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對儒家思想愛恨交織的矛盾心理

孔子雕像

曹操以閹宦之後崛起於漢末，御名士，挾天子，征服群雄，稱霸北方，成為漢末三國之際一個偉大的軍事家和政治家。他一生多以法治國、以法治軍，也多以法御下，故而後來史家評他是：「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但學者論及他時也多冠之以好刑罰之名，如傅玄曰：「魏武好法術，天下貴刑名」。然而事實上曹操的思想是多層次的，他所採取的治國措施也不是單一的法家之治。法家思想文化固然使他認識到了亂世用重典的必要性，使他在此後所主導的政治生涯里於撥亂反正中多以刑罰為主要統治手段，但儒家文化思想同樣以獨有的治國教化功能使他認識到儒家思想在治國理民中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這使曹操在亂世施治中對之既無法完全依賴又不能完全捨棄。

一、曹操對儒家文化思想的接受

史載曹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又雲其「少好飛鷹走狗，遊盪無度」，陳琳在為袁紹所作檄文中更罵他是「贅閹遺丑，本無令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這些無疑讓人感到曹操是一個不學無術又放蕩無節制、唯恐天下不亂者。然而事實是否真的這樣？史書又載：曹操「年二十，舉孝廉為郎」，為議郎之初即上書陳說「陳（蕃）（竇）武等正直而見陷害，姦邪盈朝，善人壅塞」之事，可見曹操二十歲前不僅已身具孝親禮讓、清正廉潔的德行，出仕後亦顯示出正身立朝、不畏權貴、嫉惡如仇、力匡朝政的優良品格。也因此，即使曹操其時還很沒名氣，名士橋玄從他的言行中便認為他將是漢末大亂「安生民」的「命世之才」。

曹操畫像

如果說曹操是一個放蕩奸詐、唯恐天下不亂者，這些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漢末名士又怎麼會讚賞他、推許他？如蔡邕等又怎麼願意和他交往，甚而橋玄還引導他「交許子將」取名於時？由此不難看出，所謂曹操少年時「飛鷹走狗，遊盪無度」、「本無令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等某種角度上不過是一種歪曲之語。

而且由曹操年輕時就已「博覽群書」、「明古學」以及起兵之後仍然「手不舍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等也可看出，曹操不但早期接受了較為系統的儒家文化學習，成年後更沒少花時間和精力來鑽研儒家文化思想，可以說終其一生曹操都沒有離開過對儒家文化的學習和研究。畢竟儒家思想在兩漢一直居統治思想，儒學為官方之學，使它上對帝王將相，下對一般士人乃至整個社會的群體意識都有極重要的深遠影響。而人是社會的產物，也是傳統文化的產物，生長於一定社會環境之下的任何人無不會在思想上被深深地烙下這個時代主流思想意識的痕迹。

在兩漢普興儒學、崇尚儒學，以儒學為進身之本、以儒家思想為衡量事物準則的社會環境下，曹操無法不學習儒學，也不能不以儒家思想為價值觀和人生觀的某種依據。也因此，曹操不僅在年輕時顯示出為名士所欽佩的某些儒士品質，在以後的政治生涯里也多顯露出其價值觀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漢末以荀彧為代表的一大批儒學名士最後擇曹操而輔，除了因曹操有雄才大略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看到了曹操秉持有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治世思想。

曹操劇照

二、曹操對儒家文化思想的敬畏

漢末，由於儒家文化思想在社會上仍然發揮著很大的意識作用，而自身又深受儒家思想影響，所以曹操對儒家文化思想始終都存有一份深刻敬畏。這種敬畏既表現為他一方面繼續沿用儒家思想為執政思想，另一方面依據現實統治需要實行某些與儒家思想相衝突的措施時又表現出對儒家思想的一種妥協。就前者來說，曹操的許多舉措都體現了這點。譬如用人方面，他就頗為重視有儒學素養才德兼備者。如任用蔣濟為丞相西曹屬、任用邴原為五官長令史、以崔琰為東曹掾、以徐宣為左護軍留統壽春等，在曹操統治集團里，很大一部分官吏即使不是儒學之士，也有著儒學背景。

