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不要阻止我成功

圖片來源@Unsplash

文｜財經無忌，作者｜無銹缽

「只有出去看看，你才能知道你和大城市裡的那些人差距有多大。

這是今年4月初，我在值機時，和一位羅振宇狂熱粉絲之間對話中的一句。

作為一個對羅振宇並不感冒的人，我並不知道自己將在往後的幾個月里，見證著他關於暴風、鎚子、ofo等一系列商業模式預測的失敗，這還不包括此前被他嚇出一身冷汗的拼多多。

而在那趟原定於7點10分飛往北京的航班因為某種「不可抗力」因素晚點的三個多小時里，我和這位羅粉之間的關係還算和諧，畢竟，我們一同見證了焦躁的旅客頻頻徘徊於洗手間和便利店的玻璃櫥窗之外。

去年的一場節目里，竇文濤講過一個數據，說機場的航班每滯留10分鐘，零售店的銷售額會隨之上漲16%，那期節目是討論書的，主題叫做「讀什麼書成什麼人」。

倘若這個數據是真實可信的，那麼不計算邊際效益的遞減，那場延誤的小小風波中，我第一次好奇旅客多消費的那288%里，屬於圖書的份額會有多少。

統計數據之外的世界裡，儘管缺乏相應的研究支撐，但一個明顯的感受是，十米見方的機場書店裡，留給人文社科類書籍的空間正在不斷的被壓縮著，取而代之的，則是品質良莠不齊的管理學秘籍和成功法則。

在那航班延誤促成的「心靈之旅」中，擺在書店外陳列架最顯眼位置的書，是瑞·達利歐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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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蘭在脫口秀大會裡講過一個段子，中午在單位里午休，玩個手游，結果聽到旁邊同事手機里傳來羅振宇的聲音：

「你這個時間來聽我講課，過幾年，你就會和身邊那些睡覺玩手機的傻子們不一樣。」

對於這句莫名其妙的話，他以一種幽默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費解：「你幫別人學習就幫別人學習，罵我幹什麼？」

某種難以理解的邏輯背後，這一建立於矛盾之中的焦慮販賣，正在日漸成為「成功學大師」們的宣傳主流，因為對於現代意義上的成功課程來說，社會矛盾的對立，正是一切焦慮賴以存在的土壤。

比「我過得不好」這件事更刺激人的，永遠是「別人過的比我好」。

這種以構建矛盾為主題的表達手法，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成為了羅振宇等「第三代成功學大師」們闡述觀點的策略，例如下面這句著名的論述：

「有的人生活在晚上十點，因為他留在昨天；有的人生活在凌晨兩點，他必將迎接未來。同樣是伸手不見五指，但這就是區別。」

在那之外，藉助於這一表達手段，新時代的成功學也終於得以脫離過往歷史的束縛，展現出了更多層次的價值侵略。

過去的六十五年里，源於戴爾·卡耐基的成功學曾經三次向世人揭開自己神秘的面紗，僅僅是在那本家喻戶曉的《人性的弱點》里，卡耐基的初衷還是藉助於心理學和溝通技巧幫助人們緩解壓力，讓人們更加自信，從容的應付社交、工作和生活。

這種樂觀向上的知識曾經為他贏得了無數讚譽，美國總統肯尼迪稱讚他「讓無數人明白了積極生活的真正意義」，《紐約時報》說的更肉麻，稱他是「美國精神的象徵」。

而這位影響了全世界的男人，其理論僅在去世十二年之後，就已在席捲全球的金融浪潮中變得面目全非。

在著名的華人成功學大師陳安之這樣向他的信徒們分享自己的經歷：「25歲我在台灣成立陳安之研究訓練機構時，每個月賺新台幣一萬元，辦公室非常小，公司沒有影印機，每天吃炸醬麵及白吐司連續一整年。」

「短短2年半之內，我開的車子從標緻405到賓士S600，到27歲的時候，我成為了億萬富翁。」

而這一過程，靠的就是他引以為傲的「陳安之成功學」。

在九十年代市場經濟體制日漸開放的大環境下，伴隨著陳安之「要成功，先發瘋，頭腦簡單往前沖」的口號，成千上萬的「外來人員」湧入南方的的廣東和深圳，因為缺乏相應的知識體系和工作經驗，他們大多選擇了和人生導師一樣的起點：銷售。這也為後來的南派傳銷奠定了基礎。

歷史之外，究竟有多少人因為陳安之的學說取得了成功，我們無從得知。

唯一可以參考的是，那句著名的「發瘋論」被作為一種絕妙的諷刺，改編進了2017年上映的電影《熊出沒之奇幻空間》中，而被導演安排喊出這句話的，則是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光頭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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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卡耐基以來，三代成功學的導師們都曾經賦予過成功學不同形態的定義。

在這基礎上，如果說卡耐基的成功標準是「個人人格的完善」，那麼陳安之的成功標準無疑要簡單許多：「有錢」，或者說「事業有成」，而再之後的羅振宇們的成功標準，則更為直接：「比別人有錢」。

