cn2005-02-0222：43。

18潘光主編：《艱苦歲月的難忘記憶——來華猶太難民回憶錄》，時事出版社，2015年，第197-199頁。

19《蔣介石日記》(手稿)，1945年9月2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1928年濟南「五三慘案」後，蔣介石開始在每天日記的起始處寫下「雪恥」兩字，幾無中斷，故其稱「雪恥的日誌不下十五年」。轉引自汪朝光：《抗戰勝利的喜悅與對日處置的糾結——由蔣介石日記觀其戰後對日處置的雙面性》，《抗日戰爭研究》2013年第3期。

20《蔣介石日記》(手稿)，1945年9月9日、15日。轉引自汪朝光：《抗戰勝利的喜悅與對日處置的糾結——由蔣介石日記觀其戰後對日處置的雙面性》，《抗日戰爭研究》2013年第3期。

211946年國民政府正式形成決議，以每年的9月3日為中國抗戰勝利紀念日。

22參見敬業：《狂奔、狂叫、狂舞、狂歡——重慶人民歡慶抗戰勝利紀實》，《四川檔案》2005年第3期。

23《申報》1945年8月21日。

24《申報》1945年9月2日。

25舒宗僑：《第二次世界大戰畫史》(下)，第635-637頁。

26《申報》1945年9月4日。

27轉引自汪朝光：《抗戰勝利的喜悅與對日處置的糾結——由蔣介石日記觀其戰後對日處置的雙面性》，《抗日戰爭研究》2013年第3期。

28參見《申報》1945年8月23日。

29《申報》1945年8月29日。

30《申報》1945年9月3日。

31《申報》1945年9月11日。

32《申報》1945年9月15日。

33《八年來首次勝利國慶大遊行》，《上海圖畫新聞》1945年第4期。

34《民國日報》1945年10月11日。

35以上引文見《民國日報》1945年10月11日報道。

36參見《祝勝第二日》，《民國日報》1945年10月12日。

37參見《祝勝第二日》，《民國日報》1945年10月13日。

40《申報》1946年2月12日。

41《申報》1946年5月5日。

42《申報》1946年5月6日。

43錢大鈞：《慶祝勝利與克盡責任》，《民國日報》1945年10月10日。

44陶菊隱：《大上海的孤島歲月》，第270頁。

45《大公報》1945年9月27日。

46《新民報》1945年11月2日。

47張樹年主編：《張元濟年譜》，第511頁。

48張靜廬輯：《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丙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39頁。

49董進泉、陳夢熊：《現代出版楷模張元濟》，《中國大資本家傳》(9)，北京：時代文藝出版社，1995年，第486頁。

50張樹年、張人鳳編：《張元濟書札(增訂本)》中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836-837頁;第838頁。

51張樹年主編：《張元濟年譜》，第529頁;第531頁。

52張樹年主編：《張元濟年譜》，第5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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