在對待這些儒士的態度上曹操也是尊之重之。如邢顒曾「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欲按法治罪，曹操卻以「顒篤於舊君，有一致之節」免除對他的刑罰處置。再如用畢諶為兗州別駕後，畢諶卻在張邈叛亂時投降張邈。儘管曹操因此很憤怒，可當再次俘獲畢諶，「眾為諶懼」，以為他要殺掉畢諶時，他卻以「夫人孝於其親者，豈不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不但免畢諶一死，還以之為魯相。不論是辟用邢顒恕其擅離職守之過，還是任用畢諶原其背叛之罪，一向以嚴格執行法令著稱的曹操卻在儒家忠孝面前寬貸枉法。

在改變風俗和推行文化教育方面，曹操同樣以儒家思想為主導。針對漢末以來社會風氣衰敗現象，他頒布和推廣《禮讓令》，以為「斯合經之要矣」，並在頻繁的戰爭中積極興學重教，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這些行為不但使儒家思想得以延續和播揚，也極大地影響了曹魏大臣及其繼位者，至於魏文帝、明帝乃至高貴鄉公曹髦皆能在很大程度上實施措施振興儒教，而大臣如劉馥、楊俊等也都能在任職一方時興修學校，傳播儒學。

不僅如此，在家庭教育上曹操重視的也是儒學教育，要求子孫勤讀儒家學說，並請精篤儒業者如邢顒、崔琰、邴原等來輔導他們，以此故，曹丕「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而曹植等也都深受儒學熏陶和影響。可見在曹操的思想里，不論是用人還是處事始終都深受著儒術治國理念的影響，在他的價值觀、世界觀里始終都有著儒家文化思想這桿標尺。

特別是當統一北方大局趨於基本穩定的情況下，面對人們議論他「有不遜之志」時，建安十五年十二月他頒發了《讓縣自明本志令》，於其中他自剖心跡，以齊桓、晉文和周公自譬，強調了自己沒有篡漢之心只有忠漢之舉、自己將永遠忠漢等，這讓人看到了曹操從心理上無法真正走出儒家「君君臣臣」那一套理念的約束和限制：不僅擔憂自身偏離儒家思想，也非常畏懼他人視其言行有偏離儒家思想的表現。不僅如此，在對待一些名士拒絕與他合作的態度上，曹操往往也多從儒家思想角度考慮表現出妥協和退讓。禰衡為漢末名士，被孔融所舉薦，曹操欲用之。但禰衡恃才多「罵辱曹操」，這使曹操非常憤怒，很想因此殺掉他，但又正如曹操所說：「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

因此曹操將他送與劉表。而劉表怒衡貶己，又將禰衡送與黃祖。「後衡眾辱祖，祖殺之。」禰衡是人才，曹操欲用禰衡卻不為所用，而禰衡寓居荊州，加上劉表在荊州大興儒學，「寬和愛士」，因而曹操將禰衡送回與劉表，本是情理之中事，無需多猜疑，至於後來劉表送禰衡與黃祖也非曹操所能料，因此說曹操「挾數用術」殺禰衡並沒有充分確切理由。儒家認為：「寧喪千金，莫失士心。」強調為政者要從民望、得民心。從史料來看，曹操不殺禰衡實質乃是源於他內心畏「名」於己不利，害怕由此背負罵名，破壞自己尚德行、崇禮讓的形象，從而無法實現其「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願望。一句話，曹操不殺禰衡實是他畏懼儒家思想的一種軟弱妥協的表現。

曹操高陵

同樣，在對待楊彪和田疇態度上曹操也表現了這種內心。楊彪為漢末名望公卿，也為一時儒學名士，在曹操與袁氏對抗過程中，他與袁術聯姻並稱疾辭官，這使得曹操對他非常不滿和反感，故而後來曹操逮到機會便「誣雲欲圖廢立，奏收下獄，劾以大逆」。然而最終在眾多儒士求情下，加上擔心「殺一人而失天下心」，曹操只得將他赦放。這可以說是曹操屈服於儒家施政思想的又一舉動。而田疇不僅為漢末儒學名士，在曹操東征烏桓時還有功於曹，曹操因此幾次要賞賜他，但都被堅拒，這使曹操頗為不滿，故而欲強令威逼之。

最後曹操也是在「匹夫守志，聖人各因而成之」等儒家理念作用下無可奈何地屈就了田疇志向。而且在曹操執政後期，他不僅在地域上實現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統治局面，在政權內部也幾乎消除了興漢反曹勢力，他的統治已基本得到社會認同，然而即使這樣，在時人認為他已可代漢而立，如孫權上書稱臣，陳群、桓階等人勸他稱帝時，曹操還是囿於儒家思想的限制，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沒有廢漢稱帝而仍選擇做漢的大臣。可以說，儒家思想在曹操心目中是有著很高的地位的，曹操對儒家思想的敬畏貫穿其一生。