不考慮這些流派誕生的時間背景，單論價值層面，新一代成功學導師們的理念相比於過去，受眾面無疑更小、更精英，每個人都可以完善自我人格和事業有成，但每個人都比別人有錢，從邏輯上講就是不可能實現的東西。

而在那之外，這些由成功學導師們苦心推理的法則，真的就能確保人的成功嗎，答案或許也不盡然。

以前幾年著名的商學著作《基業長青》為例，其這本書的作者，斯坦福大學著名教授詹姆斯·柯林斯和傑里·波拉斯兩人，運用了各種科學的研究手法，歷時6年，從浩如煙海的企業名單中遴選出了18家研究樣本，為了避免「發現大樓」的困境，他們還特地為每家企業都制定了一家用於對照的參考公司。

然而最終的結果是什麼呢？

有人做出了統計，這本書於1994年所選拔的這批平均壽命超過80年的公司，時至今日，有超過一半的累計收益率為負數，換而言之，如果你在1994年投資了這一榜單中的公司，那麼你個人資產增值的可能並不會比其他人更高。

特別是，考慮到這些公司全部都是歷時數年精挑細選之後得出的成功楷模，其中不乏沃爾瑪、索尼、迪士尼能世界頂尖企業，然而對於這些早已屹立於成功之巔的企業來說，過往80年的成功經歷，卻讓他們連20年的風雨都無法挺過，各中原因難免引人深思。

或許，正如「後視鏡原理」所闡述的那樣，無論是經商還是從事其他行業，在財富的賺取中，頻繁對歷史的觀察都無助於人認識到眼前道路的走向，因為商業，本質上就是一個瞬息萬變的環境。

更何況，這種藉由對於成功人士經驗的總結得出的成功法則，無疑帶著不可避免的「光環效應」。這一由心理學家狄恩發現的原理指出，人們總是會誇大一些他們喜歡的人身上所具備的品質，並且在更多的環境下「見其一點，不及其餘」。

一個人可以從馬雲穿著的布鞋中看出儉樸，從吃冰棍握手中看出不拘小節，從阿里巴巴的創業史中看出領導力和吃苦精神，然而即使全盤組合這些品質，世界上也不會再有第二個馬雲出現。

因為所謂的成功，本質上只是摻雜著一絲必然性的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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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此基礎上，對另一個問題的回答也顯得更為迫切：

雖然讀成功學不能保證成功，但不讀成功學也並不能保證成功，相比之下，讀一讀如何自我管理、如何實現人生目標之類的東西，難道有錯嗎？

當然沒有錯，成功學並不是原罪，真正的原罪是人們急功近利的貪慾，是對於成功的輕視和對於不勞而獲的渴望。

內心深處，人們都知道成功需要腳踏實地的奮鬥和命運機遇的垂青，然而，日漸擴大的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卻在無形中成為了催生一代躁動價值的幕後推手。

這之中，基尼數字作為衡量全球貧富差距的指標，已經連續多年大幅增長，2008年，聯合國大學和世界發展經濟研究所估算出的全球基尼係數為0.89，遠遠超過了公認的0.6危險線，其中，另一份報告的數據顯示，個人資產超過1百萬美元的人數只佔總人數的0.7%，卻擁有全球總資產的44%。

在此背景下，簡單無腦的成功學派的興盛，無疑加速了文化市場上劣幣驅逐良幣現象的猖獗。

在噹噹網上，以成功為關鍵詞搜索，得到的圖書商品超過46萬件，而相形之下，以思考為主題的圖書只有區區5萬餘件。

即使是在汗牛充棟的成功學教材中，真正耐心講述科學道理的，也是少之又少，大部分風靡市場的教材，是關於「如何在三個月內賺到人生的第一個一百萬」的指導，顯而易見的是，這一類教材和課程的生命，也就僅僅只有這三個月。

香港學者梁文道曾經提出過一個觀點：「書店是社會的一個縮影，到任何一個地方，看一看那裡貨架上擺放的書籍，你對當地就會形成一個初步的認識。」

無獨有偶，著名經濟學家索羅斯的私人顧問，在揭秘這位傳奇經濟學家的一生時，也曾得到過一個相似的看法。

在那場世紀之初的訪問里，索羅斯專門去了一趟西單書店，當他站在書店樓時，目之所及，只有三四人在看哲學，這位顧問後來回憶道，目睹這一切的他的心情很沉重，因為那個年代的學術氣氛和他看到的學術氣氛，年輕人都看怎麼掙錢的書，沒有人看哲學的書。

某種程度上，這或許是新時代里，人們對於「道」和「術」的一種爭執，然而不幸的是，這種爭執並沒有帶來經濟和生產力的興盛，只產出了「堅定信念就一定能成功，不成功就是信念不堅定」的邏輯詭辯。

而在這一詭辯之外，比「我要成功」的觀念更不幸的，是「我必須要成功」的信念，比「我必須要成功」更可怕的，則是一種對於單一人生的偏執：

「請不要阻止我成功。」（本文首發鈦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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