曹操高陵中的圭形石牌

三、曹操對儒家文化思想的叛逆

儘管儒家文化思想在漢末社會意識中依然發揮著很大程度的導向作用，曹操在施政中也深受其影響，但一如漢宣帝所謂「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漢末社會政綱馳壞、刑禮墮敗、吏治混亂和強權當道之時局，相對於西漢穩定局面而言已不可同日而語，因而也更非單一儒家思想所能扭轉治理現狀，以此故，漢末亂世曹操在不棄儒家思想施政的同時始盛亂世用重典，將法治和儒家思想等相結合來撥亂反正、治理社會。為此他不但早年為官洛陽、濟南以重刑懲治貪官污吏，在後來與群雄相爭過程中他也是一方面推行儒家思想統治，一方面為維護、擴大統治政權又不為儒家思想所限實行了許多非儒政策和措施，顯示出諸多如田餘慶先生所說的「叛逆思想」。

這其中眾所周知的「求才三令」可說是其中較突出的一點。在「三令」中曹操將一些不符合儒家用人標準甚至和儒家思想相左的理念如「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等用作取才標尺，從而在尊儒的同時又在社會上開了顛覆儒家用人以德的標準。清人顧炎武因此認為：「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不難看出，在後人眼裡，求才三令的頒發不說和儒家思想完全背道而馳，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對儒家思想的偏離和違逆，「是違反名教傳統的」。

突顯法治可以說是曹操統治時實行的和儒家思想治世理念相衝突的又一叛逆行為。曹操統治時明賞罰、重刑罰、實行了不少法治措施，帶來了社會秩序的較快恢復和經濟發展以及學校教育的推廣、社會教化的較好施行，但以法治為主要統治思想，強調嚴刑峻法又必然使曹操對刑罰的運用遠遠超出以儒術為治國準則人士所能認可的限度，因而曹操很大程度上以刑罰為主要手段的治理方式和思想在他們眼裡便表現出了背離儒家思想甚至是對抗儒家思想的態勢，這也就導致其時主張儒術治國的人認為：「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表明曹氏並不以儒學為務。

曹操高陵中的刻銘石枕

陳琳檄文所說：『細政苛慘，科防互設』，反映的是儒家豪族對曹操重法術的看法。好法術可以說是曹操鄙棄儒術的一種必然結果。可見，以重刑罰為特色的社會治理雖然不過是曹操在漢末重建統一社會秩序中的一個主要手段並被名士郭嘉看作是「治勝」之表現者，卻不可避免地顯示出了很大程度上對儒家思想的「叛逆。

此外，嚴格推行節儉可以說是曹操施政中與兩漢以來的儒家思想相衝突的又一行為。兩漢以來的儒家思想崇尚奢華生活，主張錦衣玉食、鼎食鐘鳴和曼妙歌舞，因此在兩漢特別是東漢，奢華生活幾乎成為貴族社會普遍習俗，而這種習俗到東漢後期是愈演愈烈，至於「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曹操執政後對此予以大力糾正，不但身行節約，還以崔琰、毛玠「典選舉」，在官吏間普遍推行節儉之風，由此扭轉奢華風習的同時，也帶來了國家經濟實力的恢復和發展。

但曹操所為與兩漢以來的儒家思想重禮所崇尚的豪奢生活理念相違背，且在政策執行中又稍顯矯枉過正，所以不但丞相掾和洽諫說：「……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而一些貴族士大夫也並沒有完全依照執行，可見，曹操的節儉思想是為漢末儒學士大夫所排斥和反對的，在他們眼裡，曹操對節儉政策的嚴格推行無疑是反儒家思想的，因而曹丕執政後，曹操的那種嚴格節儉思想便在儒學世家大族施治思想里漸消解於無形。

總之，在承襲兩漢社會思想下，漢末崛起的曹操一生政治作為中既表現出有源於社會思想意識、政治理論和本身文化修養等方面的對儒家文化思想的敬畏，也有重建統一秩序、因時施政、建立曹氏政權政治需要方面所採取對儒家思想的某些叛逆舉措，從而敬畏與叛逆成了曹操政治生涯裡面對儒家文化思想存在的一種矛盾糾結心理。

參考文獻：《三國志》、《晉書》、《後漢書》、《說文解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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